|
1931—1932年间，上海老北门总台和外滩国际电台党团组织在朱理治同志领导，大致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发展社研分会成员，发展团员，成立党小组；成立各种专业职工协会、工会，如报差工会、报务员协会、业务协会等；组织抗日救国会，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公开活动，如在小西门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等；用半公开和秘密方式为红军捐募公债。另外，还组织了两次老北门总台报差要求加薪的斗争，都取得了成功。 （二）上海四马路电报局、国际电台和大北、大东、太平洋水线公司等电信单位的报差斗争风起云涌，纷纷向总台的报差工会取经求教。总台中工资较低的报务员也组织了起来，进行加薪斗争，成立了微薪报务员组织。 （三）组织总台报差为上海中共中央机关递送密件（当时国民党警察、外国巡捕、特务等，还不敢对电报局的报差搜身检查）；组织报差以递送电报为名，探查地下党重要机关周围的敌情，以保证党组织安全；组织部分职工为一些地下党组织搬家和抢运文件等。我就曾为朱理治同志搬过两次家，并取出了一些密件。 （四）动员和输送无线电报务员去中央苏区，加强那里的无线通信工作。中央军委通信部原副部长罗若遐（又名岳夏）当年就是上海老北门无线电总台的微薪报务员，是朱理治同志介绍他去中央苏区工作的，对苏区无线电台工作起过不小的作用。
那时，革命处在低潮，工作十分艰难，安排工作主要靠单线联系。朱理治同志安排上海电信方面的工作，一般都是同我个人联系，听取我的汇报。偶尔，我同陈国栋、陆仲陶一起去谈话，但他同其他人可以说没什么接触。因此，直到现在，上海电信方面的老同志中多数人可能还不知道，朱理治同志是我们党在上海电信行业中革命队伍的奠基人。 当时，电信方面的一些革命活动，表面上看是自发的，实际上都是朱理治同志事先做的安排。比如，社联（社会科学联合会的简称）、社研派邓初民、丁玲等来老北门总台作时事报告，作“帝国主义与文化”的报告，组织外滩国际电台进步职工演出由楼适夷编写的话剧“SOS”（这个剧本曾在党内刊物《北斗》上登过），这类活动事先都是朱理治同志或直接或间接安排的。但那时即便是当事人，如报告的人和听报告的人，也不知道其中具体的安排过程。所以，有些同志误以为这一切都是我或电台其他党员组织领导的，其实，我们不过是做些事务性的联络和布置工作，真正的掌舵人是朱理治同志。 （待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