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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还归《德道经》便是虚伪支撑的牌坊倒塌之时

 京都闻道阁 2021-06-28

本阁作者文集:崔桂忠  杨德振  曹旭  

易书生  彭化义  师利国  赵萍 

文丨陈道

朋友来访,茶叙闲聊,说起他不久前去湖南省博物馆的游览见闻,对出土自马王堆的甲乙两卷《老子》帛书颇为感慨,但也只是觉得瞅着稀罕,实际上与现在常见的《道德经》相比,也只是“道”与“德”的顺序不一样,专业人士抠抠字眼,多了几个考据比照的版本而已,更多的意义是在没有。

我倒是很羡慕他的此行,多年前,我到湖南,参观马王堆文物是既定的日程安排,但是,到了之后才知道,我们停留长沙的时间,正赶上博物馆闭馆,感觉很遗憾,失之交臂,却也特意注意并考证了相关的文物,帛书《老子》给予我的认知是颠覆性的,很震撼。

1.前后颠倒无所谓吗?

有学者研究认为,过去传世的《道德经》,包括敦煌写本、道观碑以及历代传承的排印版,共450余种;也有学者认为总计356种;各版本的分章也有72、68、81之差别,然都以“道经”为前,“德经”为后。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老子乙本》避邦字讳,不避汉惠帝刘盈、文帝刘恒讳,字体与同墓所出文帝三年纪年的《五行占》很相似,抄写年代可能在文帝时期,即公元前179年至169年间;帛书《老子甲本》不避汉高帝刘邦、高后吕雉讳,字体接近秦篆,抄写年代可能在高帝时期,即公元前206年至195年间。甲乙《老子》帛书与今本区别较大的是:均以《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且没有分章。甲乙两个版本比传世的古老。当然了,还有比这两个版本更古老的,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成书年代至少在战国中前期,被认为最接近源头。凡简71枚,顺序暂难稽考,整理者按照简的形制、长短,分编为甲、乙、丙三组,各组单独成篇,总字数为今本《老子》的1/3左右。2009年1月,北大收藏了从海外抢救回归的一批竹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献当首推《老子》,共有220余枚竹简,近5300字,是继马王堆帛书本、郭店楚简本之后,出土的第三个《老子》古本,也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古本,上经为《德经》,下经为《道经》。今人将此称之为《德道经》,以区别传世本。

各个版本的具体差异等细节,自古考证、争议都很热闹,我更加关注“道”与“德”的上下或者说先后顺序,是先“道”后“德”,还是先“德”后“道”?这不是个小问题,就如同是先解放思想还是先实事求是?不建立在实事求是为基础的解放思想,只能是空中建楼阁;不解放思想的实事求是,则很容易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两者可以是同步的,但是,显而易见,实事求是应该是先了那么半步,具体到实际,就是先搞好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如此先后顺序以及循环往复过程,对人生、事业及社会文化至关重要!

《道德经》之上卷“道经”,以“道”与“名”为贯穿全卷脉络的关键词;下卷“德经”却是以第38章“上德不德”为开篇。《论语·述而》有语“子曰:志于道,据于德”。有志于走此道,能不能走,在于有没有此道所要求的德性。这是先明确有其道,而后对德提出要求。反之呢?就是具备了什么样的德性,就可以走什么样的道路,或者说具备了走什么样道路的条件。前者先“道”后“德”,道为主,德为次;后者,则先“德”后“道”,德为先,道为次。顺序不同,方向改变,人之行止迥异。反映到社会,则是民族文化、社会风气截然不同。先“道”后“德”,重“道”而缺“德”,甚至以假乱真、以次充好,不尊重真实情况,跟风站队,惟上是从;“德”迁就于道,华而不实,无中生有,好虚名、装君子良善,唯利是图,虚伪至极,甚至没有真正的道德追求和信仰!犹如干的都是坑蒙拐骗、街头无赖之类的事儿,却厚颜无耻地着说自己走的是圣贤之道,实在有辱人类的智商。

《德道经》从“德”入手,以德明道,淳德归道,全德复道。“道”与“德”逻辑起点顺序的颠倒,实际上就把老子的本意弄颠倒了,甚至与其本意大相径庭,“德”的主导性逐渐丧失。《老子》之意,“德”是基础,“道”是德的升华。“德”是“道”在伦常领域的发展与表现,没有德的基础,为人处世、治家、治国,很可能都失败,就没有能力去“修道”“行道”。以“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自然无为,最后归于道。孔子之德在老子看来是属于“下德”范畴,是属于人为规范的领域。

可以说,《道德经》是先给你道路,德性是不是跟得上,就不好说了,名不副实,自然就有了假冒伪劣,就有了虚伪,有了虚伪撑起来的牌坊。《德道经》则是先讨论你的德性,德性到了,便也就得了道,得到了你的德性所对应的道路及道路段位,实至名归。两者逻辑起点不同,结果必然迥异。

2.何时出现的顺序颠倒?

“德”与“道”之顺序,对人的思维习性和修养熏陶,以及社会文化的形成,徐徐图之,潜移默化。古人难道不晓得其中的利弊?

“道者,路也”。“德者,德也”,从周代起,“德”字演义为不仅要外得于义理,还要内得于己。《管子》说:“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此时,“道德”一词已经可以如此连用。但是,对于“道”与“德”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全面阐述两者关系的逻辑起点,并不见于世。

目前所知,比较早对《老子》进行系统研究和阐发的人,应该是韩非。韩非是战国末期的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也是秦统一六国、形成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主要理论贡献者。韩非极为重视唯物主义与效益主义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奸劫弑臣》鲜明地反对儒家思想,倡导法家思想治国之道;《显学》批判儒家与墨家,阐扬法治;《五蠹》将儒家学者列为危损整体的五种蛀虫之一。秦始皇见其《孤愤》《五蠹》之书,感叹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而韩非在《解老》和《喻老》中所述的《老子》,其内容的排列顺序便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一方面说明《老子》更原始版本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也从一个侧面在诠释《德道经》与韩非的思想及思维的关系。

《德道经》是在什么时候变成《道德经》的呢?

《史记·老子列传》记载:“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又云申子、韩子之学“皆原于道德之意”。虽未有著作之名称,却有“道德”的思想论述。司马迁是在太初元年(前104年)开始撰著《史记》(《太史公书》),前后历时十四年。其时正处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影响之下。司马迁本人也是以儒家道统自居,以继承孔子思想为己任。

明代焦竑认为:“《老子》之称经,自汉景帝始”。当代有学人(谭宝刚)则进一步研究认为:“《老子》书名演变为《道德经》更迟至班固之后,萌发于汉末三国的边韶、葛玄,形成于魏晋之际的王弼、皇甫谧。”

诸说纷纭,却已可以确定,世传之《道德经》,大致起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其后久盛不衰,乃至到了唐太宗时被翻译为梵文,唐高宗时又被尊称为《上经》,唐玄宗时更尊称此经为《道德真经》。

3.无心还是有意?

将《德道经》变身为《道德经》,是人为有意的颠倒。

传世两千多年的著作,限于客观的历史环境,出现误抄误传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有心还是无意。

近些年来,诸多学者以马王堆帛书《老子》与传世本《道德经》对照,发现后者对前者的篡改多达700多处,导致原文350多句中有160多句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些变化,除了那些为了避讳皇帝名讳而出现的百处变异文字,还有明确的删节和赘加、似乎不理解原本意思的改变、明显让原文符合自己需要的颠倒章句、明显追求简约而做的文字改变,特别是意图明确的反向用字,暴露出更为明确的丢《老子》原本的加工改造痕迹,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经过改造加工后的《道德经》,残存的原著思想智慧,已经凤毛麟角,完全相悖的字句和思想改造,甚至是具有恶意的销毁。譬如:将“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改变为“道可道,非常道”;“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盈;音,声之相和;先,后之相随,恒也。”改变为“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何以见得是儒家篡改?

最为明显的,秦汉之时,儒家与法家的重大分歧在于“法古”还是“法今”,儒家“法古”,常说“三代之治”,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老子》原本“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被改变为“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今”“古”一字差别,不仅完全悖离了老子的本意,而且成了老子支持“法古”,助推儒家思想。如此霸道的肆意篡改,完全是对思想的亵渎和毁灭。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儒道分野并不明显,经常会相互穿插,融合为一。包括孔子在内,自古儒家不断从道家思想汲取营养,荀子的思想体系,以天道言人事,明显有《老子》的痕迹。即使是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也有“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唐代对《道德经》的推崇更是无以复加,也曾出现过关于《老子》版本的争论;宋代把《老子》列为大学以及各地方学校的课本,并在大学、辟雍各设两名博士,专门讲授《老子》。如此重视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用儒家思想不断改造《道德经》的过程,以儒家典籍积极显名入仕,用《老子》思想解决烦恼出世,或者内用道家,外用儒家,达成最终理想,时常会体现在各个时代的儒者的不同阶段。譬如,苏辙的《道德真经注》以道学为纲,儒学为目,调和儒道主张;司马光则以儒家的纲常名教来界定老子之道的界限,认为“道者涵仁义以为体”,进而指出:“圣人得道,必制而用之,不能无言。”王安石说:“道之在我者,德也。”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则在父亲的基础上,把“德”“道”“性”联系起来,在儒道融通上更近了一步。他说:“德者,得也。物生乎道而各得于道,故谓之性。得其性而不失,则德之全也。”

4.顺序颠倒是虚伪之根?

人能弘道而不是道弘人。人弘道在于人之德,而不在于道本身。就如同,人先有救国图强的道德追求,然后开始有寻觅救国图强道路之实践,踏上救国图强之道路,而后不断修正强化道德适配状态,推动行进道路的速度和长度。德不配道,其道必伪。非其道之德,无以正道。

不要拉大旗扯虎皮说自己走的是什么道,看其德知其道,硬要将两者扯上关系,要么里面有阴谋,要么就是虚伪。故,古人有“名实之辩”,是“按实定名”,还是“循名责实”?墨子“取实予名”“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周易·系辞下》,孔子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当然,孔子还有“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等等的论述,既有“德”与“道”是不是名实相符,也有对道德的要求和体现。方向不对,顺序颠倒,再多要求和努力都是白费。

儒家思想文化经常被诟病的,就是“虚伪”!人格上惯于伪装,表里不一,沽名钓誉。本质上就是“德”与“道”的脱节,小人之德而号称君子之道,小人之儒却装得像君子儒。虽不能说,这种现象或者说文化的形成与《道德经》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实践意义的先“道”后“德”,导致的就是这样的结果。譬如,朱熹的“知先行后”,揭示了知与行这两个阶段,但是却割裂了二者的因果关系。是以最容易出现道与德的严重脱节,不合拍,造就的伪君子就多,竖起来的“牌坊”就多。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提出来的思想不正确,而在于逻辑起点和最终的归结点,出现的扭曲甚至严重缺陷,具体到实践,导致的就是病态,甚至死亡。

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认为:“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如何分得开?”实际上就是寻求“德”与“道”的高度契合。他举例说,“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道德相符,实至名归!

德与道一样,都不是“恒”而不变的,德也有成长性。《老子》帛书有言:“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祭也。道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也,为而弗寺也,长而弗宰也。此之谓玄德。”德能兼容,实则是道的拓宽,就如同车的性能,有的只能在市区道路环境行驶,有的还能上高速、能越野。路还是那些路,车性能不同而选择不同的路。

5.得(德)道了吗?

常见学人阐述:《道德经》主要围绕“道”与“德”的无上威力来阐述变化,分析自然、生活中的现象与原因,给出圣人、善道者的做法与结果。然,如此重点在“道”在“德”的经典,却在“德”与“道”的关系上,首先就搞颠倒了,这样的“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伪经”呢?当然,知其颠倒,颠倒过来就是了。但是,因为两千多年的颠倒,所形成的文化,尤其是思维的惯性,如何才能补救呢?

改变一个民族,首先要改变思想,改变人的思想,包括思维层次和思维习惯。如是,山沟里出来的,一样能把舶来的戴着洋帽子的踩在脚下。

小子不才,知天下有一道曰“道德”,然,更知有一种功法曰“德道”,德道者,得道也,得道,即可升仙。来日,再见友人,是不是可问:道德如何?得(德)道了吗?

当然了,作为前人智慧结晶的文本,只有在尊崇和辩论之中才有更多的价值,更多的文以载道,是为了说明道理,弘扬精神,不是死教条,那些读死书的最终会被教条拴住手脚而无法前行。尤其是对于字意丰富的古汉语,更多的是引发自己的某种感触,成为触动灵感再思考再深入的载体,就如同一千个人读《红楼梦》会一千种理解,老子五千言也该是如此。具体到观人观世,以其“德”断其“道”,虚妄尽去,现了原形:别给我说你是什么,你的所作所为所体现的“德”,已经在说明你实际所奉行的“道”,确定了你是什么!再解释也浪费口水!

2021-6-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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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陈道,河南许昌建安区人,道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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