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取士的文官制度领先西方千年，最后蜕化成读书做官不务实事

导读：科举以钻八股死胡同终幕，揭幕时却是敞开平民参与政治大门的高姿态，象征开明与前进。读书登仕受鼓励， 知识分子士人发达为专业化的， 也最被尊重的一层面；于政治上，文人主轴形成而文治主义走向铸定。二十世纪初，清朝以采用西洋学校制而科举制遭遇废止命运，逆方向十九世纪欧美却已认识此一方法优点，英国自一八七〇年起适用之于文官制度，美国继于一八八三年以来采用试验制。中国史的科举制，与其没落期约略同时，却倒反流向了国外，诚为不可思议之事。

古代状元巡游图

南北朝世族政治特权被剥夺，九品中正法退潮而“科举”官吏登用制度萌芽，铸定自此一千三百年中国政治人才选拔准则，系自隋文帝而创始。

《文献通考》选举考一隋文帝条“开皇七年制各州岁贡三人”以及《隋书》文帝纪开皇十八年条“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前者所谓“乡贡”，后者所谓“制举”。均须通过考试后始得登用，只是其时每年例行乡贡的科目不明，仅知“秀才”之科文帝时最早设定，炀帝又增“进士”科，并创应试者自动报名之例。从此，依固定各类别（所谓“科目”）按时考试选拔人才（所谓“举人”）的“常科举人”，与所谓“天子自诏”，按皇帝自订特定科目，也不定期举行的“制举”相对。合称则是“贡举”，也以均按科目而举士，所以称之“科举”。

唐朝予隋朝科举考试制度以再推进，一方面衔接学校教育，中央与州县各学校毕业生，所谓“生徒”，均得获保送与自动报名（谓之“怀牒自投”）经县、州两级试验通过而送京师的“乡贡”，共同参加每年“常科举人”的分科考试，加“制举”已系三途并行。

孟郊《登科后》

另一方面，常科的科目大为增多而充实，明法、明字、明算等专门科目外，一般性科目以秀才科考试内容最单纯，仅试方略策（政策论文）五道，却是录取也最难；明经科考试分三场，先帖经（经文填充式记忆默写），通过后口试经义，再通过后策问（时务策，时事论文）；进士科较具柔性，虽在方式上同样分三场进行，也仍以时务策五道为主，以及帖经，但已加试杂文两首，录取又以文词为重，开元以来杂文且指定试诗、赋，所以最受欢迎，产生人才也最多，而形成唐朝士人进身最广阔的大道。

但科题合格登榜的所谓“及第”或“登科”，尚只官吏录用第一阶段的资格考试意味，由礼部主持，须续通过另由吏部所主持第二阶段的录用考试，依身（容貌）、言（言词）、书（书法）、判（公文书拟定）四项标准合格，才正式登用为基层官员。高宗总章元年（纪元668 年），此项铨注法定案。武后“周朝”时代，试验制且又适用到武官方面，而有武举诸科目的登场。

科举尽管于今日被诟病，但必须辨明，应限定在科举考试内容已僵化的八股取士末期症状阶段。在于唐朝，抑或其先行朝代隋朝，科举分科标准与其考试方式，都无不当。严选科举出身人士，且正是新时代的革命性创意，回复汉朝平民社会的政治开放性有力一环节。科举登场，原便是隋唐君主压制门阀世族的手段，从此一意义，可了解“士”的再发生，本质上已系君所扶植，而与君主权力相结合。

唐朝新进士大宴曲江，馔、酒、茶、乐、妓俱是要件

待收拾世族余势的最后清理完成，绝对性君主专制政治自宋朝建立，与科举密切相关的“士”的历史新形态，乃告鲜明确立，一方面恃其修己、治人的学问，发挥君主专制的细胞机能；一方面以其天子天下统御协力者姿态，受天子分予富贵享受。这层性格，由宋制科举考用合一，通过考试便任官，完全变更唐制礼部考试合格后，再须经过人事主管吏部任用考试的程序，而强烈显现。殿试制度化，非只形式上固定取代吏部的第二次考试意义，也以理论上天子亲自决定成绩，天子门生意味而授官，最是表现亲密关系的恩惠。《古文真宝前集》录仁宗上代真宗御制歌词：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乃强有力又富诱惑性的天子鼓励庶民读书名言。劝学而淡然于学校教育，未免令人诧异，无视于“养”士，却注重“取”士，尤系矛盾。但如果把握文治原系抑制武事手段，士又是天子遂行文治主义御用统治工具的宋朝政治本质，答案都非难获致。

宋朝以后榜下捉婿成为一道风景

新“士”或士大夫以治国平天下自许，迂阔习气自宋朝当时便已发生也已可见。一时的进步感，立被导引自士大夫由天子提携，荣华富贵由天子赏赐的根源所铸定的保守性压倒。苏轼所言“祖宗”成法，乃是不可动摇铁则，自此以来士大夫规避革新、进步的护符与咒语。

明太祖鉴于自身少时孤苦失学，壮年才由文盲发奋苦学有成的经验，自中央国子监至府、州、县各设儒学，下逮乡里也置简易学校社学，最初开科取士，京师与各省乡试及格者，且便须加试骑、射、书、算、律五事。但明太祖毕竟是雄杰，立刻警觉后果，领悟宋朝葫芦中的奥妙而抑制热忱，洪武十七年颁布科举定式时，因之已废五事“实事”，后代学校也回复瘫痪旧态，惟办理科举前的准备考试。续经清朝虚应明朝故事，各级教官（学官）殆确定其官制中的冗官性质，学校纯然化为装饰门面的空壳。

科举立法是正确的、进步的，但独存“进士”一科，已失“科”“目”初意，进士科所凭却是文词决优劣，方向偏差乃大。宋朝先是讲究诗赋，兼试经义的结果又发展为试题裂句断章，答案揣拟套类，明、清再以八股取士，尽人皆知系格律拘束，以文字公式化代入，思想既无由发挥，内容又以顾及形式而必然空虚，似同字句游戏。至此阶段，追随学校僵化，科举终也形骸化，顾炎武且曾慨乎言之：“八股之害，等于焚书，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

相对方面的士人读书风气与其态度，热衷科举也推动科举热潮愈演愈烈，系本末倒置，读书的目的便是参加科举考试，经由今日熟知所谓家馆、私塾教导的多数家庭子弟。出发于“为考试而读书”心理的读书、应试、登第，顾炎武《日知录》记载：

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拟题篇）

顾炎武举例尚系殷富之家子弟，尚系投机的成功者，而侥幸登第者究属有限，得具应试资格者也仍有限，更多的是被排斥于科举起步的入学门外。科举三年一次，一批批失意者的累积，自宋朝历元朝而明朝而清朝，浮起社会上的虚脱层面，一千年间愈扩散愈大。

孔乙己

清末城市或乡间所见，触目多已是家无恒产、落第以终的穷秀才，或者白首不遇老童生。此辈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百无一用是书生”而尚自命读圣贤书者，非变质文氓（循捐监之途，纳赀取得国子监监生资格，不必读书，也已是乡绅身份），包揽诉讼，便迂腐潦倒毕生，能以塾师糊口已属幸运。大量制造士人顺民，却也是大量伪士人与腐酸之士。遗留至民国，仍于鲁迅笔下出现“孔乙己”的人物造型。

清末朝廷，于革命浪潮与立宪运动两面压力下，光绪二十七年（纪元1901 年）下诏改革科举内容之言：“科举为抡才大典，我朝沿用前明旧制，以八股文取士，名臣硕儒，多出其中。其好学者，皆潜心经史文义。将其绪裔，乃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义，毫无发明，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终不得不承认八股无用。

而堪注意，《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篇已记述前此四百余年，尚非八股时期的明初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已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繇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繇学校失教。故岁贡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可任安民之寄。”

《红楼梦》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尤堪重视，再前此三百余年，与明成祖相同的感触，且早由宋朝王安石提出：

“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士人原以治国平天下自任，便以科举仅凭文词，而且是公式化文词外壳评决人才，即使不能谓经世济民实学的理想全化空想，通过科举考试登用为官员，对吏道毫无经验而茫然却是必然。政治制度的又一大变形因是陪伴出现胥吏制度，而官、吏截然分途。

胥吏，异称也是司吏、书吏、书办、吏员等，性质类似今日政府机关中雇员意味，而其不受官员更动影响，终身永保地位又形同世袭则迥异。于历史上为其他国家所未见，惟中国近代史出现，抑且，演变为政治的主导。而近代中国政治变质为胥吏政治，缘由所自，便是宋朝以来学校僵化、科举形骸化、士人腐酸化的恶性连锁循环结果。

科举正途产生的官员，对实际政治缺乏肆应能力又不明了地方实情，必须依赖胥吏，而权力转移，特别于八股取士以后。尾大不掉的胥吏政治弊病已束手无策，必须待其依附体科举制度废止，全新的政府机关公职人员系统整备，此类中国近代史的特产物胥吏才从根本上消灭，总结近千年畸形政治形貌。

姚大中 著 2021年6月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叙事中，中国史与世界史是分隔的，中国史看不到世界，世界史里找不到中国。《姚著中国史》兼容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史学的研究与写作方式，打破了传统中国史的认知茧房，具有以下鲜明的特色：

1.突破了传统中国史由中原向外层层推演的藩篱，为秦楚这些半边缘国家正名。

2.对东汉以来豪族演化的历史叙事，蕴含着为生民立命的庶民情结。

3.对五胡建立的胡-汉联合政权的本质辨析，客观展示了大分裂时期的民族纷争与融合。

4.正视辽金元这些来自长城以北的草原征服者，并将其与汉族政权进行平等观照。

5.在域外与中国动态联系的环境中考察中国历史，爬梳了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渊源。

6.摆脱了传统历史偏向于政治史叙述的窠臼，广泛利用考古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增强了历史解释力。

《芈月传》历史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联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