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鲁地区的文化中心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邹鲁地区因殷及东夷文化的丰硕遗存、更因独受周文化之厚赐，从而形成了浓郁的文化氛围，产生了震古灼今的儒家学说和诸如孔、孟等历史文化巨人，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儒学的发源地，邹鲁以鲁产孔子、邹产孟子而著称于世。2500年前，中国大地普照着同样的时代阳光，而儒学的灿烂之花却偏偏盛开在邹鲁地区，这是有其中原因的。

邹鲁文化是一种混合型的文化，是融会了周文化、殷文化和东夷文化而后形成的文化，博大精深，后来居上。到春秋时期，邹鲁地区便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    

鲁国早在立国之初就有着比其它诸侯国更加优越的地位，这是促使邹鲁地区后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心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鲁国在各诸侯国的位次排列顺序上居于首位。周代各诸侯国的位次排列顺序称作“班”或“周班”，由于这是周天子“为班爵、贵贱以列之”，体现了亲疏、贵贱、上下的差别，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受到重视和维护。《国语· 鲁语上》 明确记载“鲁之班长”，说明鲁国的地位非同寻常，是其它诸侯国所不能比拟的。

其次，鲁国待遇优厚，享有特权。据《左传· 定公四年》 记载，鲁国受封时得到了“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 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管司、彝器”。其它封国虽“亦有分”，但都没有像鲁国这样优厚。至于鲁国的特权，也不是其它诸侯国所敢向往的。鲁国的特权有两项，一是郊祭文王，一是祭祀周公得用天子礼乐，用《礼记· 祭统》 篇的话来说，这是“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国也”。   

再次，邹鲁地理优越，又处于战略要地。许多学者指出：“周初姬姓诸侯向东方地区分封，在于确保其向东方发展的交通线，扩展其统治势力，并占夺主要的农业地区。”在农业仍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的时代，一国人口的多寡、土地的肥瘠，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邹鲁地区在远古时代起就经常作为古帝王的活动中心，邹鲁境内大部分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宜于农业、畜牧、蚕桑的发展。而相邻的齐国则是“地溻卤，人民寡。”邹鲁的河流南流入淮，是控制北方到江淮，以及通向江汉地区通道的要冲，在军事上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而齐国则是“偏处一方，所在并非通衢形胜之地”。

邹鲁地区的优越地位显然有利于其文化的发展。早在西周时期，邹鲁地区就己经是“大东”地区的文化中心。进入春秋时期，由于周王室在东迁之前曾遭到戎人的烧杀抢掠，大量文物典籍被毁；东迁之后则日益衰微，王官失守，学在四夷，则邹鲁地区保存丰富的文物典籍，进一步成为当时全中国的文化中心。春秋时人对邹鲁的文化中心地位是有深刻印象的。晋国韩起出使鲁国，在考察了鲁国文物典籍方面的情况后，慨然而叹：“周礼尽在鲁矣！”

重视礼乐的讲习、传授与研究，是邹鲁地区成为当时礼乐文化中心的另一重要条件。邹鲁地区是著名的礼乐之邦。在邹鲁地区，至少从士阶层以上，几乎都要求懂礼、知礼、好礼，言语行动合乎礼。孔子强调：“不学礼，无以立”，要求他的弟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减文仲教授季文子的“事君之礼”，季文子牢记在心。孟僖子一度对礼有所荒疏，深以为病，“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临终前更嘱咐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学礼。孔子创办私学，广收弟子，目的之一就是传授和研究礼乐。

对传统的过于留恋，往往形成一种沉重的心理包袱，妨碍人们继续探索、创新、变革，这就不能不影响社会进步、发展的速度。所以，邹鲁地区尽管在历史的起点上得“周”独厚，占有优势，但在后来历史发展中，却一步一步地陷入了一种颇令邹鲁人困惑、难堪的境地：“一面是国势日渐衰弱，一面是文化照常繁荣。这一反差只在一定限度内存在。等到综合国力降到再也不足以支持文化繁荣发展的时候，文化的衰落乃不可避免。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奔走他乡，邹鲁地区即己显露出文化衰落的征兆。尔后衰落的趋势万牛莫挽。到战国时期齐国建立稷下学宫，邹鲁的思想文化中心地位便终于为齐国所取代。这时邹鲁卑如小侯，齐国却兴旺发达，昂扬直上。稷下先生淳于髡显然注意到了邹鲁思想文化未能为其经济、政治的发展提供有力指导的事实，他在与孟子辩论时指出：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淳于髡所说的'贤者”是指“为其事而无其功”的儒家学者。“鲁之削也滋甚”的问题相当复杂，可以说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战国时代是进取的时代，是“争于气力”的时代，而儒学的确长于“修己”，短于“安人”、“安百姓”，所以当时就有人指出：“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二是鲁人辛宽解释说：“吾先君周公封于鲁，无山林溪谷之险，诸侯四面以达，是故地日削，子孙弥杀。”这虽然有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味道，但看看战国七雄皆从边远险固之地崛起，似乎辛宽的解释又有些道理。

邹鲁文化虽然在富国、裕民方面几无重要的建树可言，但它却通过尊重和维护传统而保持了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及持久的繁荣发达，并最终培育出了儒、墨两大显学。特别是儒学，经由历史长河几百年的淘洗，而日益显示出其真正的价值，到汉代便被主流社会所认可，开始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施予强有力的影响。无疑，邹鲁文化在这后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可谓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王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