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纵深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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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纵深的印度 

      近几十年印度发展虽明显不如中国，但仍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大体上已成为世界政治后台上的一个玩家。之所以能取得这种进步，除了诸多现代因素，还有地缘和自然条件方面的原因，更有历史文化上的深层次原因。下面就此作一个简单的讨论。

      与地中海西亚世界不同，印度享有一个日照和雨量充足、土地肥沃的巨大陆地板块。这就为文明的生长提供了有利的先天条件。就国土而言，印度看似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比沙特阿拉伯大一点，但其土地多为可耕地，不像中国西藏、青海、新疆、内蒙以及其他许多地区那样，大多数国土并非可耕。一个鲜为人知却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印度人均可耕地面积是中国的两倍！再加印度地处热带和亚热带，阳光充足，降雨充沛，粮食作物可一年两熟或三熟，所以目前人口已达13.6亿，十几年之内将赶超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与地中海西亚地区的另一个不同点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或在印度文明有充足的时间发育成其所是的那个文明以前，南亚次大陆并不存在多个高度发达、相互竞争的文明。大约自西元前1500年起，在一波又一波雅利安人从中亚向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的推进中，逐渐形成了目前我们所知的历史上的印度文明。至西元前500年左右，整个次大陆由一种共同的印度形态的文化凝聚在一起了，[1] 或者说，此时的印度藉着文化-宗教上的一种程度相当高的一致性，已经可以看作一个独特的文明了。

      雅利安人是这一共同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主体民族，达罗毗荼人和其他民族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雅利安人向印度次大陆推进时，那里早已不是一张白纸、一片真空，而已有较为发达的文化，甚至已有相当繁荣的城市生活。因而，在征服过程中，雅利安人完全可能丧失其文化根性，为原有民族所同化。但雅利安人避免了这种命运。一般说来，当一种文化在另一种文化的疆域中扩张时，人口规模是该文化在异质区域推进时能否成功地保持自己的同一性，能否巩固并进一步扩大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关键。当时的雅利安人无疑已具有人口规模这一重要的共同体资源。因此，他们不仅能够向次大陆纵深不断地推进，而且能够在保持自己文化同一性的前提下，最终站稳脚跟：“雅利安人在一片前此人口稠密、高度开化的国土上得以保有他们的特性，并如此完整地保持自己的文化这一事实，说明了他们不是通过一场征服战争，而是在持续时间很长的一次又一次的迁徙浪潮中大批而至，足以提供为数众多的居民，转过来又能形成进一步扩张的基础。”[i]

      当然，文化身份并非是某种一成不变的本质，而是一种在葆有同一性的同时向异质文化敞开自己，不断生成的结构。百川归海，有容乃大。雅利安人在努力保持自己文化根性的同时，并没有对次大陆的当地文化采取一种绝对否定、防范、拒斥的态度，而是本着吠陀文化精神，向这些文化敞开自己，不断吸收利用其合理成分，从而使自己的文化能够不断得到充实、丰富和壮大；反过来看，当地族群也在雅利安人的渗透和推进中，不断吸纳和利用雅利安人的文化。从种族上看，早在进入印度以前，雅利安人便在现伊朗等地与其他人种发生了混杂。这意味着，雅利安族群和文化从一开始便在是融合其他族群和文化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实际上，雅利安人在进入印度后一段时期，次大陆的文明衰退了。只是在雅利安文化融摄了原有的哈拉巴文化，丰富了自身精神内涵以后，这种衰退才告一段落，文明才得以继续演进。最后，古典印度文明形成了。[2] 如果撇开雅利安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不论，而只看具体文化要素，则“在最终成形的文化产物中，非雅利安成分比雅利安成分更多。”[3] 孔雀王朝便崛起在这一富于包容性的新文明的基础上。至阿育王时期，孔雀王朝大致统一了次大陆大部分地区。该王朝虽不久后就衰落了，但海纳百川的印度文化在继续扩散。[4] 南方的达罗毗荼人雅利安化了，半岛最南端的泰米尔人也雅利安化了。[5] 同样，从西北山隘先后入侵的古希腊人、巴克特里亚人、贵霜人也都不同程度地印度化了。[6]

      历史上的印度文明固然以博大的包容性而极具同化力，仅就近代之前而言，其社会政治整合水平却不尽人意。像其他轴心时代文明一样，印度在轴心期实现“突破”，产生了佛教和耆那教等伟大宗教以后，进入一个“普遍国家”或帝国的时代。阿育王时期的孔雀王朝不仅是近代之前印度历史上的第一个普遍国家，也是一个疆域最大、政治整合程度也相对较高的普世国家。遗憾的是，阿育王一去世，政治衰落立即降临次大陆，不久之后，孔雀王朝便分崩离析。后来笈多王朝、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尔帝国的政治整合程度都不如孔雀王朝，虽然仅就疆域规模而言，各王朝差别并非很大。很大程度上正因此缘故，近代以前的印度文明虽拥有庞大的疆域和巨量的人口，大多数时候却相对羸弱，未能表现出与其疆域和人口相匹配的规模性，[7] 在与其他文明的互动中总是处于被动地位。

      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西北部的山隘易攻难守。对于外族入侵者来说，这些山口似乎从来都是敞开着的。早在西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人便像一千年前的雅利安人那样侵入印度。这时印度的西北部变成了阿黑门尼德帝国的一个行省。西元前530年前夕，波斯皇帝居鲁士便越过兴都库什山脉，接受诸印度部落的朝贡。前486至前485年，印度人向与希腊人作战的波斯人提供雇佣兵。[8] 亚历山大对印度西北部的入侵就更著名了。紧跟在希腊人之后的，还有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我国史称大夏）人和半希腊化的贵霜人入侵并占领印度西北部。从西元8世纪初开始，更有一波又一波阿拉伯穆斯林和突厥穆斯林进入印度，向次大陆纵深推进，位于印度北部的德里苏单国便由突厥穆斯林建立。后来同样是由突厥人建立的另一个穆斯林国家 — 莫卧尔王朝（一说该王朝由穆斯林蒙古人建立） — 不仅疆域更大，而且将波斯行政制度和印度人业已淡忘的帝国概念重新引入印度。到了近代，更有西方殖民者从海上进入，取代了先前从西北部隘口进入的形形色色入侵者的地位。

      异族入侵并非只有负面意义。这意味着文明间的深度互动。不仅印度本土因之获得了更多文化养料，丰富了其文化多样性，佛教思想也因之开始向西传播，对伊朗及伊朗以西的哲学、宗教运动产生了影响，后来伊朗的祆教反过来又对源自印度的大乘佛教产生了影响。[9] 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人对西北印度部分地区的统治虽为时不长，他们中许多人皈依了从婆罗门教中衍生出来的佛教，这无疑有助于佛教向中亚乃至东亚的传播。[10] 从另一方面看，在异族入侵面前，印度未能进行有效的应战，或者说，把异族入侵转变为一种强度适当的挑战，在已有的疆域规模和具有较高程度文化统一性的人口规模 [11] 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真正政治统一的国家，至少形成一个整合程度较高的大型政治实体。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对于有效抵御外敌，进一步扩大文明的规模性具有关键性作用。换句话说，如果印度人从一开始便能把外来入侵转化成一种积极的政治动能，把已具备相当高程度文化统一性的王国、邦国、部落等整合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共同体，历史将大为改观。

      这里，不妨将南亚与华夏世界作一个比较。这两个区域都有不止一个大河流域，都是巨大的陆地板块，但为什么历史上的印度在政治整合方面的表现明显不如中国？或者说，为什么从古到今，印度整合的程度明显不如中国，政治上相对统一的时间也明显不如中国？许倬云的解释很有说服力：“印度是割裂的次大陆，不是很完整的，河流漫流的下游被小河流切割成一块一块，中游以上的支流虽多，但不能变成通畅的交通通道，反而成为隔绝的障碍。一个一个村落，全区都是割裂的小农区，破裂性很强。再往南走是被德干高原分隔的各别地区，交通更不方便。印度次大陆显著缺乏政治统一的条件。为什么冲积平原上有这样大的割裂性？原因是河流受到季节性雨季的影响，雨季一来水量充沛，水流宏大，不但不能顺河交通，连跨河都难，所以竟因河流造成了割裂性。印度西北暴露，无法与中亚细亚隔开，中亚地区干旱，生活条件差，当粮食缺乏或是气候改变时，中亚的人就长驱直下侵入印度，因而在印度次大陆上有一波又一波的征服者进入。大概从西元前一千六百多年开始，至少八百年中不断地有侵略者入侵。第一波侵略者变成主人，不与当地人混合，第二批来的人又不愿意与第一批混合，一波又一波地进入，造成一层又一层的阶层性。纵的方面讲是阶层化（笔者按：'阶层化’应该是指种姓和阶级的形成），横的方面讲是割裂化。到今天，印度的国家与社会仍不能摆脱这些特征。印度没法统一（按：'没法统一’更准确的表述为：历史上印度政治整合程度不那么高，相对统一的时间也不那么长），因为每个地区的地区性太强，人种上有很大的不一样，这种割裂性和阶层性是到今天还难以有效统一的主要原因”。[12]

      也应注意，佛教虽然是一个伟大的世界性宗教，也是一个最和平主义的轴心期宗教，但它在其顶盛期即孔雀王朝之后却未能像其他世界性宗教那样，在政治-文化方面对南亚起到一种强大的整合作用，如东正教之于俄罗斯，基督教之于西方，儒家之于中国。[ii] 在佛教衰败之后、现代印度国家立国之前逐渐形成的印度教虽然加强了大大小小政治体（土邦）的文化统一性，却未能藉着这种文化统一性将它们在政治上整合起来，统一起来。这就使印度在外来文明的挑战面前总体表现不佳，使入侵者得以不断进入印度并建立政权。故而印度成为这样一个文明：在一个本土诞生的轴心期宗教（主要是婆罗门教）确立后，信奉该宗教的人口又大规模改宗另一个轴心期宗教即伊斯兰教，而且改宗规模之大，令人震惊。这并非没有后果。当英国人撤出次大陆、现代国家分娩时，印度在文化认同方面经历了巨大的阵痛，人民遭罹了普遍的冲突和流血。即使印度和巴基斯坦早已分治，留在印度的穆斯林人口数量巨大（1980年代后超过1亿）。大量穆斯林人口意味着，印度世界存在着两大龃龉、矛盾着的宗教，甚至可以说存在着两大相互竞争、冲突的文明。这一独特的格局正深刻影响并将继续影响整个南亚次大陆（除印度外，还有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不丹、尼泊尔、马尔代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这意味着，南亚次大陆即使有一个超级大国即印度充当其核心国家（伊斯兰世界便缺乏这样一个核心国家），如果不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其总体能力在可见的将来会因内部矛盾而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

      类似的情形并非没有在其他区域发生，但结果大不相同。在信奉轴心期宗教琐罗亚斯德教长达一千二三百年后，伊朗因阿拉伯人进入而全盘改宗伊斯兰教。也因阿拉伯人进入，中亚一些民族在信奉佛教这个轴心期宗教近千年以后，改宗成为穆斯林，而改宗意味着文化身份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如果不把局限于“宗教”概念的通常含义，那么西元纪年初基督教在西亚地中海世界的崛起，完全可视为叙利亚文明结构性地植入希腊罗马世界；事实上，犹太信仰文化藉其基督教衍生物改变了希腊罗马文化，更为后来兴起的欧洲文明提供了基本精神特质，为其生长提供了基本养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不同历史时期进入中国，也使少量中国人皈依，但对中国文明却并没能产生结构性的影响。佛教进入中国后，对中土文化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却未能改变以儒家为核心的华夏文化的本质，而是在深化和丰富华夏文化的过程中，融合为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能说佛教进入中国，意味着儒家被另一个轴心期宗教置换，更不能说印度文明藉佛教的传播改变了中国文明的同一性。

      当然，如果不将巴基斯坦、孟加拉视为印度文化国家，而视为伊斯兰文化国家，那么可以说，印度文明长期政治分裂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返了。当代印度像当代中国那样，在形式上是一个超大型民族国家，但实质上却是一个装扮成国家的文明。就文化、语言、民族、人种的多样性而言，印度与欧洲民族国家如法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大异其趣（将来欧洲如果统一了，自然另当别论）。它们都是货真价实的民族国家，而印度却更像中国，即形为民族国家，实为文明。在一种兴起于17世纪西欧，后来用强力推行到全世界的国际秩序中，印度不得不披上一件与其巨大身躯不相称的民族国家外衣。但实际上，它与欧洲式的民族国家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而与整个欧洲处在同一个层次。在目前的世界格局中，由于先发的西方国家掌握了与其人口不成比例的经济政治权力（如在关键性的国际组织中拥有与其人口不成比例的话语权，以及制订国际规则的重要权力），而有着文明的体量或其本身就是一个文明的印度地被迫扮演一个明显不及英国、法国等的角色。然而，一种建立在人口、经济和疆域规模上的统一性 — 哪怕目前仍是一种不够强健的统一性 — 既然能将如此众多的种族、民族和部族，如此众多的语言和方言，如此众多的邦国和地方传统，如此众多的种姓和阶级整合在一个巨大的“国家”中，它迟早也能将这个“国家”的潜能释放出来。在未来几十年中，印度应该会有越来越抢眼的表现，应该会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应该会把一个文明所具有的潜力越来越充分地发掘出来。

      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是，现代印度统一国家的形成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印度文化。历史上的印度虽因政治分裂而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却一直拥有很高程度的文化统一性，即使伊斯兰文明进入后也如此（外来的穆斯林很大程度地印度文化了）。这种文化统一性尽管因种种原因尚未能有效地转化成政治整合力，但毕竟一直在那里。事实上，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个要素中，最容易变化的是经济，其次是政治，而最稳定的是文化，或文化-宗教。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共同体的文化和宗教在内涵上是重叠的，如犹太教和犹太文化、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内涵便很难区分。印度教与印度文化的关系同样如此。正是印度教以一种少见的稳定性和强大的包容力，给印度以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气质，同时也给整个南亚世界甚至东南亚带来文化薰染。完全可以说，文化-宗教的统一性是现代印度国家成为可能的一个根本性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根本性前提条件，现代印度国家的建立、维系和发展便是根本不可能的，印度的复兴便是根本不可能的。

      文化-宗教蕴含能量，而建立在巨大人口、经济和疆域基础上的相对统一的文化-宗教更意味着巨大的潜在规模性。假以时日，这种潜在规模性终究能转化成现实规模性及相应的文明力。可以说，印度正蓄势待发。在未来几十年，印度文明将有出色的表现。

[1]  T·伯罗，《早期雅利安人》，载A·L·巴沙姆编，《印度文化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9页。

[2]  巴沙姆，《绪论》，载巴沙姆编，《印度文化史》，第10页；伯罗，《早期雅利安人》，载巴沙姆编，《印度文化史》，第33-34页、第38页；也参R·塔帕尔，《印度古代文明》（林太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40页。

[3]  巴沙姆，《绪论》，载巴沙姆编，《印度文化史》，第10页。

[4]  关于印度文明的宽容精神，参Stanley Wolpert, A New History of India,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p. 66；也参珀西瓦尔·斯皮尔，《莫卧尔人与英国人》，载巴沙姆编，《印度文化史》，第518页。

[5]  Wolpert, A New History of India, pp. 75-77；关于印度文明早期的扩张，也参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12 volumes), Vol. 2, pp. 5-6；Vol. 3, p. 131, pp. 146-147。

[6]  Wolpert, A New History of India, p.73。

[7]  关于“文明规模”，参本书“释义”有关条目。

[8]  塔帕尔，《印度古代文明》，第50页。

[9]  同揭，第51页。

[10]  巴克特里亚的米南德国王本人便带头皈依了佛教。Wolpert, New History of India, p. 71；也参Ａ.Ｋ. 渥德尔，《印度佛教史》（王世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62-263页。

[11]  关于“人口规模”的确切含义，参“释义”部分相关条目。

[12]  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3-14页。

[i]  伯罗把印度和近东作了比较：“当时在近东盛行的情况恰恰相反。在那里，小股武士实现了征服，结果只建立起暂时的统治，但他们的人数太少，数代之后便不免被当地土著居民所同化”。参伯罗,《早期雅利安人》，载A·L·巴沙姆编，《印度文化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5页。

[ii]  无论有何道义上的后果，基督教之能将众多民族和政治力量动员起来，进行前后八次十字军东征，说明它在西方发挥了很强的社会政治整合作用。

阮在故阮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