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年前，一个13岁小女孩的谋杀案，震惊了整个北宋官场

阿云案

先说一个故事吧，准确来说是一个案子。案情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很简单。

故事的时间发生在公元1068年，北宋熙宁元年，也就是宋神宗当皇帝的第一年。

故事的地点发生在山东登州，相当于今天的山东烟台和威海这一带。有一个叫阿云的农家女孩，长得还不错，亭亭玉立，但家庭条件很差，父亲很早就过世了，13岁那年，母亲又去世了。

父母相继去世后，小阿云的叔叔也不愿意抚养她，于是在母丧期间，私自做主将其嫁给了同村的光棍韦阿大。

韦阿大捡了个宝，要不是这个案子，历史上估计没有他的名号。韦阿大这个人没什么出色的，唯独的特点是相貌丑陋。

阿云长得好看，但相公却如此奇丑无比，让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于是动了歪念。她趁着丈夫在田间干活，累了在地里熟睡的时候，拿着菜刀对丈夫韦阿大连砍十几刀。

《宋史?许遵传》：

“初，云许嫁未行，嫌婿陋，伺其寝田舍，怀刀斫之，十余创，不能杀，断其一指。”

由于阿云年纪也小，也是个弱女子，遇到这种事本来就害怕，结果“不能杀”，只不过让韦阿大“断其一指”，只是将丈夫的手指砍断了。虽然这事没闹出人命，但谋杀亲夫，性质恶劣，阿云很快就被逮捕归案。

阿云人老实，在官府的威严之下，一切都招了，一五一十的全说了，对于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县令觉得没有什么好审理的，案件很简单，就按照《宋刑统》做出判决。

《宋刑统·名例律》规定：“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姐、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

阿云属于十恶不赦的谋杀亲夫大罪，虽然谋杀亲夫未遂，但在当时，依然很严重，于是判定死刑。

不过宋朝有人性化的一面，就是死刑必须层层上报，一直上报到中央大理寺、刑部等部门核实，最后皇帝确认才能执行。

没想到的，随着层层上报，一桩简单的死刑案件，最后居然引起了包括皇帝，宰相在内满朝文武的讨论，甚至引发派系的斗争。一个谋杀亲夫未遂的小女孩，震动了整个北宋官场。

当然，案子首先上报到知府，当时的知府就是大名鼎鼎的许遵。

许遵

许遵是北宋有名的清官，也是个好官，他是搞司法出身，是大理寺派到地方挂职锻炼的官员，具备多年刑事案件审判经验。《宋史》称赞此人：“累典刑狱，强敏明恕”。

果然，阿云案一到许遵手中，他就觉得有问题，不能这么判，他的理由有：

第一、根据宋代婚姻法的规定，正式夫妻必须办理结婚仪式，而且在嫁入夫家后三个月内必须拜祭夫家祖庙，否则不算。阿云并未没有正式许配韦阿大，所以，二人算是真正的夫妻，所以说，谋杀亲夫不成立。

第二、阿云是在服丧期间被她的叔叔嫁出去的，这种在父母去世期间自作主张婚嫁或者婚娶，属于不孝。所以，不能算出嫁。

《宋刑统·户婚律》居丧嫁娶条有明确的依据：“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

第三、阿云如实相告，认错态度较好，也算自首，可以获得减刑，“减谋杀罪二等”，免于一死。

《宋刑统·名例律》上有规定：“犯罪之徒，知人欲告，及按问欲举而自首陈，及逃亡之人并返已上道，此类事发，归首者各得减罪二等坐之。”

所以，许遵综合以上情况认为判死刑不妥，“当减谋杀罪二等”，免去死罪。

不过当案子报到朝廷后，大理寺与审刑院不仅推翻了许遵的“当减谋杀罪二等”，还在其中加上一条违律为婚，依然判处死刑。

巧合的是，阿云的案子还在走流程的时候，许遵重新调回到了大理寺工作，他坚决认为阿云的判决有问题，直接了当的指出：“刑部定议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有法律不用，非要拿道德来评判。

宋史载：“果判大理。耻用议法坐劾，复言：刑部定议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今弃敕不用，但引断例，一切按而杀之，塞其自守之路，殆非罪疑惟轻之义。”

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案子移交到了皇帝宋神宗手里。宋神宗对法律也不是很懂，于是又将这个皮球丢给了“两制官杂议”。

“两制议法”是宋代的一项司法审议机制，就是说天下有疑难案件、争议大的就由内制的翰林学士与外制的知制诰，一起讨论决定。简而言之，就是满朝文武讨论，其实主要是两个人讨论，那就是王安石和司马光。于是一场巅峰对决的好戏开场了。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对决

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个饱学之士看完整个卷宗后，都一致认为：阿云并非“恶逆”，也承认阿云的自首情节。不过由于二人素来理念不同，结果各不相让。

王安石支持许遵的观点，司马光认同邢部的裁决。而朝中的革新派和保守派势力，更是借这个机会表明立场。

司马光首先表态说：

“按律，其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其直犯杀伤，更无它罪者，惟未伤可首，已伤不在首限……谋不得为伤之因。谋杀已伤，伤不得首，合从绞罪……宜如大理寺所定。”

阿云的罪很明显了，没什么可以说的，已致韦阿大损伤，无疑已被排除在“自首减刑”的适用范围之外。

王安石则对司马光进行了反驳，他说：

“今刑部以因犯杀伤者谓别因有犯……但言因犯，不言别因……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谋杀与已伤、已杀自为三等刑名，因有谋杀徒三年之犯，然后有已伤、已杀绞斩之刑名，登得称别无所因之罪……自来用例断谋杀已伤不许首免者……假有因盗杀伤，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遂引为所因之罪……止谓因盗杀伤之类。”

意思是，犯了盗杀罪的，如果自首，可免除所因之罪即“盗罪”的处罚，只追究其故意杀人之罪。而盗杀罪重于谋杀罪，既然盗杀罪得以首免，那么按法理逻辑，完全可以推知，谋杀罪也允许首免。

司马光针锋相对说，法律确实提到盗杀自首，没错，但“盗杀”实际上是两种并立的罪行，即盗罪和杀伤罪，而“谋杀”则不是两种罪行。所以说，逻辑不成立。

王安石又说，“谋”杀之罪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只谋未杀”之罪，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故意杀人未遂”。所以，还是应当减免。

司马光丝毫不让：

“现假设有甲乙二人，甲因斗殴人鼻中血出，既而自首，犹科杖六十罪；乙有怨雠，欲致其人于死地，暮夜伺便推落河井，偶得不死，又不见血，若来自首，止科杖七十罪。二人所犯绝殊，而得罪相将。果然如此，岂不长奸？”

总之，二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最后依然没有结论。王安石还是支持许遵的判决，减刑免死；司马光还是支持大理寺与刑部的裁定，判死刑。这个皮球又踢回给宋神宗。

没办法，宋神宗只好又让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钱公辅等人复议阿云案。

吕公著等人在参考了王安石和司马光的看法后提出了他们的意见：

“臣等窃寻圣人制法之意，其大略有三。有量情而取当者，有重禁以绝恶者，有原首以开善者。今于人损伤尚有可当之刑而必偿之以死……恐不尽圣人好生之心，而无以开愚民改恶之路……今律所不备，别以后救从事者甚众，何独泥此也……今令所因之谋得用旧律，而原免已伤之情复以后救而奏决，法以正其本，议以尽其类，则何谓而不可也……宜如安石所议。”

总之一句话，吕公著等人支持王安石的意见。不过审刑院、大理寺的官员也不甘示弱，纷纷上书弹劾吕公著等人“所议为不当”。

宋神宗再次跟王安石等人商议，王安石坚持自己的观点，最后宋神宗拍板：“自今后谋杀已死自首，及案问欲举，并奏取敕裁。”

王安石好像占了上风，但案件到此还未结束。

很快，王安石拜参知政事，开始主持变法。王安石变法引起了司马光等保守派强烈不满。于是他们又在阿云案子上做文章，不仅拒不执行庚子诏书，还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主持变法的王安石。

矛盾似乎愈演愈烈，卷入的官员越来越多。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展开与大规模推行，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也愈加尖锐激烈。

御史台、刑部的官员都支持司马光；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等纷纷倒向了王安石。两派似乎已经完全脱离了事件本身，而是围绕该不该变法，展开了唇枪舌剑。阿云也成了网红人物，从皇帝到大臣无不知晓。

神宗皇帝一看不对，为了缓和矛盾，只好再次下诏：“谋杀自首及按问欲举，并依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敕施行。”

至此，争论了一年之久的谋杀自首之法乃定，神宗趁机提高了敕令的权威。

总之，这场围绕阿云案展开的谋杀自首刑名之争，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取得了胜利，司马光等官员也被投闲置散。阿云案终于尘埃落定。

阿云的结局

关于阿云最后的结局，有这样一个版本，说免除死刑后的阿云后来又遇到天下大赦，她回到了家中，再嫁生子，过期幸福美满的生活。但宋神宗驾崩，哲宗皇帝继位，司马光等人重新掌权后。司马光翻起了这个十几年前的旧案子，以谋杀亲夫的罪名将阿云逮捕并斩首示众。

这个可以说完全子虚乌有，是后人编的，因为此案已经定型。

首先，司马光不可能处死阿云，因为阿云是由宋神宗以皇帝的特权赦免了死罪的，不管法律如果修订，都不能重新审理和改判阿云案。

其次，司马光不可能翻案，也无意杀死阿云。

所以说，司马光在十几年后杀死阿云完全是胡编乱造。不过阿云案留给我们的启示和真相不能不说。

阿云案真相

阿云案之所以争了这么久，震动了整个官场，与其说这是一场法律解释之间的争论，倒不如说是北宋官场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争论，是政治之争，而非法律之争。

王安石一心要变法，司马光是一心反对变法。

王安石争论的核心是：皇帝对法律有最终解释权，皇帝可以对法律进行修改和变更。简言之，皇帝敕令高于一切，也就是皇帝大于法。这才是王安石能够得到宋神宗支持的根本原因。

司马光等人的核心是：认为法律不能改，制度不能改，祖宗之法不可变。如果在阿云案中承认了宋神宗敕令的优先地位，就等于承认了王安石事事变更都要更改先朝制度的合理性。所以他们在论争中对宋神宗敕令不顾，坚持依律从事。

而这场争论也使得宋神宗充分认清了朝廷的形势，趁机将不支持变法的都排挤出了朝廷，进一步提高了敕令的地位，为大规模的变法活动提供了法律根据。

所以，阿云案最终的赢家其实是宋神宗他自己，皇权进一步得到了集中。这才是我们要看清的历史真相。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古代的人治现实，就算有多健全的制度和法律，依然是“王在法上”，而不是“王在法下”，王就是法，法就是王。君主是立法的，官员是执法的，老百姓是服法的。这和我们现在讲的依法治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当皇帝可以任意破坏制度和法律的时候，北宋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王安石变法没过多少年，北宋就走上了亡国之路。

所以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当中，科学、民主、法治，三条中法治是最重要的，只有真正做到把法律、把宪法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共同的遵守、服从、执行法律，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才是国家繁荣和稳定的根本。这是阿云案给我们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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