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雪域老兵吧”平台在本周一推出了原西藏军区郄晋武司令员于1990年11月写的悼念吴忠战友的文章《光辉的榜样，无限的思念》（点击标题可进入阅读）。
吴忠，在进军西藏时，是52师的师长兼政委，指挥了昌都战役。1955年部队授衔，年仅34岁的吴忠被授予少将军衔。吴忠说：“我戎马生涯中的得意之笔，是指挥了改变西藏历史的一战——昌都战役。那块少将牌牌的得来，恐怕就与昌都战役有很大关系。”
郄司令员在《光辉的榜样，无限的思念》一文中提到，在吴忠老革命去世前的两年，他一直在写昌都战役的回忆录，并专程到成都搜集资料、听取老同志意见。《光辉的榜样，无限的思念》在平台推出后，取得了非常强烈的反响。吴忠的儿子吴小川联系到“雪域老兵吧”，将父亲吴忠撰写的昌都战役的文章交由“雪域老兵吧”全文发布。
张忠以指挥员的视角来写昌都战役，这是最珍贵的资料！在此，我们“雪域老兵吧”对吴忠老革命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军礼！
昌都战役
吴 忠
1950年10月进行的昌都战役，是在西藏地方当局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怂恿支持下，一意孤行，顽固抵抗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情况下，我军为打开和平解放的大门，而被迫进行的一次以打促和的战役。这是进军西藏所进行的唯一的一次战役，也是在我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所经历的最难忘的一次战役。党中央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形势下，对解决西藏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和平解放。这样做不仅考虑在全国大形势下有这种可能，而且是为了团结藏族同胞，维护民族利益的根本大计。但是西藏当时的上层统治集团在帝国主义扩张势力的支持下，顽固地抗拒中央和平解决的办法，妄想分裂祖国。为此，我军在先遣任务中对进军昌都做了周密而细微的调查研究。西南军区和军首长征求我对组织昌都战役的意见。两级首长的战役思想很明确：这次战役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者也可叫做政治军事仗，其目的是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条件。因此，决不能打得不痛不痒，不打则已，打就要打痛它，要打歼灭战，要通过这一战彻底打破西藏当局的幻想。我于7月8日、7月18日先后上报了对当面藏军情况的分析判断和用兵的建议。我以为，我军大举渡江后，昌都藏军有可能凭险顽抗，但更有可能将主力西撤拉萨，其西撤道路主要有北、中、南三路：北路，经恩达、丁青、索宗、黑河（那曲），转道南下到拉萨；中路，经恩达、洛隆、边坝、嘉黎、太昭到拉萨；南路是南下邦达，经八宿西折到拉萨。三条通道比较，北路地势虽高而缓，多草，便于大部队特别是骑兵运动；中路地势虽比北路复杂，却是人烟密稠的产粮区，是马帮常走的道路；南路有很长的一段是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山高谷深，地势险要，部队离开道路即难以行动。根据道路情况，昌都地区藏军更有可能沿北路或中路西逃。据此，我建议战役应实行南北呼应、正面牵制（进攻）与大迂回相结合的方针。具体意见是：以进驻巴安之五十三师一五七团先行渡江，威逼宁静（今芒康），诱使昌都藏军主力南下增援，使其陷于深山峡谷之中；此时我五十二师主力则自邓科渡江，直插类乌齐、恩达，切断藏军由中，北线西撤的通路；或在渡江后以一部迂回类乌齐、恩达，另一部则直取昌都，带南下增援的藏军主力发现我军企图时，则为时已晚，我则可收南北夹击之效。由军副政委王其梅和第二参谋长李觉率领的军前指于7月24日进驻甘孜。前指首长同我们一起多次研究了战役方案。9月5日，张国华军长到达甘孜。他传达了毛主席要求我军于10月份占领昌都，以促进西藏当局早日派出代表团赴京谈判，争取明年进军拉萨解放全西藏的指示；还传达了西南军区8月26日下达的《昌都战役基本命令》。我向军长汇报了先遣支队进驻甘孜以来的基本情况和对执行军区、军战役计划的意见。张国华同志随即由李觉同志陪同，检查了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情况，还拜访了一些有影响的上层人士，征询了他们对我军进藏的意见，了解了他们支援我军的能力。张国华同志最不放心的是我军的后勤运输能力。当玉隆大头人夏格刀登等人向他保证马上就可以动员3万头牦牛，把向昌都运输的主要任务担当起来之后，他即定下了战役最后决心。9月15日，军前指于甘孜召开作战会议。会前，张军长听取了前指王其梅、李觉同志及我对昌都战役的意见，遵照西南军区对昌都战役的指导思想，决定“在战役组织上，采取以我之主力使用于右翼（北面），迂回昌都以西，迫使敌军聚集昌都而歼灭之”的原则，采取正面进攻与战役大迂回相结合的战法；组成南北两个作战集团，集中主要兵力于北线。北线集团由五十二师和军直炮兵营、侦察营、工兵营、五十四师炮兵连及已于7月下旬自西宁进驻玉树的青海骑兵支队组成，统由五十二师指挥。北线集团成左、中、右三路配置：右路为一五四团及青海骑兵支队，担任战役迂回任务。战役发起后，一五四团自邓柯渡江，紧随骑兵支队南下，佯作欲经黑河进军拉萨，待过囊谦后，即向类乌齐，恩达疾进，切断藏军西逃通道，并阻丁青藏军东援。中路为五十二师师直及一五五团、一五六团、军炮兵营。继一五四团于邓柯渡江，经郭堆、生达南下，直取昌都。左路为军侦察营、工兵营并配属五十四师炮兵连，担任正面箝制任务，于岗托渡江向昌都方向攻击援进，不使昌都守军过早逃跑，待我中、左两路部队逼近昌都切断藏军退路后，配合围歼昌都守军，并以一部迂回昌都南面，阻歼南逃藏军。南线集团由五十三师一五七团和云南十四军四十二师一二六团（欠1个营）、一二五团三营组成，分为左、右两路，分别由四十二师和五十三师指挥。右路五十三师一五七团由巴安西南渡江，歼灭宁静藏军，直出邦达、八宿，切断昌都藏军退路；左路四十二师一部，由滇康边界的德钦、贡山出动，歼灭门工、碧土、盐井藏军，尔后向西北方向佯动，配合北线集团作战。
对军首长赋予我师的作战任务，师党委进行了认真研究。我们深感任务光荣而艰巨。我们完成任务的关键是要切断藏军退路，即要抢在藏军撤退之前占领类乌齐、邦达。从金沙江边到恩达行程500公里。执行这一任务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对开进和作战地区的地形及其自然条件心中无底，对藏军的情况也不甚了解，很难预想会发生什么意外情况，打乱我们的行动计划，但是，我们仍然充满信心。这信心来自对我们部队素质的全面了解，相信任何困难也难不倒我们这支有光荣历史的部队。9月18日，我们于甘孜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这既是战前的誓师大会，也是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别开生面的作战会议。张军长到会讲了话。我指点着墙上一张仓促绘制的大挂图，给各团下达了任务，并讲了有关协同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反映，这样“一竿子插到底”下达作战任务的办法好。集结于甘孜及其附近地区的五十二师主力和军直参战部队，自9月20日起分别向指定地区开进。我们师领导随部队到达邓柯。在此会见了由玉树专程前来受领任务的青海骑兵支队支队长孙巩和副政委田惠普同志，同他们和一五四团领导一起，研究了这两个部队的协同问题。骑兵支队下辖3个骑兵连和1个炮兵连、一个重机枪连、1个特务连，共有官兵600多人，骡马800多匹。我们决定战役发起后将五十二师骑兵侦察连配属该支队。这个连200多人，是从全师侦察分队抽调老侦察兵和战斗骨干组建的，战马300多匹，武器装备也是从全师选调的，都是自动、半自动火器，还有“六〇”炮、掷弹筒，可谓兵强马壮，装备精良，是全师的一支快速突击力量。孙、田二人于10月1日兼程返回玉树。10月初，我军完成战役展开：北起青海玉树，经西康境内的邓柯、德格、巴安，南至云南德钦，沿金沙江的700多公里的宽大正面，对昌都地区藏军形成了马蹄形的包围。直接参战兵力为6个团加3个营和各种勤务保障分队，共约2万人，各种火炮57门。此外，根据西南局、西南军区关于“多路向心用兵”和由西北方面加派骑兵入藏的建议，经军委批准，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派出先遣连已于8月底入西藏阿里地区的改则，从藏军的大后方策应昌都正面作战。昌都战役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极大关注。仅在8月18日至23日6天之内，毛主席就3次电询战役的准备情况。毛主席在8月18日的电报中特别提出：“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军似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这方面你们有足够的估计否？”充分体现了毛主席慎重初战的一贯思想。在8月23日的电报中，毛主席不但指示要解决好参战部队的粮食问题，而且对战后计划留驻昌都过冬的3000人的口粮如何解决也都想到了，指示部队“准备一批金银和藏民需要的货物如茶绸等带去”，以备就地采购一部分粮食和肉类之用。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战役的关怀和所作的许多的重要指示，既是对各级领导的有力鞭策，使战役的组织工作更臻完善，又是对广大指战员的巨大鼓舞，激励大家排除重重困难，去夺取战役的彻底胜利。战役发起前夜，我们召开了最后一次作战会议，全面检查了各项准备工作的落实情况，唯恐还有什么纰漏。我们最怕战役发起后，藏军很快判明我之企图，在我迂回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前，迅速收缩撤退，使我无法达成合围。经讨论大家认为，昌都地区藏军总兵力不过七八千人，在数百公里的宽大正面组织防御，间隙很大，而且我迂回部队渡江后有很长一段是在没有藏军的青海境内开进，过去我小部队曾多次往返邓柯至青海玉树之间，藏军已习以为常，何况藏军通信手段又落后，即使发现我军异常行为，也不能迅速上报。因此，只要我迂回部队不畏艰苦，努力提高行军速度，是能够抢在藏军撤退之前，切断其主要退路。由于各部队的任务不同和受渡江器材的限制，渡江时间不尽一致。邓柯是北集团的主要渡口。邓柯对岸没有藏军防守，参战部队在白天乘船渡江。担任战役迂回任务的右路部队，由师副政委阴法唐、参谋长李明统一指挥，首先渡江。其中，师骑兵侦察连因要到青海巴塘与青海骑兵支队会合，在战役发起前的10月4日即提前渡江，6日到达巴塘，纳入骑兵支队战斗序列。8日，骑兵支队由巴塘南下。一五四团于6日渡江，紧随骑兵支队南下。阴、李随一五四团行动。担任战役主攻任务的中路部队，由我和副师长陈子植、政治部主任周家鼎率领，按一五五团、一五六团、军炮兵营、师直顺序，于10月7日后依次渡江。由于渡船不足、组织指挥不善，加之这些单位都是在临战前才到达邓柯，缺乏必要训练，装备又比较笨重，因而渡江不如右路部队顺利，直至11日14时才全部渡完。这段江面虽然宽不到百米，但水深流急，航渡中多次发生翻船和落水事故。结果有8名战士溺水牺牲，淹死骡马14匹，还有10多件武器和一些物资被冲走。渡江后，一五五团在右，一五六团和军炮兵营在左，成斜梯形向昌都攻击前进，师指挥所随一五六团行动。担任正面箝制任务的左路部队，由军侦察营营长苏桐卿和军直政处主任王达选指挥，于10月7日首战岗托。岗托是金沙江西岸的一个约有二三十户人家的村落，村中有一幢墙壁很厚的三层土质楼房；村北紧贴江边有一座高约三四十米的孤立石山岗托村位于金沙江的一个弯曲部，突出部伸向我方，那座孤立石山恰在突出部的前沿。突出部对面是色曲（河）与金沙江的汇合处，色曲左侧的大道，是我军向前机动的主要通道，全在小石山的瞰制之下。藏军十代本以约两个甲本的兵力，主要依托小石山和那幢三层楼房组织防御。我军采取正面牵制与侧翼偷渡迂回相结合的战法向藏军发起进攻。10月7日拂晓，侦察营三连于岗托上游约10公里外偷渡过江，但在岗托侧面迂回时却迷失道路，未能发挥作用。担任岗托正面进攻任务的为侦察营一连，因渡江器材不足，该连于天亮前仅有1个排乘牛皮船，偷渡成功即为藏军发现，后续渡江分队遭猛烈射击，一直牛皮船中弹翻沉，船上15人全部落水牺牲，已上岸的1个排也遭藏军火力压制。我军重新组织火力，集中压制小石山和楼房的藏军，一连乘势猛攻。藏军不支，向村后约二三百米的大山溃逃，占据山腰，继续以冷枪向我射击，直至当日下午始被我驱逐。我军全线发起进攻之后，藏军仍未判明我军企图，处于一种举棋不定、被动应付的局面。10月11日，我中路部队右翼一五五团前卫三营八连，在两名藏族向导的带领下，巧妙地绕到臧军前哨据点夏来松多的背后，一举全歼守军约一个定本。12日，中路部队左翼一五六团逼近藏军要点郭堆，藏军似拟坚守，生达藏军并向郭堆增援。但稍经与我接触，两股藏军即掉头南逃，13日下午，一五五团三营进抵生达。郭堆、生达两战都未能全歼守军，一方面是因为受地形所限，我军难以实施迂回包围；再则藏军并不死守硬拼，形势对其不利则立即撤退，而且都是以马代步，我军则是徒步负重行军，体力又不如藏军，因而很难将其抓住。藏军在这两次战斗中虽然无大损失，但因他们长久不曾打仗，这两战对他们的打击还是不小的。我唯恐他们如不停地南逃很有可能促使昌都守军提前撤退，使我军战役计划落空。13日当晚，我用报话机要通了一五六团团长王立峰，当听说部队正在架设帐篷准备宿营时，我便以近乎严厉的语气命令王立峰同志：从现在起，你们必须昼夜兼程，追上南逃的藏军！我并要王立峰把这一命令转告带领先头营也拟在生达宿营的一五五团参谋长萧猛。这两个团从川西乘汽车直接来到青藏高原，没有经过适应性训练便立即投入长途行军作战。初到高原的人，徒手爬山尚且一步三喘，而我们部队官兵除手中武器外，还要携带笨重的防寒装备和十几天的口粮甚至燃料，大家走的确已十分疲劳。但为战役的胜利，只有要求他们咬紧牙关，把困难踩在脚下。王立峰、萧猛同志立即命令部队拆除帐篷，连夜南下。此后直至战役结束，不仅这两个团，全师部队都不分白天黑夜，尾随逃跑的藏军穷追不舍。每天只有在开饭前后才能作短时间的休息。许多人在10多天内连鞋子也没脱过，一连趟几条河，鞋子一直湿漉漉的，战役结束后，许多人的鞋子竟脱不下来了，两只脚胀得象发面包子。为了提高追击速度，能提前发现和抓住逃跑的藏军，一五六团用在郭堆战斗中缴获的马匹组织了一支10人的骑兵侦察小分队，由1名侦察参谋带领，走在全团的最前面。16日下午，他们终于在都兰多以北的小乌拉山追上了南逃的三代本主力。但他们完成任务心切，骑着马只顾前赶，失之大意，遭藏军伏击，7人牺牲。幸存的3人临危不惧，一直坚持到团主力赶到。但见藏军有数百人，正在小乌拉山口的正斜面休息。大家对藏军这种缺乏军事常识的做法都深感迷惑不解。藏军看到我主力到达，仍在山上不动。此时天色已近黄昏，看来藏军将在山上过夜。经勘查，小乌拉山正面山势险恶，侧翼难以迂回，藏军居高临下，我如正面强攻，将有重大伤亡，藏军大约正是看到这点才有恃无恐。为减少伤亡，我急令炮兵营急速跟上，准备次日一早与一五六团炮兵连共同支援步兵攻歼正面藏军。当夜藏军果然留在山上，第二天天已大亮，仍迟迟没有去意。当我们的炮兵用夹叉法进行试射时，弹着点忽远忽近，藏军不知其中奥秘，以为我们的炮根本打不准，他们像小孩子看热闹似地高声喊叫，手舞足蹈，有的还吹起号角。试射完毕，转入效力射，指挥员一声令下，成群的炮弹在藏军队形中间和四周开花，有几顶帐篷被命中飞上了天。藏军这才知道我军炮火的厉害，急急忙忙上马，一溜烟翻过山口，继续向昌都方向逃去。小乌拉山距昌都还有100多公里，根据三代本继续向南逃窜的情况，我判断藏军主力仍在昌都，除命令中路部队继续衔尾疾追外，又指示右路的一五四团和骑兵支队加速向类乌齐、恩达前进，首先切断藏军西逃退路，然后视情况兜击昌都，配合中路、左路部队围歼昌都藏军主力。为完成战役迂回任务，一五四团和骑兵支队备尝艰辛。在各路部队中，这一路行程最远，而且沿途地形复杂，气候变化大。前四五天，部队穿越青海境内的巴塘大草原，这一带地势起伏不大，水草丰茂，又没有敌情顾虑，给养也有保证，部队还不太疲劳。接近囊谦，要翻越一座5000多米的高山。山上气候恶劣，人马呼吸都很困难。骑兵支队在通过这里时，突然遇上暴风雪，天色一片昏暗，几步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山口南侧有十几公里是悬崖峭壁，稍有不慎就会滑下无底深渊。部队以战斗小组为单位，互相保护，缓缓前进，总算安全通过了这一险要地段。10月15日，该支队又翻越青康边界5400米的磨格日峰无名山口。山上许多地段积雪1米多深，战士们手脚并用，才爬出一条通道。西藏群众用“十冬腊，学狗爬”形容冬季行路之艰辛，确是很生动传奇的。10月16日拂晓，骑兵支队接近藏军的前哨据点则美。这里有七代本的约1个甲本驻守。藏军大约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军大队人马会通过那样险恶的地形，在此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骑兵支队以两个连的兵力突然发起攻击，仅10分钟就将梦乡之中的藏军全部歼灭。骑兵支队初战得手，乘势急进，于17日中午进抵藏军据守的要地类乌齐。这是康北的一座县城。藏语“类乌齐”意为大山，大约因位于高山之下而得名。这座“城”的主要建筑是一座白教大喇嘛寺，围绕寺庙有几十户居民，多是为寺庙服役的“差巴户”。类乌齐地处紫曲河谷北侧，北面山高且险，南面是林木茂密的小山，紫曲河由西而东从城南流过。驻守在这里的是藏军七代本主力。藏军已提前发现我军，先于我军在城南城北高地和城区的一些房屋上展开。骑兵支队决定以骑兵三连攻占城北高地；以配属该支队的师骑兵侦察连攻占城南高地，并夺取紫曲桥，切断七代本南逃道路；以骑兵一、二连在支队重火器支援下向城区进攻，歼灭守军主力。战斗发起后，遭到藏军顽强抵抗。进攻城北高地的骑兵三连从正面强攻，一度受挫，经调整兵力改变战法后即将守军击溃。师骑兵侦察连采用以少量兵力正面牵制，而以主要兵力利用密令和有利地形迂回敌后的战法，分别向据守城南高地和紫曲桥的藏军发起猛烈攻击。由于组织指挥得当，两处都顺利攻克，防守藏军约1个甲本大部被歼，该连却无一伤亡。在支队重火器的支援下，骑兵一、二连迅速突破了藏军在城区的防御。守军纷纷溃逃，大部藏军逃进深山密林，七代本普隆·札巴次丹仅带几十人向洛隆方向逃去。紧随骑兵支队开进的一五四团，过囊谦后即与骑兵支队分道，在该支队的左侧行进。14日黄昏，该团在囊谦寺以北的一座山上遭到大风冰雹的袭击。老天继而下起鹅毛大雪，一片混沌，不辨东西，部队被迫于山上宿营。此夜，红军战士周大兴因心力衰竭，而长眠于风雪高原。周大兴是1936年红军长征掉队流落西康的，一五四团到邓柯后，他坚决要求重返革命队伍，当普通一兵。他利用自己通晓藏语、熟悉西藏情况的有利条件，曾为部队提供很多重要情报。现在，他终于以一个革命战士的身份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从周大兴身上，可以看到我们军队那种不屈不挠，决心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军队就能克服常人无法忍受的困难，无往而不胜。在骑兵支队攻占类乌齐的同日，一五四团也夺取了类乌齐以北藏军另一前哨据点甲桑卡。这是昂曲河右岸的一个村落，河上有一座铁索桥，是由青海入康的一个重要通道。藏军有两个甲本在此防守，桥的两端都筑有工事，桥上还用巨石设置了障碍。执行这一战斗任务的是一五四团前卫二营。按行程计算，原计划17日拂晓发起战斗。由于团指挥与各营之间全靠运动通信联络，其间曾出现一次误传，致使该营迟至午后才陆续到达进攻出发阵地，失去战斗的突然性；担任火力支援任务的团炮连掉队更远；而担任向河岸藏军侧后迂回任务的五连，到达河边才发现原了解可以徒涉的渡口因水流急不能徒涉，附近又无可利用的便器材。双方隔河交火达数小时，直到18时许，我方各种火器展开，有效地压制了藏军火力，担任主攻的四连始发起冲击。藏军不支，向西南方溃逃，因我未能断其退路，待我军将桥上的障碍排除，藏军已逃得无影无踪。甲桑卡距恩达还有百余公里，一五四团首长为使该团能在师要求的时间内赶抵恩达，不得不进一步提高行军强度，其中该团一营不停的走了38小时。骑兵支队攻占类乌齐后，连夜向南疾驰。此时，青海骑兵因所配马匹多数来自内陆，不适应高原地形气候，经连续长途跋涉，800多匹战马竟累死、累到300多匹，不少人只好弃马步行。而配属骑兵支队的师骑兵侦察连，因进入高原较早，所配马匹都是在甘孜地区就地采购的高原马，连队又建立了严格管理制度，全连官兵视战马如战友，因而全连马匹始终保持了完好的战斗状态。从类乌齐出发后，这个连便成为骑兵支队的先头连。这个连配有报话机，同骑兵支队和师指挥所都保持直接通信联络。我们不断把整个战区情况向该连通报，要求该连不要怕远离本队，向指定战区急进。10月18日凌晨，骑兵侦察连赶抵恩达。这里驻有藏军一个甲本。该连趁夜暗隐蔽进村，捉了藏军哨兵，摸进营房，将正在酣睡的1个定本的藏军19人全部活捉。接着又秘密占领了恩达后山制高点，向横跨紫曲河的恩达桥发起攻击，又歼藏军一个定本。战斗结束后，该连就地构筑工事，准备阻击大股藏军，等待支队主力到达。接到骑兵侦察连攻占恩达的报告，我判断昌都城内的藏军仍未西撤。恩达按藏语直译为“五个方向”，意即四通八达之地。从昌都到拉萨的北、中两条道路都由此经过，只要控制了恩达，就基本达成了战役合围任务。我和陈子植、周家鼎同志都长长的舒了口气。我们随即命令骑兵支队主力到达恩达后，转向东进，配合师主力兜击昌都；同时命令一五四团除留一个营控制类乌齐外，团主力速向恩达开进。担负正面箝制任务的左路部队，10月7日于岗托强渡金沙江后，即按计划沿大路向昌都推进。驻守同普、江达等地的藏军都望风西撤，未于我军接触。10月16日拂晓前，我军于觉雍以西约20公里处，发现西撤的十代本主力于前方一块长约五六百米、宽约二三百米的平坝子上露营，正在准备晨炊。我军以侦察营的1个排迂回其后，在两个连各种火器的支援下，从正面发起猛攻。毫无戒备的藏军被打得蒙头转向，他们无组织地抵抗一阵，便仓惶西逃。由于前方两侧的地形复杂，我迂回分队未能按时插至指定位置，致使藏军大部逃脱，仅毙俘100多人，觉雍战斗使昌都藏军受到极大震动。战斗当天恰巧昌都“边使总署”向第三、第十代本派出两名驿使。他们在途中遇到溃败下来的藏军，便飞马跑回昌都，报告了发生的情况。由于缺乏现代通信联络手段而对战场情况了解又慢又少的总署高级官员，这是才深感问题的严重，于17日急忙给拉萨当局发报：“第三、第十两代本官兵在觉雍遭到汉军夜袭，损失严重”。这是昌都“边使总署”发给拉萨当局的最后一份电报。当晚，总署的高级官员们开会就走与不走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10月19日，由恩达东进到邦达的师骑兵侦察连尖兵发现远方山上有大队人马正在下山。该连判断是西撤的藏军主力。接到报告后，我即命令该连，不管对方兵力多大、不要顾及自己兵力单薄，务必将其扭住，等待后继部队予以围歼。该连随即成战斗队形，以森林做掩护，隐蔽前进，于黄昏进抵郞措拉山口，却不见藏军踪影，估计对方已发现我军，藏进附近密林。该连停止前进，占领要点，做好战斗准备，并派出小分队进行搜索，小分队很快便俘获1名掉队藏兵和几匹膘肥体壮鞍具考究的乘马。经审问，他说，昌都“边使总署”总督阿沛已于昨日率部撤离昌都，准备退往拉萨。接到骑兵侦察连的报告，进一步证明藏军主力确已被我包围，我兴奋不已，但同时又对拉鲁竟然漏网而深感遗憾。我与陈子植、周家鼎同志分析认为，从昌都撤出的藏军发现我军后，感到西逃无望，可能一是藏进深山密林，然后伺机组织突围；再是有可能转向南逃，但他们有几千人马，还有大量物资，行动迟缓，一时不可能远去，了解到从郞措拉到昌都除大路外，还有一条小路，当即命令骑兵侦察连，连夜以主力沿大路，另以部分兵力沿小路向昌都方向搜索前进。20日拂晓，沿大路搜索的连主力于郞措拉山东麓发现3门遗弃的山炮，说明藏军可能是由附近进入密林的。10时左右，该连主力进抵加林，这里距昌都已不足20公里。忽然，尖兵发现两名骑在马上的藏兵，双手高举哈达迎面而来。二人称是奉阿沛总督的命令来迎接我军的，阿沛总督已命令藏军停止抵抗。至此，昌都战役胜利结束。
20日下午，骑兵支队一部在支队队长孙巩率领下与骑兵侦察连会合。21日上午，一五四团政委杨军也率领该团二营奉命赶抵竹阁寺。杨军、孙巩同阿沛·阿旺晋美具体研究了对放下武器人员的处理问题。在竹阁寺放下武器的计有藏军二、三、四、六、八、十等代本所属共约2700多人。昌都电台台长、英国人福特和几名印度报务人员也被俘获。22日，骑兵支队与一五四团共同组建遣散站，根据上级关于“藏军之战俘经教育后一般即应就地释放”的原则，开始遣散放下武器的藏军下级军官和士兵。对被遣散人员都发给了路费、口粮，对伤病人员或携带家眷的还发了骡马。计共遣散甲本以下军官85人、士兵2562人，发放银元2万多元，骡马510匹。被遣散人员无不感谢我军的宽大政策，很多人流着泪向我工作人员表示，以后决不再为西藏反对当局卖命了。当我右路迂回部队攻占类乌齐，偷袭恩达，切断藏军退路，继而转兵东进之时，中路侧击昌都的师主力，却正处于艰难境地。最大的困难是多数单位已经断粮。10月16日，一五五团三营官兵饿着肚子跑步抢占扎曲的冬中日哇（洞洞竹卡），有的跑的口吐鲜血，有的昏倒在地。随军的牦牛运输队已经远远落在后面，而到昌都还有三四天的行程。怎么办？一五六团在小乌拉山战斗后，为了继续追击南逃的藏军，不得不忍痛杀掉几匹骡马，又向藏胞买了几十筐园根（蔓菁），从团首长到战士，每人分得三四个。大家就靠一点马肉、几个园根，连续追击60小时，一直追到昌都。没有分到马肉的掉队人员，就吃前面部队丢下来的马皮，继续赶队。一个战士饥不择食，拣了藏胞扔掉的7个牛蹄子，用火烤烤，一顿吃掉，几乎把胃撑破。饥饿使我们部队的意志、特别是政治纪律观念，面临严峻考验。我们部队经受住了这个考验。一五五团三营机枪连3名战士奉命去买糌粑，转了半天空手而归，路上却意外拾到一只装满糌粑的牛皮口袋。拾到的糌粑能不能吃？三人议论了很久，不行，再饿也不能吃，要交还失主。他们等在那里，不久便见失主骑马飞奔而来。当因丢掉糌粑而失魂落魄的失主从战士们手中接回糌粑口袋时，简直不知该怎样表达他的感激之情，骑上马走了很远，还不时回过头来伸出拇指不断高喊：“亚姆，亚姆（好）！”担任收容任务的一五五团一营副教导员张世英，在一个村边见到七八名不属同一连队的掉队战士正在开“批斗会”，批评一个战士偷拔了藏胞的园根。张世英找到了园根的主人，代表部队赔礼道歉，又拿出5块银元买了一筐园根，分给那些虽然饿得发昏却绝不侵犯群众利益的可爱战士。“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军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的消息不胫而走。广大藏胞热烈欢迎、热切关怀这支军队。藏军从东中日哇撤退时，把群众集合起来，用腰刀砍树头，恫吓大家不准亲近“汉军”。一五五团一到，当地人却立即组织群众用半天时间扎了14只木筏，又连续划了一天一夜，把我军送过扎曲。昌都城外小头人次成等五人，骑马走了两天一夜，迎到了一五五团三营，然后拿着部队给他们的一捆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联合颁发的《进军西藏各项政策的布告》，走在部队前面，一路张贴一路宣传。这个营到昌都后，正在为断炊而苦恼之际，又是这位次成，为部队送来了5头牦牛，20只羊。左路我军进抵达马拉山时，也遇到10多名骑马从昌都远道赶来的小头人和群众代表。他们不但为部队带路，而且邀请部队住到他们家中。我们部队就是这样依靠群众支援，依靠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克服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苦难。生动的事实，使大家加深了对“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指示的理解。我军各路部队的行动，犹如一支经过严格训练的乐队，配合极为完美。10月19日当迂回部队完成切断藏军退路任务，转兵东进直指昌都之时，中路、左路部队也同时兵临昌都城下。最前进入昌都的是一五六团。19日21时，该团三营九连抢占扎曲河上的四川桥，发现已无守军，随即进城，仍未遇抵抗。22时左右，三营即控制了城内各要点和昂曲河上的云南桥。城内有藏军未及撤离的一个甲本，主动向我军缴械。虽然是在夜间，仍有不少群众走上街头欢迎我军，有的还送来食物。当夜，军侦察营一部也进入昌都。次日，一五六团主力和军跑步营先后入城。得悉守军已经西逃，一五六团即派两个连向俄洛桥方向追击，又派部分兵力于昌都东南截击自觉雍、妥坝方向溃逃下来的藏军。左路部队也组织兵力向昌都以南追击，于昌都西南10多公里处俘获百余人枪。此后几日，北集团各路部队按照师的统一部署，于昌都、恩达、类乌齐、冬中日哇之间地区，对溃散藏军展开政治攻势，争取向我军投诚。在讲述战役的胜利和各路部队的英勇表现时，不要忘记还有一支队伍——运输大军。他们是参战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支庞大而奇特的队伍。组成这支队伍的主要是机关干部、文工队员，还有部分藏胞，有男也有女。他们赶着骡马、牦牛，驮着弹药、给养，有的直接编入各路部队，有的独立行动，从各个不同方向，指向同一目标——昌都。其中由五十二师康藏工作队的30名女同志组成的运输队尤其引人注目，他们平均年龄十七八岁，最小的仅13岁。这路大军所经历的艰辛丝毫不亚于战斗部队。她们中有许多人过去见了骡马、牦牛还有些发怵，现在突然要他们每人管几匹骡马或几头牦牛，既要赶着他们走路，又须照料他们吃饱，还要防止它们跑掉，实在不是容易事。听说部队在前面挨饿，他们着急、难过，拼命往前赶。号称“高原之舟”的牦牛到后来也累垮了。有的牦牛队累死的牦牛竟达20%。有的女同志看着倒下的牦牛，急的大哭。死了的牦牛也不能丢掉，她们把好肉砍下来，让其它牦牛驮上。师供给处长王永魁带领的骡马运输队，在达马拉山上累死7匹骡马，他硬是组织大家把这7匹骡马驮的粮食一步步地扛到昌都。事实证明，没有这支部队，就没有这次战役的胜利。在北线集团各路部队胜利进展之时，南线集团也按预定计划行动，取得重大战果。南线集团右路部队于10月8日分别自巴安以南的牛谷渡、竹巴笼等外渡江，歼灭守军数十人，对驻守宁静的藏军九代本形成箝击之势。12日，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在我政治争取下率官兵400人起义。15日，左路部队主力渡过澜沧江向北疾进，于19日占领左贡，22日进抵邦达，切断了昌都藏军南逃通道。南线集团左路部队于6日攻占门工，8日夺取碧土，12日解放盐井，降服藏军400余人。10月24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我全歼藏军第三、七、八、十等4个代本，第二、四、六代本各被歼一部，另争取第九代本起义，共计5700余人，缴获山炮3门、重机枪9挺、轻机枪48挺、步枪3000多支。我军共伤亡110余人。10月26日，五十二师指挥所率师直属队进入昌都，受到许多上层人士和广大僧俗群众的夹道欢迎。昌都附近各宗（县）宗本（县长）、头人纷纷找上门来，有的请示任务，有的要求我军进驻。这说明我们进军西藏的行动，不但受到广大藏族群众的拥护，也为多数上层人士所支持。10月20日，在竹阁寺放下武器的藏军如本以上军官和“边使总署”的官员，由骑兵支队支队长孙巩等人陪同进驻昌都。他同我们师的领导一起宴请了阿沛·阿旺晋美和部分高级官员。席间，我们盛赞阿沛审时度势，深明大义，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毅然下令藏军停止抵抗，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化干戈为玉帛，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良好气氛。并祝愿他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再立新功。阿沛表示，他早就主张响应中央号召，通过协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但他的意见在噶厦（西藏地方政府）内得不到支持。到昌都任职后，他更加感觉到用武力与中央对抗没有出路。说到现在的感受，他说，通过这几天同我军各级领导的接触，他到会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更加坚信不移，他决心为藏族的团结，为和平统一祖国的大业做出自己的努力。我们频频举杯，共祝党的民族政策和和平解放西藏方针所取得的重大胜利，祝愿西藏在祖国的怀抱里走上繁荣昌盛的康庄大道。11月9日，阿沛与40多名在昌都的西藏地方军政官员联名致信达赖喇叭，以他们的亲身经历，介绍我党方针政策，建议西藏地方政府速派代表同中央进行和谈；几天后，又写了第二封信。两信都派专人兼程送往拉萨。昌都战役还有一个“尾声”。战役结束后，在类乌齐战斗中漏网的七代本普隆·札巴次丹跑到洛隆宗（县）后，以一部兵力控制了怒江上的嘉玉桥，妄想阻止我军继续西进；同时纠集来自各地的散兵游勇和被我遣散的藏军200余人，扬言要将他们武装起来，进行“反攻”。为消除隐患，巩固我军的前进阵地，师命一五四团将其歼灭。团长郄晋武亲率一个加强连，于11月9日从恩达轻装出发，征服了绵延四五十公里的瓦合山；又翻越陡峭的努西卡拉山，行程百公里，于11日18时突然出现于嘉欲桥头。几名藏军正在强迫群众破坏桥梁，没等他们明白过来，便当了我军的俘虏。为了出其不意郄晋武决定连夜奔袭洛隆。部队稍作休息、调整，于20时出发。从嘉欲桥洛隆有40多公里，中间有一座上下20公里的大山。经过前段长途行军的锻炼，又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部队体力充沛，斗志昂扬，天刚破晓便赶到洛隆。部队突然冲进城内，真是神兵天降。从睡梦中惊醒的藏军在街上狼奔豕突，脱缰的马匹嘶叫着狂跑。我军仅消耗30发子弹便结束了战斗，七代本普隆和他率领的27人全被活捉，我军乘胜追击，又投入两个连的兵力，于15日解放硕般多，18日进占边坝。这几处守军都闻风而逃。此后，我军为表示和谈诚意，即停止前进，调整部署，准备过冬。藏军在昌都战役中损失过半。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妄想以武力阻止我军解放西藏的迷梦，促进了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顽固势力开始动摇，爱国力量则受到极大鼓舞，更加坚定。在这种形势下，又经中央一再敦促，西藏地方政府终于1951年2月决定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谈判代表团。在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于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至此，几经曲折，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终于打开。昌都战役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昌都战役是一次极为特殊的战役。就一般军事概念，单以交战双方投入的人力，兵力和战斗的激烈程度等方面衡量，这是一次规模不大，比较一般的战役。但是，这是我军首次在高原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战役从准备到实施的持续时间之长，作战地区之广，地形之复杂和作战行动之艰难，都是前所少见的，特别是它对所达成的军事和政治目的，更使它在我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熠熠生辉的一页，而过去我对这次战役特点的理解，也并不很全面深刻的。这表现于我在战役结束后的总结讲评会上，对过多的单位和指挥员进行了批评：批评他们行动迟缓，掉队太多；批评一些战斗组织指挥不当，没有全歼……。38年之后，在和当年的许多老战友的一次聚会上，一位同志直率地问我：昌都战役取得了完全成功，这是中央充分肯定了的，可是为什么在战役中却很少有人立功受奖呢？我竟一时被问住了。仔细想想，当时头脑里还是有不少框框，总认为战役中的各次战斗都不算十分激烈，没有出现过短兵相接、反复争夺、刺刀见红的惨烈场面；各次战斗都没有大量歼灭对手，缴获也都有限，这与以往在内陆历次作战相比，实在平淡无奇……。这里的根本问题是忽略了这次战役的作战对象、作战环境、作战条件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就以行军来说，过去我就从未遇到过几天累死、拖垮几百匹战马的情况，而154团在这样的条件下,竞有800多人几乎与骑兵部队同时赶抵恩达，完成了战役包围任务。应该说，这些同志就是了不起的英雄，他们在战役中的毅力和勇气精神，都毫不逊色于过去进攻战斗中首先突入敌阵的勇士！他们中的许多人理应受到嘉奖。昌都战役的经验值得很好总结。昌都战役的胜利有很多条件：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英明决策，西南局、西南军区和军首长的正确指挥；全国人民和兄弟部队的大力支援；我军坚强的政治思想工作；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每一个参加过这次战役的同志，都深切的体会。而单就战役指挥来说，我认为最大的成功是我们实行了正面牵制与战役大迂回相结合的方针。其成功就在于：战役发起时藏军不易察觉我之企图，待他察觉时，则已陷入我之重围，欲战无力，欲退不能。倘若我们不是采取这一方针，而是把主要兵力使用于藏军防御正面，或者只实施浅近纵深的迂回，势必使昌都藏军主力及早决策西撤，那末，围歼战将变成追击战，战役就会是另一和结局。当然，在高原地区实行大纵深、远距离的战役迂回，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其艰巨程度是过去在内陆作战无法与之相比的这不仅对部队是严峻考验。在右路担任战役迂回任务的部队，经十日跋涉从青海进入西康境内时，部队走得连不成连，排不成排，一个团的行军队形长达数十公里，原来骑在马上的骑兵，多数成了扛着马鞍走路的步兵。尽管部队在战前已反复进行了吃大苦、耐大劳的教育，大家已有较充分的思想准备，但现实比预想情况更为严酷。这时，部队出现了畏难情绪，甚至个别团级指挥员也要求暂停行进，进行短时间的休整。我们则毫不犹豫地要求各级指挥员必须着眼战役全局，不怕部队疲劳断粮，不怕部队掉队减员，坚持按预定计划加速前进，切断藏军退路。部队发扬了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日夜兼程，终于比藏军早一天多赶抵恩达，达成了战役合围。如果当时我们稍有迁就姑息，部队行动稍有迟缓，从昌都西撤的藏军先我通过恩达，那末，整个战役就会功亏一篑。这也绝不是对部队的真正关心爱护。有人讲，昌都战役的胜利是走出来的，这话是有道理的。在战术指挥方面，我们根据藏军战斗力不强，不讲战术，但体力好，马匹多，撤退较快，而我军虽然军政素质全面优于藏军，但因不适应高原地形、气候，行军掉队严重的特点，强调为有利于捕捉战机，部队应不怕分散，不怕前出，如发现撤退或将要撤退的藏军，就不待后续部队到达，立即投入战斗，首先将其拖住。事实证明，实行这种战法，先头部队虽然以少临多，但只要组织得当，部队勇猛顽强，即无失利之虞：而后续部队只要听到枪声或得知先头部队抓住了敌人，就会忘记疲劳饥饿，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速度增援，共同歼敌。昌都战役将近４０周年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４０年来，西藏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可以说昌都战役不仅打开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也为建设繁荣文明的新西藏铺下了一块光辉、坚实的奠基石。我忘不了那不平凡的岁月，忘不了那些为西藏人民的解放而无私奉献和做出巨大牺牲的战友们。当前国际风云变幻，国际反动势力一直想把西藏从祖国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而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又面临着许多困难和严峻考验的时刻，我们多么需要战争年代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表现出来的那种无私无畏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我愿这种精神不断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和社会主义强大祖国的伟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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