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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多动症孩子的家长都经历过这样的历程。 不知道从孩子几岁开始，可能是在幼儿园，也可能是孩子上学后。 你不断收到老师的投诉—— 也许是孩子上课坐不住，经常下座位乱跑，或者干脆躺到地上； 也许是孩子和其他小朋友频繁起冲突，你一次次去赔礼道歉； 也许是孩子特别爱发脾气，总是各种别扭让你精疲力尽； 总之，你开始觉得孩子不对劲。对孩子的种种表现气愤又不解。 多动症？会是我的孩子吗？ 你心里并不想接受这个答案。 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冲动……这些不是每个孩子都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吗？ 这怎么会是一种“病”呢？ 这难道不是“没立好规矩”？“缺乏管教”？“被惯坏了”？ 家长自己想不通，老师和其他人也不太能接受。 直到问题出现地太过频繁，所有和这个孩子有关的大人都不堪其扰的时候，你才会被迫去医院或者其它专业机构寻求帮助。 见了大夫，你一边想给问题找个答案，一边又暗自希望一切只是自己的过度焦虑。 孩子的问题是“病”还是“毛病”？ 这是你一直难以分辨的问题。 这是不是小题大做？ 是不是给孩子贴标签？ 是不是医生和药厂合力赚钱的阴谋？ …… 相信这样的心路历程很多家长都经历过。 我也一样。 想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对ADHD的病因有充分的了解。 确实，多动、冲动、粗心、拖延……这些是每个孩子都可能会有的问题。 但是如果一个孩子可以被确诊为多动症（ADHD），那往往代表着在他身上，这些问题的出现频率远远超过了普通孩子，给他造成的麻烦（社会功能的损害）也明显超过了普通孩子。 你可以这么理解，ADHD不是“是非”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它不像细菌感染，要么感染，要么没感染。 或者像怀孕，要么怀孕，要么没怀孕。 二者之间没有其它可能。 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冲动这些特征呈现出的程度，有点类似血压。 如果我们说舒张压大于90mmHg的是高血压，你不能说血压是89的人和血压是90的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 而应该理解为，我们根据各种研究，制定了一个临界值。在这个临界值之上，损害的可能性会增加。 为什么要制定这个临界值？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标志，提示我们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干预了。 所以说，多动症（ADHD）不是一个定性的判断，更像是一个定量的判断。 时至今日，还是有很多人否认多动症的存在。其中不乏知名人士，比如那位说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著名的教育畅销书作家。 可以说，他们不科学、不专业的言论影响非常大，误导和迷惑了很多家长。 他们的理由是：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冲动是每个孩子都有的情况，不能因为这些表现就给孩子贴标签，说孩子患有“多动症”。 我们还是拿血压来举例子。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血压水平，能因此说高血压是虚幻的疾病吗？ 高血压是指高于一定阈值的血压，和损伤有明确关联。 多动症（ADHD）也是这样的，这些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冲动的程度也高于一定阈值，和损伤有明确关联。 不只是多动症（ADHD），很多精神卫生领域的疾病都是如此。比如抑郁、焦虑。 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但你不能说抑郁症就是编出来的病。 每个人也都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焦虑，你不能说那些因为一点小事就持续焦虑，并且伴有失眠、紧张、精神痛苦的人都不需要评估、诊断和治疗。 还有一些人质疑多动症（ADHD）的存在，是因为它检查评估的方式。 如果是细菌感染，我们可以验血，数值一出来，我们就一目了然。 就算是血压，量一下看见数值，我们也能很自然地信服医生开具的高血压的诊断。 可是多动症，还没有临床上可靠的生物标记物。 只是通过父母自己填写的量表和大夫的问诊，就给孩子下了诊断，总让人感觉不够“客观”。 会不会是自己把孩子的情况说得太严重了？会不会是个大夫判断错了？ 这是很多父母都有的疑惑。 其实，任何精神领域的障碍，比如抑郁、焦虑等等都没有明确的生物标记物，都不是靠化验或者脑电图之类的检测可以检查出来的。 临床评估，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有经验的大夫的问诊，以及辅助参考的量表。 评估ADHD的量表，通用的如SNAP-IV量表、Conners量表等，在国际医学界应用都非常广泛。 这些量表经过了精心设计，能够对ADHD的核心症状进行测量，也都经过了信度和效度的验证研究。 所谓信度，就是对同一对象进行测量，多次测量结果都很接近，大家会认为这个结果是可信的。而效度，就是能够准确测量出事物真实的情况的能力，能够反映数据的准确性。 这是在心理测量上普遍使用的概念。 也就是说，虽然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填写的量表有很强的主观性，但一张设计良好、具有很高的信效度的量表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客观”的反映孩子的状况。这也为医生的诊断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我知道，对于爸爸妈妈来说，即使是找了最权威的大夫，做了最详细的检查，想要接受一个孩子是多动症（ADHD）的诊断，往往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确诊并接受，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养个普通孩子，也会不断遇到问题，见招拆招通关打怪都是必经的路。 但养一个多动症孩子，除了困难模式加倍之外，又多了一些困惑。 每当孩子出现新的问题，而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无法搞定的时候，我们忍不住会想： 这是“病”还是“毛病”呢？ 是不是因为孩子“有病”，所以有些问题才这么难解决呢？ 坦白说，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 有时候，孩子在学校出现问题行为，老师跟我反映孩子的情况。 老师认为孩子是可以做到的，就是自己不自觉。而我难免会疑惑，到底是老师不够了解他的生理局限，还是真的孩子以病为借口，形成了不良的行为习惯呢？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纠缠在这个问题里。 后来，我突然想明白了自己纠结的点在哪里。 我想弄清楚某个表现是“病”还是“毛病”，无非是想弄清楚，到底哪些是应该被接纳，而哪些是应该去改变的？ 我们好像有个感觉，如果是“病”，那是没办法的，只能接受。如果是“毛病”，那就有办法，还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 其实，反思一下，我这个想法就有些问题。 首先，“病”不是一成不变的。 多动症这种“病”，和肢体残疾不一样，不是说功能没有了就彻底没有了。 它的“病”，体现在大脑的执行功能损害上。也许是某些神经递质不足，也许是某些神经通路不够活跃、也许是某些区域发育不足（关于ADHD的病因科学家依然在不断地探索和研究）……总之，体现在了大脑在执行特定任务的时候出现了功能的不足。 比如工作记忆、组织计划能力、反应抑制等等。外显出来的特征就是上课不注意听讲、作业拖拖拉拉、和人相处容易起急等等…… 但是，这种缺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孩子的大脑每天都在发育，对执行功能起关键作用的大脑前额叶甚至在三十岁还在发展变化。 大脑具有可塑性，在外界环境和经验的作用下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可以被塑造，大脑内部的突触、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可以由于学习和经验的影响建立新的连接，从而改变孩子的行为。 这种说法已经得到了大量科学研究的验证。 举个例子，一般认为左半球是负责语言加工的优势脑，然而科学家研究发现，一些大脑左半球受损伤的患者会出现右半球优势。也就是说，右半球补偿了大脑左半球的语言加工功能。 这说明，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是可以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 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某种程度就是塑造孩子的大脑。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有的孩子需要用药，有的孩子不吃药只靠行为治疗就能得到很好的效果，为什么有的人直到成年之后还保留有ADHD的症状，而有的孩子就像传说中那样“长大就好了”。 这一切，都源于大脑发育的程度，具体说就是执行功能受损及恢复的程度。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 因此，只看别家孩子的经验是没有意义的。 你的孩子需要得到怎样的支持，是只靠行为干预还是药物行为双管齐下？是只解决行为问题还是需要学业辅导、社交训练？情况也都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即使是“病”，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进行改变的。但改变到哪一步，是否能够完全和别的孩子一样，或者和我们理想的一样？ 只能说，尽人事，听天命。 其次，“病”和“毛病”相互交织，难分难解。 说实话，即使是再有经验的专家、老师，你让他就孩子的某个具体行为分辨出哪个是“病”，哪个是“毛病”，也是很难做到的。 比如说，孩子上课总爱说话，干扰课堂纪律。 这个行为从生理角度的分析，会有很多可能的原因：
如果要一一分析，原因可能有很多种。但，是不是也有以下的可能呢？
你看，“病”和“毛病”很难区分。 有时“毛病”来源于“病”，有时“病”又掩盖了“毛病”。 多动症（ADHD）行为干预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它不像肢体缺陷那么明显，外人可以一眼分辨出他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 多动症的孩子，有时能做到，有时做不到，有时上午能做到下午又做不到了，有时上午做不到，下午又做到了。 良好的行为要稳定地成为习惯，不良行为要逐渐消退，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也是为什么，提倡在孩子年龄小的时候尽早进行干预的原因。这需要家长付出极大的耐心和毅力，也需要老师的理解和配合。 从行为矫正的角度来讲，尽管具体的问题行为需要进行功能分析，但深究其本质，每个行为都要弄清楚原理并没有太大的必要。 最好的态度就是，不管是“病”还是“毛病”，见招拆招，一起干预。 因为，即使我们知道孩子上课爱说话是由于多动症导致的执行功能损伤，如果想要让孩子在学校待得住，这个行为也必须得到约束。 不能不正视孩子的“病”，也不能以“病”为借口，放纵孩子的“毛病”。 如果完全任由孩子的问题行为干扰课堂。长此以往，老师和其他同学的家长都会难以承受，会让多动症孩子和家庭面临更多的指责和排斥。 从孩子自己来说，如果想要社会化，在未来的人生中顺利生活，也必须学会遵守规则，适应所处的环境。 但是，怎么做呢？这个说起来又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用到很多特殊教育领域的知识。 简单来说，就是应用行为矫正的方法进行正强化、负消退。 一方面改善孩子的环境，比如把爱和他互动的同学分开排座位，减少外界刺激和强化。 另一方面，做好预防，比如提前预习，帮助孩子跟上学业进度，提高课堂参与度。 还可以通过代币制，跟孩子建立行为合同，多长时间保持安静可以得到奖励等等。 或者在孩子已经感觉坐不住的时候，给他分配一些跑腿的任务，让他活动活动释放能量等等。 当然，我还是要特别强调。虽然说“病”和“毛病”都要干预，但也不是说就要不分青红皂白对孩子施加和别人相同的标准和要求。 毕竟孩子在生理条件上存在不足，“病”也是客观存在的。 可能对别的孩子来说，一节课不说话保持安静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对ADHD孩子来说，真地不容易。 我们的目标订立和干预节奏要符合孩子的基线水平。 比如现在孩子能够做到的水平是十五分钟保持安静，那么我们的干预目标就是二十分钟，只要做到就可给予奖励。 虽然长远的目标是让孩子整节课堂保持安静，但可不是一下子就要求孩子一整节课不说话，甚至一整天所有课堂都遵守纪律，做不到就斥责孩子或是处罚孩子。 行为干预是一件专业的事情，具体的操作细节也有很多注意事项，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的。 普通公立学校的老师很难有这样的专业知识，这也是老师们对ADHD孩子感到头疼又棘手的原因。 作为父母，面对的压力也很大。为孩子忧虑焦心的同时，还要应对老师和其他孩子家长的投诉，往往心力交瘁。 虽然国家这些年来一直倡导和推进融合教育，某些先进城市也加大了资源老师的配备，为学校提供支持。但在广大的地域范围内，具体到每一个学校和家庭，可以获取的资源还是非常有限的。 现阶段，父母可以做的，只能是努力学习，多掌握一些行为干预的理念和方法，先从家庭当中一点一滴做起来。 和老师多沟通，争取老师的理解和帮助，对孩子既宽容又不放纵，用适合他们的方式进行教育。 如果孩子在学校压力确实很大，有条件可以聘请影子老师，为孩子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支持。 路漫漫，我们一起加油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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