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或许只能很晚才提出，等到步入迟暮之年，能够具体而微地谈话的时候。有关这个题目的文献实际上并不多。这是一个适值内心思绪纷涌的午夜时分，再没有问题可问的时候才会提出来的问题。 这个问题以前提出过，而且一直在提出，不过方式过于间接或转弯抹角，过于造作，过于抽象，而且提到时总是居高临下地一带而过，并没有被它紧紧扣住。我们那时候不够清醒，从事哲学的欲望太强烈，所以除了拿这个问题当文体习作，根本没想到哲学到底是什么，没有做到最终放弃咬文嚼字而直截了当地扪心自问：我搞了一辈子这个东西，可它究竟是个什么？ 有这样的情形：迟暮之年虽然无法使青春永驻，却能够给人以一种至高无上的自由，一种纯粹的必然性，让我们在生与死之间得以蒙受一段短暂的恩惠，此时，机器的所有部件通力合作，把一个跨越各个年龄段的特征送向未来：提香、特纳、莫奈等都是如此。 在一条人迹罕至和永无回头之路的道路上，老年特纳获得或争得了从事绘画的权利，这跟提出临终最后一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区别。《朗塞的一生》大概既标志着夏多布里昂的暮年，也标志着现代文学的开端。电影有时同样可以奉献出老龄人特有的资质，例如伊文思便使自己的笑声在狂风中跟巫婆的笑声交织在一起。哲学也是一样，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是一部晚年之作，这部汪洋恣肆的著作一直让后人趋之若鹜。因为精神的所有禀赋在这部书里都超越了它们的极限，这些极限正是康德在壮年时期的著述里曾经精心确定过的。  这种境地不是我们所能奢望的。我们只是认为，现在是提出“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这个问题以前一直在提出，而且已经有了一个一成不变的答案：哲学是一门形成、发明和制造概念的艺术。但是，一个答案不可仅仅就事论事地回答问题，还应当说明时间、场合、感受、景物、人物、条件以及未知条件。这个问题本当在“朋友之间”提出，就像互诉心曲或相互信赖，或者像面对仇敌的一场挑战，而且应当在夜幕降临的时刻，一个身处野狼与家犬之间，连朋友也要提防的时刻。此时，我们会说：“那正是我想说的！可是我不知道意思是否表达清楚了，也不知道是否足以让人信服。”而且我们会意识到，以往说得好坏与有无说服力都不重要，反正这个问题就摆在眼前。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概念需要概念性人物来帮助规定自身的性质。朋友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性人物，甚至可以说，这个词可以证明哲学起源于希腊。这是因为，别的文化拥有智者，希腊人呈现给我们的却是这些“朋友”，而且他们决非仅仅是二流的智者而已。应当说，希腊人宣布了智者的死亡，并代之以哲学家——智慧之友，即寻找智慧，但尚未正式拥有智慧的人。 不过，在哲学家跟智者之间，并非像刻度表似的只是一个程度高低的问题。来自东方的高龄智者或许用形象从事思维，哲学家却发明并且思维概念。由于智慧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要了解“朋友”在特别是希腊人那里的含义甚至更加困难。朋友是否指某种能力上的亲密关系，某种存在于细木匠跟木料之间的物质趣味或者潜能：一个出色的细木匠对于木料拥有潜能，那么他是木料的朋友吗？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哲学意义上的朋友并不是指一个外在的人物，也不是某个例证或某一段经验性情节，而是指一种内在于思维的存在，一个使得思维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一个活的范畴，一种先验的体验。通过哲学，希腊人给予朋友一记重击，使其不再跟一个他者相适应，而是转而跟一个实体·一种客体性·一种本质相适应。不仅与柏拉图为友，更与智慧为友，与真实或者概念为友，就像费拉莱特跟黛奥菲尔那样⋯⋯ 成为概念性人物或者从事思维所必需的一种条件以后——或者说变成情人以后，朋友的含义是什么？情人的说法难道不是更为准确吗？我们曾以为他者是被排除在纯思维以外的，朋友难道不是将把一种跟他者之间的关键性联系再次引入思维吗？要么，这里说的是有别于朋友或情人的其他什么人？这是因为，当我们说哲学家是智慧的朋友或情人的时候，不正是由于哲学家潜在地以此自许并且汲汲以求，但并非实际拥有智慧吗？那么，朋友同时也是追求者吗？他自命为其友人的那个是否正是他所追求之物，而非可能成为情敌的第三者？友谊对于竞争者所怀有的争风吃醋的猜疑正可跟爱情之对于欲望目标的张力相媲美。一旦友谊转而面向本质，两个朋友之间便形同追求者和情敌（谁又会去区分两者呢？） 这个基本特征不仅使哲学看起来像一桩希腊的事情，而且使它跟城邦所作出的贡献正好吻合，因为希腊城邦组成了朋友或平等者的团体，倡导团体之间和每个团体内部的竞争关系，同时使追求者在各个领域里都成为竞争者：爱情、竞技、法庭、行政职务、政治，乃至思想界——因为思想界不仅在朋友身上，还要在追求者和竞争者身上才能找到生存的条件（柏拉图曾用“歧解”一词说明这种辩证关系）。所谓诘辩就是自由人之间的一种竞争形式，一个相当普及的竞技项目。友谊的任务就是将本质的完整性和追求者之间的竞争性加以调和。这个任务是不是过于艰巨了呢？ 朋友、情人、追求者、情敌都是一些先验的规定性，它们并不因此就丧失了在一个或者多个人物身上的密集的和活生生的存在。莫里斯·布朗肖是当今不多的几位思考“朋友”一词的哲学含义的思想家之一，他现在重提这一事关思维本身的条件的内部问题，被他引入最纯粹的所思的核心的不就是新的概念性人物吗？这一次不是希腊的概念性人物了，而是来自别处的概念性人物，他们仿佛经历了一场变故，被拖入一些提高到先验特征的地位的全新的活的关系里——是不是发生在朋友之间的一次迂回，一种疲惫感，一种困境，使得友谊本身皈依了那种视朋友的概念为无限的怀疑与忍耐的思想？概念性人物的清单从来就是开不完的，他们的作用因此在哲学的演变过程中或转换方面十分重要。概念性人物的多样性应当得到理解，而不应被缩减为希腊哲学家的本身已经很复杂的单一性。 哲学家是概念之友，他具备掌握概念的潜能。这就是说，哲学并非简单地只是一门形成、发明和制造概念的艺术，因为概念不一定是一些形式，一些新发现或者产品。严格地说，哲学是一门创造概念的学科。 那么，朋友是否与自身的创造活动为友？换言之，在创造和被创造的统一体当中，朋友是不是一种反映了朋友的潜能的概念行为？哲学的目的就是不断地创造新概念。正因为概念必须被创造出来，所以它跟哲学家的关系正像面对一个势必拥有它或切实拥有它的能量和本领的人。对于那种认为创造活动专指感性的事物和各种艺术的提法，我们无可厚非，因为艺术能够使精神实体存在，也因为哲学概念是一些“物体原相”。实际上，科学、艺术和哲学同样具有创造力，尽管严格地说，创造概念只是哲学一家的任务。概念不同于已经造就，静等人们去发现的天体。概念没有天空。它们必须被发明，被制造，或更准确地说，被创造出来，而且如果没有创造者的署名，概念便毫无价值。 尼采这样规定哲学的任务：“哲学家不应该仍然满足于别人交到自己手里的概念，进而揩拭一番，使其重放光芒。哲学家应当着手制造、创新和提出概念，并且说服人们去运用。迄今为止，大率言之，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概念确信不疑，就像获得了从神奇世界掉下来的一套同样神奇的嫁妆似的。”然而，确信必须被怀疑所取代。而且，哲学家最应当怀疑的就是那些并非自己手创的概念（柏拉图虽然倡导相反的道理，其实他很清楚这一点）。柏拉图说，应该静观理念，可是他首先必须把理念的概念创造出来，否则静观无从谈起。假如人们在谈论一位哲学家时说：他没有创造什么概念，他没有创造自己的概念，那么这位哲学家还有多少价值可言呢？ 我们至少已经看到哲学不是什么：它不是静观，不是沉思，也不是沟通，尽管它可以拿任何学科都制造对自己的幻觉为理由，躲在专门制造的迷雾后面，认为自己此时是这一个，彼时是那一个。 哲学不是静观，因为静观是在事物自身的概念被创造的时候，人们从中所见到的事物本身。 哲学不是沉思，因为没有人离开了哲学就什么都不能思考了。别以为把哲学说成一门沉思的艺术就能给予她很多东西，其实那是釜底抽薪，因为数学家从未等到哲学家的光临才去思考数学问题，艺术家也从未等到哲学家的光临才去思考绘画或者音乐。假如因此就认为他们也都是哲学家，那可是个天大的玩笑，除非他们的思考超出了各自的创造活动的范围。即使是沟通，哲学仍然不能以为找到了最后的庇护所。沟通势所必然地只能加工各种意见，创造“共识”，而不是创造概念。西方所谓朋友式的民主讨论的想法从来没有产生任何概念。这个想法也许出自希腊人，然而希腊人如此怀疑它，严酷地对待它，以至于这个概念如同一只自问自答的飞鸟，从敌对意见被扫除干净的战场上空（喝醉了的酒宴主人）颇具讽刺意味地掠过。 哲学不静观，不沉思，不沟通，尽管它必须为这些行为或激情创造概念。静观、沉思和沟通不构成学科，而是在所有学科里制造普适原则的机器。静观的普适原则和沉思的普适原则原本是两种幻觉，哲学在大做其统辖其他学科的白日梦时曾经遇见过（客观理想主义和主观理想主义）；况且，不论是自命为新的雅典城，还是迁就那些只能为控制市场和媒体的空想提供规则的沟通的普适原则（主体间性的理想主义），两种做法都不会给哲学添加什么荣誉。凡是创造活动都是独特的，纯属哲学创造的概念永远是一种独特性。普适原则不仅什么东西也解释不了，而且本身必须被解释，这是哲学的头一条原则。 认识自己，学会思考，以世上没有不言自明的东西作为行事准则——即对世界感到惊诧，“惊诧于既成事物原来是⋯⋯”，这些哲学上的规定性以及其他许多规定性合起来构成一些有趣的态度——尽管时间一长会令人乏味，可是它们并不能构成一种定义明确的职业或者一种专门的活动，即使从课堂教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不过，我们不妨把下面这句话当作哲学的决定性的定义：哲学是通过纯粹的概念获得的知识。不过，没有理由把通过概念获得知识，在可能的经验内部或者通过直观建构概念相互对立起来。因为按照尼采的裁决，你如果不首先创造概念，即在一种纯属概念的直观当中把它们建构起来，那么通过概念你获得不了任何知识；这种直观可以是一个领域，一个平面，一块土壤，但不混同于概念，它是概念的幼苗和培育概念的人物的庇护所⋯⋯ 如果说，概念是不断变化的，那么哲学还有整体性可言吗？用不着概念便可运行不误的科学和艺术也是如此吗？她们各自又有怎样的历史？如果哲学是创造概念的持续活动，人们当然会问：作为一个哲学的理念，概念是什么？其他那些并不是概念的创造性的理念又是什么？它们属于科学和艺术，有着自身的历史和变化，殊异的相互关系以及跟哲学之间的关系。哲学由于专门从事概念的创造而具备一种功能，但是，鉴于存在着不同的思维和创造的方式，别的并非必须跟概念打交道才能形成理念的模式——例如科学思维，专事概念创造不会给哲学带来任何优越地位或者特权。  于是，我们又回到一个老问题上面来了：这种有别于科学或艺术活动的创造概念的活动究竟是做什么用的？换句话说，为什么要创造概念？为什么总要创造新的概念？必要性在哪里？有什么用处？目的何在？假如回答说，哲学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不服务于任何东西，那么这种回答纯属附庸风雅，连黄口小儿也哄骗不了。毕竟，我们从未因为形而上学的死亡或哲学的被超越而感到有什么不妙，因为它们全是一堆毫无用处和令人讨厌的废话。当今人们大谈体系的破产，其实只是体系这一概念发生了变化而已。只要确有必要也有时间去创造概念，那么从事这项工作的就永远是哲学，即使另外起一个名字也不会有什么区别⋯⋯ 较为晚近时期，哲学遇到许多新的竞争者。其中首先是那些企图取代哲学的与人有关的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由于哲学一度对于创造概念的使命越来越缺乏认识，甚至躲到普适原则里偷安一隅，人们对于问题究竟在哪里反倒不甚了了。是否应当放弃一切创造概念的活动，给一门严格的与人有关的科学让路呢？要么，改变概念的性质，把它时而说成群体的表象，时而说成是由老百姓及其生命的、历史的和精神的力量所创造出来的世界观？后起的认识论、语言学，甚至心理分析以及逻辑分析，也都曾打过哲学的算盘。哲学遇到的竞争对手一个比一个更蛮横无理，更贻害无穷。这是柏拉图即使在其一生最富于喜剧性的时刻也想象不到的⋯⋯可是，哲学遇到的竞争对手越是厚颜无耻和愚蠢，越是在自己的怀抱里碰到它们，它就越会鼓足劲头去完成创造概念的任务。概念不是商品，而是太空陨石。哲学的开怀大笑会冲刷掉它眼中的泪水。因此，哲学的问题就是一个把概念和创造联系起来的数学奇点。 哲学家们对于作为哲学现实的概念的性质一直关心不够。他们宁可把概念看成是一种给定的知识或者表现形式，而且能够用制造概念的人类禀赋（抽象力或概括力）或人类应用概念的禀赋（判断力）解释它。可是，概念不是给定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且必须被创造。它不具备形态，它将自己和盘托出，自我设定。创造与自荐互为彼此，因为从生命体到艺术作品，凡属真正的创造物都因被创造这一事实本身享有一种自我设定，或者说都具备一种自创性的特点，我们就是凭借这个特点甄别它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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