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 夏含夷：《一篇可能失传的经典：〈摄命〉》（下）

四、《摄命》对西周史研究的可能影响

        如上所论，清华整理者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观点，即《摄命》代表了《尚书·冏命》的早期版本，并最终间接得出另一种推测，即这份原始的册命档案应该追溯到周孝王时期，尽管按汉代的一贯观点，《冏命》可以追溯到早此两代的周穆王时期。我们可能会问，在这篇文献中，是否有任何证据能支持其中任一观点。

       虽然《摄命》中的许多字词还没有得到确切的解释，但它的主旨看起来相当明确：它是王对国家内部普遍混乱的抱怨。在开头陈述过的王的可能被视为惯例的担忧之后，第二段王的讲话中很快就谈到了这点：

       王说：“摄，现在我已经明确地命令你：'开始拿出并（带进）宣读我的命令。行动吧！’现在民众已经极度不安……怨恨，四方的大小邦国和数百名御事也报告了刑事案件。如果现在这些不急于报告，如果没有你，就不会合力协作。因此，我要调动你。’”

在警告摄不要和其他人一起酗酒之后，王似乎把这种糟糕的情况归咎于自己的官员：

 

      王说：“摄，我的大臣和助手是御事。我憎恶他们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心和美德，不去延伸它们，然后贬低我。”

然后，在王最具体的指示中，王命令摄在处理案件时要审慎，一定不能接受贿赂：

      你不应放纵。当别人有审判和诉讼时，你不应当收受贿赂，不应当对人民不透明、不尊敬，这样人民就会听你的。

因此，这似乎是王意识到国家局势濒临失控，为此他责怪他的臣子。他最大的抱怨似乎关乎大量的诉讼和刑事案件。在这种情况下，王命令摄不要接受贿赂，也许表明他怀疑其他官员正在这样做。

       从传统的史料记载和同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来看，周穆王和周孝王的统治都是有问题的，但问题出现在不同方面。周穆王接替了他父亲周昭王的权力，周昭王(前977/975—前957年在位)在南征大概位于今天湖北境内的汉水地区时死去。这似乎导致穆王重组了他的军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重组了他的官僚机构。[53]他仍然长期受到淮夷的外部威胁，一些淮夷势力至少渗透到了周的东部地区，相当于今天河南省的东南部和中部。[54]

       然而，据史料记载，穆王与他自己的朝臣之间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他们之间唯一的不和是权臣祭公謀父临终规谏。据《逸周书·祭公》，祭公曾警告王不要以牺牲王后或重臣等人为代价，而过于接近某些宠妾或幸臣，如：

      汝无以嬖御固庄后，汝无以小谋败大作，汝无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汝无以家相乱王室，而莫恤其外。

       虽然王室对大臣们的渎职行为没有任何明显的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渎职行为，尽管在我们对穆王统治时期所知甚少的情况下，这并没有表现出来。

       我们对孝王的统治所知比对穆王更少，尤其是在公认的历史资料中。然而，我们从这个资料中所知道的，却与穆王完全不同。正如本研究之前所简要指出的，孝王的统治在西周诸王中是异常的，因为他没有继承他父亲的王位。更确切地说，他是恭王或懿王的弟弟。更重要的是，至少有一些迹象表明，他上台的时候，他的前任懿王还活着。倪德卫（David S. Nivison）似乎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历史学家，他根据《史记·周本纪》对懿王的统治做了如下描述:

      历史上确实说懿王是无能的。他没能让地方诸侯稳定有序，甚至连朝廷活动的日程安排都没有做到井井有条。他在通俗的讽刺作品中受到嘲笑。[55]

      《竹书纪年》记载，懿王十五年（前885年，更可能是前883年），王从国都迁到了一个叫槐里的地方。

      （懿王）十五年：王自宗周迁于槐里。

有理由认为这可能是对王流亡的一种暗示，因为另一材料把这个地方称为犬丘或废丘。[56]另外，虽然这是推测，但极有可能孝王的统治应该开始于第二年，即公元前882年。[57]

       至于青铜器铭文，有一篇几乎可以推定为孝王时期，它与《摄命》所描述的情况惊人地相似。这就是最先著录于吕大临(1040—1092)《考古图》的牧簋。[58]虽然原器不存，但《考古图》中收有一幅不错的器物线图（图一）和铭文摹本（图二）。

图一 牧簋线图（《考古图》卷三24a）

图二 牧簋铭文摹本（《考古图》卷三24b—25a）

      铭文以典型的册命廷礼开始，纪日要素俱全，可与公元前876年对应。[59]册命仪式由内史吴主持，他在另两件可以确定为懿王器的铜器铭文中扮演了相近的角色。[60]册命文本一开始就提到了一个命令，即受册命者牧曾从先王那里受命管理土地，现在时王重新任命牧管理百寮。这多少有些程式化。然而，在这之后（必须承认的是，很难理解这里的全部细节），册命者就开始谴责这些官员，指摘他们“多乱”，特别是“多虐庶民厥讯庶右粦”（在审判和刑事案件中虐待老百姓）。这段铭文全文如下：

      隹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王才周，才师汤父宫，格大室即位。公尹䋎入右牧，立中廷。王呼内史吴册命牧。王若曰：“牧，昔先王既令女乍司土。今余唯或改，令女辟百寮。厥冋事包，乃多乱，不用先王乍井，亦多虐庶民厥讯庶右粦。不井不中，乃侯止耤人。今既司匐厥辠召故。”王曰：“牧，女毋敢弗帅先王乍明井，用于乃讯庶右粦。毋敢不明不中不井， 乃贯政事。毋敢不尹其不中不井。今余隹申重乃命，易女秬鬯一卣、金车、贲较、画、朱虢、鞃靳、虎、熏里、旗、余马四匹。敬夙夕勿废朕令。”牧拜稽首，敢对扬王不显休，用乍朕皇文考益白宝尊簋。牧其万年寿考，子子孙孙永宝用。

铭文的主旨和《摄命》的命令非常一致，以至于人们很容易认为其同属一朝——一个与前朝大臣之间存在矛盾的王廷。[61]如果是这样，这将成为另一个证据来支持清华整理者的意见，即《摄命》应该是孝王的命令，而摄应该是将来成为夷王的时任王子的名字。

五、《摄命》的产生与流传

      无论《摄命》能否与《尚书·冏命》联系起来，其文本的性质（无论是档案还是草稿），都引起了关于它产生和流传的问题。篇末的册命记录让人联想到西周铜器铭文中的类似记录，因此表面看起来，很可能其文本与那些铜器铭文年代相同，也许是西周中晚期。此外，清华整理者们还指出，除了篇末的册命记录外，正文中的许多措辞与西周铜器铭文或《尚书》有关章节的语言相似，这些文本通常被认为可以追溯到西周。它们的相似之处包括（读作“与”）、㣈（肆，“然后”）、肈（肇，“开始”）、吝（“傲慢”）、不啻（“不仅”）、谷（欲，“因此”）的用法，以及（“丰富的”）的叠词用法。整理者也注意到它们之间的一些相似短语。以下只是几个例子：

      余弗造民康 (简1)

      我幼沖人 … 弗造哲迪民康 (《尚书·大诰》)

      四方少（小）大邦， 御事庶百又告有吝 (简4)

      大诰尔多邦越御事 (《尚书·大诰》)

      惠不惠，亦乃服 (简7—8)

      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 (《尚书·康诰》)

      敬学明 (简10)

      明亚祖 (史墙盘)

      谷女（绎绎）弗功我一人在位 (简11)

      毋童余一人在位 (毛公鼎)

      自一话一言，女（汝）亦母（毋）敢泆于之 (简13)

      时则勿有间之，自一话一言 (《尚书·立政》)

      如上所述，整理者还把简10中的看作彖的讹误，又证明后者是“惰”的语音假借。这应该是对的。除了在《周易》中专门用作“彖辞”（常训为“断”）外，在任何汉代以前的文献中都没有出现过这个字。一个不熟悉西周时期该字专门用法的战国抄手，可能会把它抄写成一个战国书写系统中相似的字形，这是可以理解的。[62]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抄写错误将说明手稿文本背后的原始文本的古老性。诸如此类的相似和讹误，支持了清华整理者一个不言而喻的假设，即《摄命》确实是一部失传的经典作品，最初产生于公元前9世纪，或者不会比那个时候晚多少。

       在轻易接受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假设之前，我们应该首先考虑一下：也许上述这些古语相似之处是后代的传授者有意识地嵌入原文，即使不一定是清华简《摄命》抄手自己作的。最近，史嘉柏（David Schaberg）沿着这个思路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尚书》中的一些篇章，包括一些今文篇章，就是这样的仿古作品。

 

       一个坏的学术习惯，通过所有的今文篇章与其中少数可以确定为西周时期的篇章的关联，使它们全部经典化。承认古语的事实迫使我们看到一种习惯做法，即后来作品的创作可能也沿袭《尚书》古老部分的同一套写作技巧，更重要的是，可能还会引用和创作许多看起来很古老的材料，但最终不会被纳入一个官方认可的《尚书》文本中。[63]

      在提出这个观点时，史嘉柏似乎承认，至少有一部分《尚书》篇章可以追溯到西周，或者至少“被认为”是这样的。[64]史嘉柏认为，这些文本不仅具有不同的句法和词汇，而且与结构清晰的战国文本不同，具有“杂乱无章、喋喋不休的讲话风格”。这种“杂乱无章、喋喋不休的讲话风格”似乎和《摄命》的性质是符合的；因此，这样的语言标准似乎支持了清华整理者关于文本时代的推测。但是，在接受该文本可能和它声称的一样古老之前，史嘉柏提出了另一个标准：它须与它的创作环境相一致。

       书（被认为是书写的实践或是由此产生的文本），不能再从那些使它有意义的环境（社会、宗教、仪式）孤立出来理解。在某些方面，它不能再被视为普通讲话的自然过录，也不能被视为朝事中一个广泛的、几乎不起眼的方面。[65]

      像《摄命》这样的文本有没有可能在西周时期被写成呢？这方面的证据很容易就可以从这一时期的铜器铭文中找到，甚至早于清华整理者认定的《摄命》时代。除了前一节介绍的牧簋铭文外，还可以考虑一下大盂鼎铭文，它通常被追溯到周康王在位时期（公元前1005/1003—前979），比孝王早整整一个世纪。正如《摄命》文本一样，大盂鼎铭文是由一系列的诰命所组成，其中夹杂着简要的介绍性说明，这些说明指出了周康王对名叫盂的高级官员册命的时间和地点，以及盂自己作此宝鼎以祭祀其祖父南宫的贡献。王的讲话（占铭文的大部分）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都用“王曰”开头，或者在第一部分中，使用了“王若曰”。第一部分首先回顾了历代君王的事例、殷商违逆正道的腐败作为，以及作器者盂的个人贡献，并训诫盂“敬雍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恭敬地协调纲纪，勤勉地早晚入谏，进行祭祀，奔走于王事，敬畏上天的威严)。铭文的第二部分是相对简短的诰辞，训诰盂应效法他的祖父。而第三部分包含对其册命的具体内容，命令他监督调度各种人民的迁居。同样简短的第四部分，命令盂“敬乃正”（恭谨地对待你的职事）和“勿废朕令”（不得忽视我的命令)，以上所有大盂鼎铭文的措辞都在在使人联想到《摄命》。铭文的结尾记录这个册命仪式发生在周康王二十三年（大概是公元前981年）。通过铭文的书体、器型和纹饰，得以确定这篇铭文是在册命仪式之后不久写成的。

       大盂鼎铭文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可能是它铸于青铜器，但这也非唯一的原因。这个载有铭文的容器得以保留下来还可能需要另一个重要因素——它是被故意埋在地下的（这种情况发生不止一次，而是两次）。[66]《摄命》的文本内容也可能在西周时期被铸在了青铜器上，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没有列在已出土的数千甚至数万件铸造的器皿中。[67]与此不同，近期出土的《摄命》是被写在了竹简上的，即使这些竹简比王室对摄下达命令的时间晚了大约五百年。

       如果我们接受《摄命》的原始文本出自西周，那么我们应该会问它是如何流传到战国时期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也为这一讨论提供了一个基础，因为其有力地证明了，至少铭文的册命部分是从一份周天子册命作器者时，写在木简或竹简上的文件中复制（可能是逐字抄写）而成的。[68]颂鼎、颂簋和颂壶上的铭文可能是在周宣王三年（前827/825—前782年在位，即825年）铸造的，为竹简在册命制度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颂鼎上的铭文是：

  

       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旦，王格大室，即位。宰引佑颂入门立中廷。尹氏受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王曰： “颂，命汝官司成周贮二十家，监司新造贮用宫御。赐汝玄衣黹纯、赤巿、朱黄、銮旂、攸勒。用事。”颂拜，稽首。受命册，佩以出，反入觐璋。颂敢对扬天子丕鲁休，用作朕皇考龚叔、皇母龚姒宝尊鼎。用追孝，祈介康纯佑，通禄永命。颂其万年眉寿，畯臣天子灵终，子子孙孙宝用。

      很明显，这些册命文件的副本原来保存在皇家档案馆中供史官查阅。例如，逑盘铭文几乎可以肯定为同是宣王器，它记录了对作器者逑的册命：

           

      王若曰：“逑，不显文武应受大令，匍有四方。则繇隹乃先圣且考夹召先王，爵堇大令。今余隹巠乃先圣且考申重乃令，令女疋荣兑兼司四方吴林，用宫御。”

      后来，周宣王四十三年（前783），逑在王廷再次受到接见，并得到了新的册命。

      隹卌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王才周康宫穆宫。旦。王格周庙。即立。司马寿右吴逑入门。立中廷。北卿。史淢受王令书。王乎尹氏册令逑。王若曰。“逑。不显文武应受大令。匍有四方。则繇隹乃先圣夹召先王。爵堇大令。奠周邦。肆余弗望圣人孙子。昔余既令女疋荣兑兼司四方吴林，用宫御。余隹坙乃先且考。又爵于周邦。申重乃令，令女官司历人。毋敢妄宁。虔夙夕叀拥我邦小大猷。雩乃尃政事。毋敢不尽不井。雩乃讯庶又吝。毋敢不中不井。毋龙=橐=隹宥从。廼敄侮鳏寡。用乍余一人咎。不雀死。”

      新发布的册命文件明确地复述了先前的命令，并准确地引用了它：

      今余隹巠乃先圣且考申重乃令，令女疋荣兑兼司四方吴林，用宫御。  (逑盘)

     昔余既令女疋荣兑兼司四方吴林，用宫御。(卌三年逑鼎)

      在准备这个新的册命给逑的时候，似乎宣王的史官很可能参考了过去给逑的册命，并将其抄写到新的册命中。当然这个最初对逑的命令不是特别长，所以也许被当时在王廷上的某个人记住了。但是由于册命的引用文字是一致的，所以（至少在我看来）这样的引文更可能需要一份书面原件。如果有一个档案馆，里面或多或少有低级官员的册命文件（逑是森林看守[虞]），那么一份给像摄这样重要的官员（无论摄是否真的是王储，据《摄命》的说法，他是周王和其他王室官员之间的媒介）的册命文件也很有可能会包含在档案馆中。

       但是这仍然不能清楚说明，在清华简文本写成之前的大约五百年（大约从公元前9世纪中叶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过程中它是如何被流传抄写的。经过校对的证据（通过在原来4号简的字之间又插入了两个小字）表明（至少对我来说），清华简《摄命》是从另一篇写在竹简上的文本上传抄过来的。但清华简这样假设的底本也只能证实一个多次传抄过程的一部分，不仅跨越了五个世纪的时间，而且还涉及了西周王都到楚国之间的地理距离 (清华简无疑就是在楚国被抄写的，抄写清华简所使用的楚文字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不太可能会找到其他流传过程的证据，并且得到清华简《摄命》也是很偶然的。它之所以能幸存至今，主要因为它是被故意埋在了地下某个墓葬中。且同样幸运的是，清华简在那座墓被盗掘后，被清华大学所收藏。

       该篇文献的流传史可能不止步于清华简的文本。如果像李学勤和清华整理者所说的那样，把《摄命》与《尚书·冏命》联系起来，那么我们还必须问，清华简文本被埋葬之后，它的内容是何时及如何失传的。在汉代，此篇文献的名称改变很可能是由于一个字形讹误，不管是将（即）写为臩或写为冏，由此几乎可以肯定，在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之间，此文本也在传抄流传。然而，根据古文《尚书·冏命》的材料看，在公元前二世纪仍然可用的文本，要么在当时已经非常零碎，要么在此后某个时候失传了。虽然《尚书·冏命》与《摄命》文本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有迹象表明，《冏命》是在零碎信息的基础上重新编撰的，而且显然是晚出的常用语所改写。这将为我们追溯古文《尚书》的产生提供很好的证据。

       李学勤在其第一篇关于清华简的文章中，曾对古文《尚书》的含义作了如下表述：

       所谓作伪，我一再地说并不一定是古人是个骗子在骗我们，而只是整理了一些材料。[69]

“整理”一词是现在通常用来形容清华整理者的工作的用语。虽然古文《尚书·冏命》不一定是有意欺騙的结果，但如果《摄命》确实是这一文本的原文，那么这两个文本的“材料”之间的关系就很脆弱了。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各篇章，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注 释

 [53]对此更详细的解释，参看Edward L. Shaughnessy, “Western Zhou Histor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s to 221 B.C., ed.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西周史》，鲁唯一、夏含夷主编：《剑桥中国上古史:从文明的起源到公元前221年》）,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9, 323-328.

  [54]关于这种势力渗透的证据，参看簋（《集成》4322）和方鼎《集成》2824）铭文。

 [55]David S. Nivison（倪德卫）, “Western Chou History Reconstructed from Bronze Inscriptions,” in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 Symposium, ed. George Kuwayama（《铜器铭文重构的西周历史》，乔治·桑山主编：《中国青铜时代：一个专题论文集》）,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83, 49. 倪氏对孝王统治的讨论见第50页。

  [56]对于犬丘、废丘的所指，参见《史记》，第140-141页。

  [57]对这时期年代的详细讨论，参见Edward L. Shaughnessy, 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 pp.255-256。

  [58]吕大临：《考古图》卷三，清乾隆十七年亦政堂本，第24页a-25页b。这个铭文也收录于《殷周金文集成》4343。

  [59]这一日期记载是确定铜器和铭文年代的关键之一。它与师晨鼎（三年三月初吉甲午〔11日〕，《集成》2817）和谏簋（五年三月初吉辛亥〔27日〕，《集成》4285）上要素俱全的纪日所体现的王室历法一致。这两篇铭文都有司马共和史年两位人物参与册命仪式，他们二人都可以确定属于这一时期。然而，这些日期与铭文体现的、确切无疑属于恭、懿、夷王时期的历法不符。因此，如果没有其他可能，用排除法可以确定他们属于孝王统治时期。

  [60]它们是师虎簋（《集成》4316）和师簋盖（《集成》4283、4284）。

   [61]《考古图》中著录的冉盨（《考古图》卷三34，《集成》4469）与牧簋的联系尤为密切：“又進退，于邦人、足人、师氏，人又辠又故，迺朋即女，迺繇宕卑复虐逐厥君厥师，迺乍余一人咎。王曰：'冉，敬明乃心，用辟我一人，善效乃友內辟，勿事暴虐從狱，爰夺行道。厥非正命迺敢疾讯人，則隹辅天降丧，不□唯死。易女秬鬯一卣、乃父市、赤舃、驹车、贲较、朱虢、鞃靳、虎、熏里、画、画、金甬、马四匹、鎥勒。敬夙夕勿废朕命。’冉拜稽首，敢对天子不显鲁休，用乍宝盨，叔邦父、叔姞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考古图》指出，像牧簋一样，它也是在“京兆”（今西安）附近被发现，文字与书法都与牧簋极其相似（当然书法的相似可能由于《考古图》的摹写）。《考古图》只保留了冉盨铭文的后半部分，所以记载册命仪式的最初部分已不复存在。不幸的是，由于这一点，没有留下日期记载和伴随私名记录作为断代证据。过去，这一铭文一直与毛公鼎铭联系在一起，并以此为基础推定为宣王器。我想应该定为孝王器。然而，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我只是提出这一考虑。

  [62]战国文字中的这个字，何琳仪认为应该读为遂。参看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225页。

 [63]David Schaberg（史嘉柏）, “Speaking of Documents: Shu Citations in Warring States Texts,” in 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Studies in the Composition and Thought of the Shangshu, ed. Martin Kern and Dirk Meyer（《文献的话语：战国文本中的〈尚书〉引文》，柯马丁、麦笛主编：《中国政治哲学的起源：〈尚书〉构成与思想研究》）, Leiden: Brill, 2017, pp. 321-322.

 [64]史嘉柏在文章开头首先强调了“与西周有关的文本”和战国文本之间的明显区别：“显然，作为语言发展的记录，典型的早期中国文本显示了一种极不连续的演进。与西周有关的文本，如《尚书》和《诗经》中的古老章节，与战国时期的《左传》等文本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转换。这一时期，语法和词汇都发生了变化。有些词不再常用或有了新的含义，一些句法模式出现了，而另一些则消失了。甚至在修辞和逻辑的层面上，早期常见的杂乱无章、喋喋不休的讲话风格，似乎已经让位于战国时期大规模演说和散文的体系化论述。”见David Schaberg, “Speaking of Documents: Shu Citations in Warring States Texts,” in 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Studies in the Composition and Thought of the Shangshu, p.320。

 [65]David Schaberg, “Speaking of Documents: Shu Citations in Warring States Texts,” in 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Studies in the Composition and Thought of the Shangshu, p.321.

 [66]现在无法知道这个青铜器是何时被埋了起来，虽然我怀疑它是在被铸成的两百多年后才被埋藏，但由于大盂鼎是在前现代考古报告时代就被发现了，因此没有相关出土的背景资料。当然，它有可能是从墓葬出土的。如果是这样的，这也代表它是在被铸造不久后就被埋藏了。然而也有可能这个青铜器是原先保存于作器者及其后代宗庙里，而在西周末时，也就是周原地区被入侵的时候，才被埋藏在一个地窖里进行保管。然后在19世纪20年代初于今日陕西岐山县某个地方出土。经过至少两次买卖，它最终归于著名的古董收藏家潘祖荫(1830—1890)。这个青铜器在苏州的潘家重新安家，并传了两代人，直到这座城市即将被日军占领，这家人将大盂鼎及其他珍宝埋藏在家族大院的后院，得以在日本人多次搜寻下保存了下来。最后在1951年7月，潘家把它们捐赠给了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政府派工作人员第二次挖掘了它们。大盂鼎于是成了新组建的上海博物馆的藏品，在那保存了8年，然后被捐赠给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仍保存在那里。

 [67]我在这里指的是《摄命》和西周青铜器铭文文本之间明显的相似之处，然而我并不是想要像高本汉曾经说过的那种天真的说法：“记住……重要的是……中国早期的'书’就是青铜礼器……。长篇而重要的文献通过刻在青铜礼器上而得以保存。真正《书经》篇章和《诗经》的诗歌，很可能在它们被抄写成通行的木制文件的很久之前就已经铸成了青铜器。”参见Bernhard Karlgren（高本汉）, “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中国青铜器中的殷和周》）,”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远东文物博物馆公报》）8 (1936): 13-14。

 [68]关于此观点在西方学界的第一个讨论，见Herrlee G. Creel（顾立雅）, “Bronze Inscriptions of the Western Chou Dynasty as Historical Documents（《作为历史文献的西周青铜铭文》）,”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美国东方社会杂志》）56 (1936): 339。

 [69]李学勤：《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原载《出土文献》2021年第1期，引用请据原文。

责任编辑 | 李举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