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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富平知县樊增祥事略 自秦厉共公二十一年（前456）首置频阳县起，在故乡境内设置过频阳县、怀德县、土门县、美原县、鼎州、富平县等诸多县级行政单位，期间经历多次变更分合，最后于元世祖至元元年（1246），将美原县并入富平县后，故乡就一直以富平县称谓行世。 故乡历史上一直没有县志。文史学者惠志刚先生在“明清四部《富平县志》版本之比较”一文中指出：“其草创明弘治间（1488一1505）， 首刊于万历甲申（1584）。先后编纂共六部，即《富平县志》吕子固本、孙丕阳本、韩文本、乔履信本、吴六鳌本、樊增祥本；而付梓者计四，则简称《孙志》、《乔志》、《吴志》、《樊志》” 明清最后一部《富平县志》的主持编纂者是时任富平知县樊增祥。但人们对他的生平事迹却不甚了了。对于这样一位对吾乡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我们不应该忘记，理应了解他的人生轨迹和历史贡献。 近日有位大学同窗好友推荐了一篇文章，其中恰好提供了樊增祥的一些讯息。借此机缘，经过梳理相关资料，笔者惊喜地发现，这位以前知之甚少的樊增祥，竟是一位在当时颇负盛名的文化名人，他不仅官运亨通，而且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晚唐诗派代表诗人、文学家、藏书家。尤其在诗歌创作方面，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高产诗人。 更令人称奇的，是他的传奇经历：他是一位被“骂”岀来的封疆大吏、被“骂”出来的文学家。 樊增祥的父亲樊燮，武科出身，年轻时也是武艺高强，英勇彪悍，屡立战功，官至湖南永州镇总兵，正二品。但他后来贪赃枉法，奢靡腐败，变成了一个大胖子，无法骑马，出入都坐八抬大轿，号称“轿子总兵”，甚至在阅兵时也是掀开轿帘一看了事，于是“樊总兵阅兵一一坐着看”的怪话便流传开来了。 樊燮因为侵占军饷、肆意处罚官兵致使恶名在外，被人告发到他的上司湖南巡抚骆秉章那里，他被叫到巡抚衙门说明情况。 在那里，他与骆秉章的师爷发生了激烈冲突，酿成了一件旷日持久的官场公案，最终给自己带来了噩运。 那个时代，师爷属于临时工，没有编制，工资都由聘请他的官员自掏腰包，他们干的就是参谋、秘书一类的工作，在一般官员眼里，他们无足轻重。 然而，骆秉章的这个师爷，却大大的与众不同一一他就是日后名震朝野、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立的晚清“四大中兴”名臣的左宗棠。 不过，这时的左宗棠，才从三十多年的默默奋斗中初露头角，刚刚成为主持湖南危局的中心人物。 左宗棠，他的从政历程在当时官场绝对是一个另类。 他只有举人功名，但后来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最终位极人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 他的人生大反转，真切地印证了“时势造英雄”的论断之不虚。 左宗棠，自幼天资聪颖，20岁就考中了举人，但后来却连经三次会试都榜上无名。心气很高的左宗棠气得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而以极大精力钻研经世致用之学，大凡政治、军事、地理、历史等等，无不涉猎，无不精通。 机会总是光顾有准备的头脑。糜烂大半个中国的大平天国运动的兴起，给左宗棠的人生提供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咸丰二年（1852），在左宗棠40岁时，太平军围攻湖南省城，长沙危在旦夕。左宗棠在郭嵩焘等人的劝勉下，以一介草民之身，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缒城而入。张亮基大喜过望，将全部军事托付于他。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他的建议基本都被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太平军围攻长沙三个月不下，无奈撤围而去。 咸丰四年（1854），42岁的左宗棠又应后任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入其幕府，长达6年之久。其时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太平军驰骋湘北，长沙周边城池多被佔领，湘东、湘西、湘南的贫苦农民纷纷起事。左宗棠殚思极虑，昼夜谋划，苦力支撑大局，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同时帮骆革除㢢政，稳定货币，开源节流，大力筹措军械、船只。 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辅佐和谋划，使湖南局势转危为安，湘军岀省作战连连告捷，其他各项工作也成效显著。 左宗棠学养深厚，谋事有方，杀伐果断，军务政务打理得井井有条，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就是说左宗棠拟的公文奏章，骆只是签个字，连看也不看，直接下达或上呈。 左宗棠能力强，名声大，脾气也大。他恃才傲物，对人不留情面，为人冲动易怒，是有名的“左骡子”。 左宗棠出任湖南幕府多年，与骆秉章平起平坐，不分尊卑。大凡手下大员请示汇报，骆干脆让他们直接找左宗棠。因此，湖南的官员见了左都要行跪拜礼，这已经成为惯例。 但有一个人例外，就是这个永州镇总兵樊燮。由于湖广总督官文（满人）的五姨太是他的堂妹，官文正在奏请朝廷升他为提督，所以樊燮自恃后台强硬，便对左宗棠不太在乎。这次来面见骆秉章，他对坐在一旁的左宗棠只是拱手而已。这令左宗棠很是不爽，严词质问道：“湖南全境的武官，见了我都要跪拜，你怎么这么没规矩？”樊大大咧咧地说道：“我一个正二品的总兵，你区区一个师爷，好不容易立功掛个四品衔，你让我给你跪拜？”左宗棠被噎得又气又急，竟然踹了樊一脚，骂道：“王八蛋，滚出去！” 樊燮走后，左宗棠余怒未消，立即以骆秉章的名义上表参劾樊燮“违例乘坐肩舆，私役弁兵”（在平叛太平军正急用兵之际，樊带上三十多个兵抬着他浩浩荡荡去北京），后又再度上奏咸丰皇帝，告樊有“侵饷重情”。于是咸丰帝先是将樊革职，后又下旨将其拿问并交骆秉章提讯。 以上是咸丰八年（1858）的事，但接着事情就发生了逆转。樊燮在咸丰九年（1859）联合官文提起上诉，反告骆秉章“一官两印”，左宗棠是“劣幕”且频繁交往地方官员（这在当时可是一宗大罪！）。 就这样，清朝咸丰年间轰动一时的“樊左互控案”登场了！ 从咸丰八年登场，到咸丰九年达到高潮，直至咸丰十年结束，左宗棠陷入了长达三年之久而跌岩起伏的政治斗争大漩涡。 这个案件的背后，实质上是当时的湘官集团和满官集团的斗争。 湖广雄踞天下中心，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咸丰皇帝不放心汉臣，始终由满人去担任湖广总督以制约汉臣，尤其是湘官集团。当樊燮联合满人总督官文弹劾左宗棠时，咸丰想通过杀左来打压湘官集团。因此，开初形势对左宗棠十分不利，他甚至面临着生命危险。但是，奈何满人集团已经腐败不堪，在日益猖獗的太平天国面前束手无策，而只有湘官集团有能耐打败太平军，尤其是当时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后，咸丰皇帝更是十分惊恐，他要扭转危局，也只有湘官集团可以使用了。 正是瞅准了这个机会，势壮且团结的湖南帮全员岀动，密集地向咸丰帝做工作。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透过军机大臣肃顺（肃顺是咸丰倚重的人，他虽是满人，但支持湘官集团）请皇帝的南书房名士潘祖荫向咸丰皇帝进言。潘祖荫上了一道有名的奏折，大意是，左宗棠官小才大，南方各地烽烟四起，惟有湖南固若金汤，都是左宗棠的功劳，社稷板荡，人才难得，“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咸丰皇帝一听有道理，结果左宗棠因祸得福，不仅保住了性命，而且升任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湖南军务，自此正式进入官场。 再说樊燮，一个朝廷命官，被一个布衣羞辱后，反被革职，真的滚回乡里。 樊燮被革职回家，越想心里越气，觉得自已堂堂一个二品大员被一个小小举人羞辱，还不是因为自己没有文化。他就在庭院之侧修了一座读书楼，把两个儿子关在楼上，严禁外出，让他们专心读书，并狠狠地发下誓言：“左宗棠不过是个举人，连个进士功名都没有，竟视武人为犬马，既辱我身，又夺我官。今日我请名师教育儿子，一定要让他们超过左宗棠，将来中进士、点翰林、位极人臣，方可雪我奇恥大辱！” 为达此目的，心境难平的樊燮特制了一块“洗辱牌”，上写着左宗棠骂他的话“王八蛋，滚出去”，并立在祖宗牌位下面。此外，他还发明了一个激励儿子们的绝招，给儿子们里外都穿上女人衣裤，并立下家规：“考秀才进学，脱外女服；中举人，脱内女服；中进士，焚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此外，他每月初一、十五必带两个儿子跪拜祖先牌位，在洗辱牌前发誓：“不中举人以上功名，不去此牌！” 这奇特的教育方法，竟然真的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两个儿子心里，对左宗棠的仇恨与日俱增，促使他们更加发愤苦读，以博取极其显赫的功名地位。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一位史学家到湖北恩施探访樊氏故居，仍见其楼壁上依稀可辨岀儿童稚嫩的笔迹：“左宗棠可杀”五个字。可见当初樊家复仇教育之深切。 后来，樊燮的大儿子病逝，这使二儿子樊增祥更感责任之重，因而更加勤奋和努力。他把家恥化为学习的动力，发愤苦读，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樊增祥，字嘉父，别字樊山，号云门，晚号天琴老人，湖北省恩施市六角亭西街梓潼巷人，生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增祥四岁由母自课启蒙，十一、二岁通声律，能诗文。咸丰九年（1859），增祥十三岁时其父罢官。咸丰十一年（1861）随父迁湖北宜昌（其父曾任宜昌府中营游击）。 同治六年（1867），二十一岁的樊增祥乡试中举。 光绪三年（1877），三十一岁的樊増祥进京会试，终于考中进士。樊家在恩施和宜昌分别宴客三天，当众烧掉了“洗辱牌”。 樊增祥终于实现了父亲的意愿，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顺理成章地进入官场，从知县做起，步步升迁，最终官至江宁布政使权署两江总督。 3．精通从政之道，堪称顺遂的仕途 同治九年（1870），时任湖北学政的张之洞到宜昌视察，看到樊增祥的诗文，非常欣赏，推荐他为潜江传经书院院长 ，主持讲席。光绪四年（1878）冬天，樊增祥到武昌张之洞幕府担任幕僚，张之洞成为樊的官场导师和后台。张劝樊不要专攻词章之学，要多做经世学问，“书非有用莫读”，引导樊在社会中立足，并走上仕途。 由于父亲罢官之后，家境日益窘迫，樊长期处于贫困的生活中，因而养成了一种坚毅的性格，能自行其志。他经世三十多年，精于人情世故，加之经常出入张之洞府，受其点拨，因而对文官从政之路十分精通，在执政时以果断的风格、出众的才能，受到各方好评。有赖于此，他的仕途一直比较通达。 光绪十年（1884），三十九岁的樊增祥前往陕西宜川任知县，正式走上仕途。任职七个月后，调居省府，后又到咸宁（今西安）、富平、长安任知县。 光绪十八年（1892），再任咸宁知县。 1893年2月至1898年7月任渭南知县。 晚清官场尔虞我诈，吏治腐败，官员的精力不在问政治事，而在投机钻营。但樊增祥贫贱日久，在社会底层奋斗三十余年，一旦走上仕途，十分注重官德的修养，不仅“宅心”、“平恕”，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主张“为政尚严”。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政务熟稔，精于断案。 余诚格在《樊樊山集叙》中描述了樊增祥断案的精彩场景：每次听讼，都有千余人围观，遇到淳朴老实语言不便的当事人，樊就代替他说出他的意思，而这刚好是此人想说的；而对那些凶险狡猾的讼棍，则三言两语，击中他们的要害，吓得此辈汗流浃背，匍伏在地，不敢狡辩。经过这样的审理，案情条分析缕，然后他从容判决，使人人都心悦诚服。所以樊山先生为官所到之处，善良本分的弱势群体都心怀感恩，而横行不法之徒则不敢嚣张。而对于家庭纠纷、邻里争斗以及所有因琐碎小事而打官司的，他都能剖析其中的隐情，反复加以解释，指出其违法之处而又说明其可原之情，明确判定事情的真相而又指明其所应承担的责任。围观听其断案的人们都惊恐信服，以为他用了特殊的侦察手段，实际上是因为他熟悉世情民意，又善于思考分析，“因此识彼”，“闻一知十”，所以所断之案，“无不奇中”。 因此，他刊行的断案文件《批判》20余册，受到师友们的一致好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在大沽口登陆，进逼津京，樊增祥应召至京。他审时度势，密奏慈禧，力请帝后前往西安避难，得到允准后，受命先期赶回西安，筹备“迎銮”事宜。因为扈驾有功，樊增祥于同年十一月擢升为皖北兵备道，但未赴任，而是留在“行在”（当时设在西安的皇帝临时办公机构）办事，担任政务处提调，成为经常出入行在的朝廷近臣。更特别的是，他还成为慈禧的宠臣。慈禧曾手谕皇帝：“自今机要文字，可令樊增祥撰拟，仍当秘之，勿招人忌也。”樊增祥到任后，在朝廷中增设政务处，负责处理军机政务。次年6月升为陕西省臬司，8月慈禧回京前又调署陕西布政使。再次年，实授甘肃布政使。 光绪三十年（1904）调任江宁布政使。 宣统二年（1910），署理两江总督。 1910一1911年5月，樊增祥积极支持四川的保路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后，樊增祥退居上海，湖北军政府礼迎他回湖北担任民政长，他坚辞不就。 民国元年，袁世凯窃居大总统位后，樊增祥去北京任参议员、参政。1916年，袁世凯“登基”前日，在瀛台赐宴群臣，樊增祥曾领班献诗。黎元洪继任总统后，樊又向黎进言请求禄位。 这些事表明樊热衷于做官，在人格持守方面有所欠缺。 晚年，樊增祥闲居北平，以诗酒自娱。 终其一生，樊增祥只是在功名上超越了父亲的仇人左宗棠，但无论官职还是功绩，他对左宗棠都是望尘莫及的。 樊增祥对左宗棠一直心存芥蒂，例如1901年，朝廷在西安赐建左宗棠专祠，全省官员全去致祭，巡抚委托时任陕西藩司的樊增祥致祭词，他当即断然拒绝，说：“宁願违命，不願获罪先人！”。但是，后来左宗棠的儿子在樊的手下任职时，樊却从不刁难。这，却也体现了他的名士雅量。 樊增祥是清代同（治）光（绪）派的重要诗人，又擅骈文，著有上百万字的骈文。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高产诗人。著有《樊山全集》。 樊增祥十一、二岁时就通声律，能诗文，“生平以诗为茶饭，无日不作，无地不作”，诗稿达三万首。 他是近代晚唐诗派代表诗人。他早年喜袁枚，继而好赵翼，后崇尚温庭筠、李商隐，上溯刘禹锡、白居易。他主张诗要清新博丽，很得意于他那些艳体之作，但他为人并不佻达，主张“诗贵有品”。在诗的格调上，他虽自称“平生文字幽忧少”，但遭遇重大事变时，也写了一些悲时伤世的作品。 光绪元年（1875），樊增祥三十岁时，第一次精选自己1870年后所写的500首诗词分为上下两卷编为《云门初集》。张之洞赞其诗作表现出了“精思、博学、手熟”的惊人才华，往往能把“人人意中所欲言而实人人所不能言”的内容，恰到好处的表现在自己的诗词中。 1893年2月至1898年7月在渭南任知县期间，樊增祥虽“劳形案牍，掌笺幕府，身先群吏”，工作异常勤谨辛苦，但他仍在闲暇时间，“结兴篇章，怡情书画”，将自已的诗词予以整理编辑。 樊增祥在渭南任知县的第四年（1896），曾到过北京，因俄国军队入侵，他看到战乱留下的惨状，使他满怀凄凉。从1896年秋到1897年夏，写下感怀时事的诗100多首，后编为《身后云阁集》，从1884年到1898年的14年中，樊先后任职10年，期间结识不少文人，勤于诗词写作，每日均有诗作纪录在卷，经修改后出版诗词集20余册。 樊增祥在这一时期的诗，有少数体现了他的报国之志。他在《再题岳王庙壁》中写道：“三字沉冤郁未伸，风波亭事剧悲辛。灰中缚虎添公案，湖上骑驴有故人。” 甲午战后，他写下了《有感》、《重有感》、《书愤》、《马关》等，痛斥朝廷重臣的卖国行为，例如讽剌李鸿章说：“度关不用鸡鸣客，卖却卢龙掩面归”。庚子事变之后，他连续写了不少关心时局的作品，如“闻都门消息”、“庚子五月都门纪事”等。期间，樊增祥以诗出名，诗词创作达到顶峰。仅出版的《樊山文集》就有15册，60余卷。其诗词写作受唐诗宋词影响较深，喜欢用典，讲究对仗；其骈文言辞华丽但不艰深，铺排自如，很有文采，笔调舒徐自如，情味浓厚；其词作也颇为清丽。 在他的作品中，长篇叙事诗《彩云曲》（写于1899年）和 《后彩云曲》（写于1913年）享有盛名。《彩云曲》石刻现在还存在陶然亭慈悲庵。此二《曲》写名妓傅彩云（赛金花）之事，一时传诵，时人比之为吴伟业的《圆圆曲》。 宣统二年（1910），樊增祥署理两江总督，终于成为封疆大吏，登上了仕途最高峯。但此时，清王朝这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即将沉没，樊也心有所感，写下了“中秋夜无月”一诗：“亘古清光彻九州，只今烟雾锁浮楼。莫愁遮断山河影，照出山河影更愁。”借中秋无月，抒发了山河破碎、国将不国的感慨。此时，他又将自1896年到1903年七年间所著诗词整理修订成17卷。这是他第三次将诗词结集。交刻时，附有自叙3000言。 樊增祥的诗集有《云门初集》、《关中集》等50余种，后皆收入《樊山全书》，词集有《五十麝斋词赓》，亦收入《全书》。 樊增祥在清末民初与周树模、左绍佐并称“楚中三老”，与易顺鼎一起被称为两湖诗坛的“双雄”。他在全国也有很高的名气，他与李慈铭、陶子珍、袁爽初往来密切，分别有“李樊”、“陶樊”、“袁樊”等之称。 樊增祥性喜读书，也爱书成癖。早年家贫，无书可读，在潜江教书时，时常去曹禺的叔高祖万芾处借书。他也喜欢藏书，但以前经济拮据，藏书无从谈起。自中举后，与藏书家缪荃孙多书信往来，后又结织了张之洞，方开始肆力购书与藏书，历时三十余年。所藏多为旧抄宋元人诗集，主要是《永乐大典》没有收入的原本，还收藏有李慈铭晚年的日记手稿数册。他的藏书楼名“樊园”，他的藏书有20余万卷，还有书画碑帖之类有10余大筐。 清末民初，樊增祥是一个颇有影响的文化名人。 除了著名且高产的诗人，他还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书画家。 晚年，他曾与海上遗老组成名为“超社”的诗社，又为当时创办的《北平画报》题写刊名并经常撰稿。 他与后来享誉华夏但当时初岀茅庐的齐白石、梅兰芳的交往，更是当时文艺界的两段佳话。 时为文坛名宿的樊增祥对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齐白石颇多提携。早在西安时，齐白石观看了樊山所藏的朱耷、金农、罗聘、徐渭、石涛等许多名家的画幅，深受影响，使得齐画花鸟的画风大变：由工笔变为写意。后来，他又亲手为齐白石撰写治印润格，这对当时刚刚步入画坛的齐白石的人品、画艺做了一个最好的广告。此后齐白石的诗作也深得樊山老人的精髓，品位得到极大提升。对此，齐白石先生十分感激，敬重之情油然而生，不但时常去他家探望，还在严寒的冬季，给他送去了温暖的鹅绒被。为此樊增祥在《北平画报》第26期上撰写了律诗《樊山老人谢齐白石先生赠鹅绒被歌》，表达了欣喜之情和对齐的谢意。 1912年后，樊增祥定居北京，退居民间，去给比自己小38岁的梅兰芳当文词老师，给其修改戏曲文词，经他修改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洛神》等京剧的道白和唱词颇有文采，这对梅兰芳在京剧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起了一定的辅助作用。行笔至此，忽然觉得，那段脍炙人口的京剧唱词“梨花开⋯”一定出自樊山老人之手。 樊增祥于光绪十二年（1886）七月至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担任富平知县，时间不足一年，但他为富平文化建设做了一件大事，就是编修《富平县志》。 樊增祥一到富平，日夕劳顿，思虑“邑事之损益，政治之得失”，坐衙听讼狱，下乡组织农民“疏渠以资灌溉”，就在这百忙之中，有感于前任们七年任内都沒有完成新一部《富平县志》的编修工作，就着手组织当地文化名流分类采集资料，准备完成县志的编纂。因为自己刚到任，政务繁忙，他特邀自己的好友、曾任西安知府的安徽旌德人、晚清诗人谭麐（西屏）担任主编纂。虽然不到一年，他便奉调任长安县令离开富平，在长安任上仅六个月又“因礼去官”（因“丁忧”开缺回原籍），此后几年间又因家事和生病四岀奔波，但始终关心着《富平县志》的编修工作，光绪十七年（1891），他离开富平已然四年，仍然写了《酬西屏见赠三首即送富平修志》一诗鼓励好友完成修志工作。 在樊知县发起和组织下，经过几任知县和主撰人谭麐及诸多乡绅的努力下，终于在光绪十七年知县刘锟任内完成了明清时期第四部富平县志的修纂工作。 这部县志，费时最长、篇帙浩繁、字数最多（30万）而且制图制表尤为讲究，是一部有特色的志书。 人们把它称之为“樊志”。 这是符合历史实情的。 作者简介：党四善，1945年生，陕西富平人，陕西科技大学教授，文学爱好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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