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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清晨起床，也很自觉地到竹林里去大声朗读课文，一个比一个声音大，多数时候是读给母亲听的，感觉在认真读书，没有辜负母亲的希望…… 思念我的母亲 
文/ 李华铁 我的母亲叫袁淑芳，1937年出生于重庆忠县一个叫袁家湾的小村子，有三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那个贫穷年代的生活，在她记忆深处打下了深刻的烙印。18岁时，她长成了一个善良勤劳而且很有表演天赋的大姑娘，学会了“打道钱”这项文艺活动，能一边打一边唱，参加过大队组织的文艺小分队，是队里的文艺骨干；还参加过全国“大炼钢铁”活动，为国家多出钢铁出过力流过汗。1959年的春天，22岁的她非常简朴地嫁到了高山梁子，与受迫害落魄回乡的李姓教书先生结为夫妻。李家在1958年夏天被一场大火烧得一无所有，新家用高粱杆做墙壁挡风、用簸箕做门，房顶只有不到五尺高，人进房间都要低头弯腰，家中仅有的2只土碗还是到娘家去“借”的。回忆往事，母亲每次都自豪地说“是看上了李先生这个人”。母亲在新家的日子非常苦，虽然自己的生活都没有着落，也要担负起赡养老公公的责任和义务。她的老公公因为积攒了一辈子的家产被邻家小孩子不慎点火烧光，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基本上丧失了继续奋斗的勇气，生活中偶尔发点怨言，加上自己的李先生也是从学校被迫害回家的，脾气非常差，母亲在家都是扮演“受气宝儿”的角色。在那样一个家庭氛围中，母亲抗争地生活着，而外界对这个家庭的冷眼和篾视，更是铸就了母亲不怕事、不让人、不服输的粗犷性格。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母亲怀着身孕到30公里外的登子口背树疙头回家烧瓦盖房子，自己请匠人做瓦，请会做木活的娘家兄长们来帮忙做木活。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两间土坯房终于建好了，总算不再风餐露宿。1961年，她的大儿子来到了人世间，生活孬了没有奶水，只能给大儿子吃米糊——抓一把米给儿子熬米粥喝，她自己的碗里永远都是红苕、洋芋和青菜，别说肉，连菜油都没有多少。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她的女儿、二儿子相继出世，加上张家妈遗留下来的大女儿，她一共有了四个孩子。大集体，挣工分，出早工，晚回家，是那个时代母亲生活的真实写照。为了多挣工分年底多分粮，她向队上争取喂了一头水牛（相当于一个劳动力），队里的社员们放工了可以回家，她放下队里的活，不管是大热天还是落雨天，都要背上背篼割草喂牛，没有时间顾得上吃饭。艰辛的劳累让母亲始终都是那么瘦弱，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是她生活的常态。家里的大柜子小柜子常年都是空的，一家人的肚子一年到头都没有鼓过，她和她的孩子们都是在饥饿状态下顽强地活着。人吃的都不够，喂出来的猪也不好意思叫“肥猪”，但她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在过年的时候能体验杀猪的快乐，不能让孩子感觉自己家不如别人家，所以每年都要喂一头猪到过年的时候杀，这也是一家人年底的期盼。她要把猪食反复煮，她担心“猪吃生的会拉肚了”，从灶屋到猪圈屋这段路都走瘐了，猪食桶儿把把都磨亮了，猪也喂大了。那时凭工分来分口粮。有一年大麦成熟的季节，其他劳力多的人家分了几百斤麦子，母亲家劳力少工分少，只分了6斤麦子，别人家用背篼背，母亲用兜兜提，在月亮坝下哭了几个小时，骂天骂地骂队长骂会计，骂累也于事无补，还是6斤麦子。那么多孩子需要喂养，只能靠南瓜叶子、四季豆叶子充饥，没有油水，孩子们上厕所屁股都是火辣辣的痛。上世纪70年代初，家里又多了三儿和四儿两个孩子。她的三儿子出生的时候，因为生活孬，出生时体重轻满脸皱纹，邻里来看都说喂不出来，她硬是不相信，护子心切，一口奶一口汤地把三儿子喂活了——这或许就是天底下最无私的母爱吧。父亲因文化大革命被整，生产队经常开批斗会，父亲就是那时的反面典型接受批斗，有时还背着孩子接受批斗，熟睡的孩子哪里知道世道的不公平还呼呼大睡。回家后母亲都会尽力安慰父亲，坚定地跟父亲站在一起，相互扶持支持，让父亲挺过那段最难熬的岁月。她的孩子们性格大多比较“萎”，受生产队大孩子的欺负了，因为家庭的原因多数时候会选择忍让和沉默，但母亲会像“母鸡护小鸡”那样护着自己的家和孩子。一次一个大孩子在竹林坝子对她二儿子“胩腰孙”，被她当场骂起跑了，她还一顿骂二儿子：“你个笨坨坨儿，起来咬他两口噻。”儿子们都觉得母亲在掌风儿，从此比以前还真凶了点，不怕人了，二儿子偶尔还和同伴打架，都是整赢了的，也成了一个“惹祸宝儿”。放学路上打架、受气了往别的孩子身上吐口水等等，都是二儿子干的。她多数时候会去给别人陪小心承认错误，事后她还会哼几句“天上布满星……”等革命歌曲，看出来她那时喜悦的心情，因为儿子在外不受气了。家里的建设，母亲主要担负煮饭的任务。她会蒸籈子饭，很香，没有菜都可以吃两碗。咸菜炒肉、咸菜炒胡豆、炒烟子萝卜、炒南瓜丝、炒萝卜丝、炒红苕藤，箜红苕、箜洋芋宝儿，烙粑、煎豆腐，下丝瓜面、下咸菜面，这些都是母亲的拿手菜。招待匠人，招待客人，招待生产队的，都是这几道主打菜，味道和样式几乎一辈子都没有变过，好几样菜孩子们都学会了的，菜里的“盐味”成了永恒的记忆。母亲的孩子们到了读书的年龄，送孩子读书将来有出息成了她心头最大期盼，不管有吃的没有吃的，有钱没有钱，她都要送孩子读书。她的任务就是天不亮就起来煮早饭，一年365天，天天如此，周而往复，从不间断。孩子们清晨起床，也很自觉地到竹林里去大声朗读课文，一个比一个声音大，多数时候是读给母亲听的，感觉在认真读书，没有辜负母亲的希望。哪个只要不认真读书，她都会狠下心地打孩子的屁股，那是因为孩子不听话惹她生气了，或者孩子不争气让她失望了。一到学期结束，孩子们能拿回奖状的，母亲的脸上会多一些笑容，没有拿回奖状的她顶多说个“孬火药，二天认真读哈”。母亲也有“私房钱”。1988年，她的二儿子高考落榜需要复读没有钱，都准备放弃了。母亲说她还有点钱，拿出在箱子角角藏了十多年的125元钱“私房钱儿”，都是5元面值，用手帕包了七八层，打开的时候都有一股霉味，她硬是慷慨地交给二儿子再次走进了高三复读的课堂。她的二儿子每每说起这件事，一万个感激都表达不完。当时编斗笠可以卖钱，为了补贴家用，房前屋后竹子多，编斗笠成了家庭的主要副业，家庭日常开销大都是卖斗笠的钱换来的。几个孩子每天晚上主要任务就是编斗笠，每人每晚上大多能编10多片，一到赶场就能卖出40多个编好的斗笠，换来不到10元钱，在那个年代，这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了。卖冬瓜、南瓜和杏子，也是家里的收入来源，五、六个大冬瓜可以卖到一块多钱，称两斤盐回来是没有问题的，卖10几个鸡蛋也是相当可观的一笔收入，都是纳入日常开销的范围。母亲就是这样精打细算着过日子，一过就是20年。1978年，土地承包到户，母亲和她的孩子分到了7个人的田地，最远的田地有3公里，在烂子沟最里边。不管多远，她都会挑着粪去淋那里的庄稼，收获的喜悦也总是挂在母亲的脸上。从此以后，农活的重担压在了她瘦弱的肩膀上，起早贪黑，一背太阳一背雨，家里再也不缺吃的了。对土地不离不弃，巴不得能在地里刨出个“金娃娃”来，她宁愿收的粮食烂也要种起收回。说好的把土地拿给团转乡邻去种，她舍不得又去要回来，典型的眼大肚皮小，吃不了也要多往家里捞。她常说，“不做点你们过年回来吃啥子嘛”，总是担心没有吃的，硬是穷怕了。1979年，小平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受到冤屈的公职人员评反，她的李先生也在评反的政策范围内。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城里头幺妹的帮助，彻底洗去冤屈，她的先生接到评反通知书那天中午放声大哭了近一个小时，母亲在一旁还不停地说“没有出息，哭啥子嘛”。从此以后，家里的李先生就“官复原职”上班去了。母亲非常高兴，但劳动上就少了一把帮手，比原来更苦了。儿女大了要订婚结婚，母亲最操心。女儿想放个好人户，儿子想讨个好媳妇，都是她担心的范围。大儿子到了成婚的年龄，团转四邻都很热心，介绍了好几起，女方来了先看房子，再敲柜子，再翻坛子，再看盘子，最后看猪圈，女方的七大姑八大姨最不好打整，尽说风凉话，大多是她们把婚事整黄了的。房子孬了儿子不好找对象，她下定决心修房子，找亲戚借钱，找娘家哥哥们帮忙，1984年润10月11日，三间土屋大瓦房子端水了，大儿子也于1986年的8月26日把婚姻大事解决了。上世纪90年代乡邻都在修砖瓦房，三儿、四儿都到了成婚的年龄，她又张罗修砖房，好给他们说对象。又是多年的省吃俭用，节衣缩食，二层砖瓦小楼也建成了，三儿和四儿也先后于1994年腊月二十六和2000年的正月初十把婚事办了。大伯家搬到凌云场上去住，房子要卖，为了让孩子住得宽敞些，母亲又狠下决心买下了大伯家的房子。就这样，母亲含辛茹苦，两个女儿也先后于1980年的七月十二和1988年的正月初八出嫁了，二儿子也于1996年五月初八结了媳妇。儿女的婚姻大事一个都没有耽误，她松了一大口气，总算把儿女大事交待完了。走亲访友是家里的大事，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她都要去露个面。选衣服穿是母亲的一个难点，本来选好了穿好要出门了，感觉这件衣服还有哪里不对劲，又回屋去换一套，出来一看又不如意，回去还是把原来那一套换回来。看得出来母亲也想很体面地走亲戚，但她的衣服没有几件拿得出手的。到亲戚团转吃酒席回来，衣兜里总也少不了干盘儿，这是她在桌子上没有吃专门留给孩子的念想，没有赶路的孩子总会品偿到这份“美食”。母亲一辈子非常节约，一根针一根线都舍不得扔，只要能吃的东西绝不丢弃。手里的一分钱巴不得掰成两半来花，“抠”是出了名的。自己的衣服补了又补，补衣服的那块布硬是不好搭配，颜色不对头，经常还补歪了，针线脚也比较粗，但母亲还是勇敢地穿在自己身上。孩子们的衣服是老大穿不得了，洗一洗补一补传给老二穿，老二穿不得了接着传给老三穿，不管合不合体，笼起就算数，有时衣服大了会用一条布索索系在腰杆上，确保衣服穿在身上不晃。袜子穿破了，会把前半截剪了缝起来接着穿，只要热火就是好。隔三岔五家里要烧开水烫虱子，每个孩子身上几乎都长那种讨厌的小虫子，个别孩子身上甚至同时有虱子爷爷、虱子爸爸、虱子儿子几代虫子，咬人得很，孩子们说虱子多了反而不咬了。今年春节，母亲走石坝嘴亲戚回来的路上，不晓得是哪个挨刀砍的把一个八成新的洋瓷碗丢在路边，母亲就捡回来，想洗干净了喂鸡，不想在水池边踩晃了，掉进了3米深的储水池，幸好邻居发现，及时救了起来。母亲差点把命都丢了，你说气人不气人嘛。小的两个儿子和女儿弄到镇医院抢救，医生说没有办法，转到县医院，又遇到新冠疫情，大家都担心，幸好救转来了。这次教训，儿女们都没有去仔细琢磨，也没有引起重视，或许是母亲那时在水里把魂都吓丢了。那个什么“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的“魔咒”会不会真的存在呢？她非常敬重的李先生2014年的夏天去世了，她万分伤心却又眼中无泪哭无声音。她的天空塌了，从此生活中少了一个依靠，少了一个人陪着吃饭睡觉，少了一个说话聊天相互关心的人，少了主心骨，失去了方向。唯一让她有希望的事是能自己说了算，因为李先生去世后她可以管钱了。她把先生留下的十多万元钱存起来，一分都不用，平时有点钱就存在银行里，存款单上甚至还有小数点后两位数（角角钱和分分钱）。这也是李先生留给她的养老钱，一笔不少的财富。母亲始终坚持手里头不放现金，给儿子打电话多数时候是说“就是没得钱了哟”，儿子听到这句话，二话不说少则1000元，多者2000-3000元寄回去。钱还没有到邮局，她都去问过好几次了，不放心时还打电话回来疑问儿子，“你那钱寄没得呢？”钱到了，母亲会约她的弟弟去街上邮局取，中午饭也会去弟弟家吃，有时还很“大方”的买一斤左右的肉送个礼。午饭后母亲的弟弟也一定会打个电话过来说，“你给你妈寄的钱她收到了”。大家都放心了。钱在她手心里还没有捂热，母亲又把钱存到银行里去了，继续过没有现金用的“苦日子”。母亲存钱准备修更好的房子。她说：“要修就修像街上那样的高楼房，你们每个人都拿点钱出来，把家里的旧房子推倒，修几层楼，像对门代家桥那几兄弟一样，一个住一层楼。”她想到的是将来有一天儿子们还能围在她的身边，可这一天她永远也看不到了。她的四个儿子一半在远方，一半外出务工，身边少了陪伴，多了一份孤独和思念。母亲电话那头多是言语的关心和安慰，只听得见儿子的声音摸不着儿子的手，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几十分钟的通话归纳起来可能只有一个意思，但很多话她要反复说，一个故事可以讲到几年前去，话虽多但最后少不了提醒和关怀远在他乡的孩子，询问更多的是“你们哪个时候回来嘛”。一年又一年，母亲的背驼了，弯得让人看了都心疼。就是那样她都还要挖地挑粪、栽秧打谷。孩子们都说“栽秧打谷是个赔钱的事”，母亲从来听不进去，年年都要种田，她能吃多少米？儿子们都说“把您吃的米包了，前提是不做活路了”，当时答应得非常干脆：“今年做了再也不做了”，可那把锄头就没有离过手。粮仓里1500多斤谷子都起虫吊吊了，500多斤玉米都被虫打起面面儿了，田地里收回的成果90%是腐烂了的，看了都让人惋惜得跺脚。80多岁了还放不下手中的活，活路做多了身上疼，打电话给孩子说得最多的就是“我身上疼，到医院去看了，又花了600多元钱”。身上疼的时候骂天骂地说“再也不做活路了”，稍稍好了点又上坡去了，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感觉不做点活路手都痒痒的。母亲一辈子没有让过人，也没有怕过人，经常因为某件事和人“讲道理”，多数时候在道理里夹杂了粗话和骂人的脏话。有理不饶人，没理也要争三分，精神状态好，声音还洪亮，感觉她从来就没有输过气势，总是以一副“样鸡公”的姿态抗争着，家里家外都是。亲戚乡里分析，怎么会这样呢？都认为是母亲书读得不多，道理讲不来多少，如果再不蛮横点，就活不下去了。乡邻说：“她也没有占到过什么便宜，倒是吃了不少亏。”母亲2020年6月初7走完了她苦难的人生历程，让儿女们无不扼腕悲痛。母亲个子娇小，但她在我们心目中，却是那么高大，儿女们只能昂起头才能看到母亲伟大的形象。她对世界的认识或许不是那么深刻，但她对子女的爱却又那么无私无畏，那么执着坚定。她对土地不离不弃，却又倒在了养育她的那块土地上，回到了土里，与大地为伴。她拥有了乡下人感觉很富足的财富，却又不知道如何来支配和享受这些财富带给她的快乐。她有很多的后人，却又没有真正享受过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在最需要儿子的时候，他们虽然在母亲的心中却又远在天涯。她活了84岁的高龄，却没有哪一天是在快乐中度过的，牵挂的人和事不知道那来那么多，感觉笑声里都是泪水。她是那么的节俭，离开人世时却没有带走一分一厘一砖一木，都留给了她心痛着的儿女，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她要看护的“家”。她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让她相伴的东西都随花圈燃起的火焰，飘向了天空和远方，变成了一团烟雾虚无缥缈。她的音容笑貌留给了子孙，却把没完没了的恩怨带进了坟墓，谁的对谁的错，哪个来评说，只有累了自己。不会享受的快乐变成了儿女的遗憾，在伤心伤感中泣泪滂沱，撕裂着心肺，久久平息不了，一想起就揪心的病痛呻吟，爱和恨在这一刻变得模糊，一会爱多又一会恨多，爱恨交织变成了无尽的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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