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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常常看到伪史论者说“证伪只需要质疑你的依据就行了，而证明者则需要举证”。这就是典型的把自然科学代入社会科学的做法了。 因此今天想谈谈我眼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导致的二者在标准使用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提醒一下，本文非常硬核，会有点晦涩难懂。 在我看来，很多伪史论者恰恰是因为不了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差异性，才会导致发生错误。 所谓差异性体现在这样三方面： 1.变量影响的问题。社会科学在研究中无法开展控制变量，我们也无法掌握所有的变量对结论的影响过程，甚至我们都不能掌握所有的变量，而这在上古史研究中尤为突出。毕竟，对几千年前的事情我们知道的远远少于事实上发生的，大量的数据资料都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 此外，对社会科学理论造成影响的变量极其复杂，而且往往无法量化，也无法简化实验。这就造成了下一个问题。 2.可证伪性的问题。在我看来，如果用波普尔对科学的定义来看，人文社会科学只能算作准科学，因为它缺乏可证伪性。这很大程度上是上文所说的第一点造成的。 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经济学上有很多流派，古典主义，重农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而这些在历史上发展的理论都不具备后者证伪前者的可证伪性，我们对它们的描述往往是“进步”“更好”的理论，而非一个理论证伪了前一个理论。 也就是说，在文科当中很少使用“证伪”这个词，我们常说的是“提出了更合理的结论”，而更合理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前一个结论不具有合理性。只是说，例如一个结论的合理性是10，而另一个是100，我们当然要取信100的结论，然而，这并不是自然科学当中非真即假的证明与证伪。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文科不存在理科当中的绝对真理的原因。即使是合理性低的结论也一样可以找到它的价值和依据，合理性高的结论也未必找不到反例和无法解释的问题。 3.如果说自然科学运作于必然性和科学性之上，那么社会科学是运作于可能性和合理性之上。相信这点我前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这会导致什么呢？就是二者研究方法和标准的差异。因为自然科学强调必然性，因此可以出现： 1.一个数据不符合，那么就可以推翻整个结论 2.证伪者只需要举出反例，或者质疑支撑数据就可以推翻整个理论。 然而，这样的研究标准在社会科学当中是行不通的。在社会科学当中不存在“证伪与证明”，所谓的证伪，事实上只是“提出了一个反对的观点”，它在本质上依然是一种证明。也就是说，社会科学中不存在证伪者和证明者的双标，所有人都适用于同一个标准。 究其原因，就是我所说的可能性的问题。因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观点，它们都运作于可能性上，这是因为变量的未知和不可量化，以及变量之间影响规律的不确定性（因为只要涉及人的东西都带有不确定性，不存在客观事物间必然的规律），任何一方的观点都不具备必然性。因此，反方要想让自己的观点得到认可，同样需要像正方一样提出完整的、成体系和证据链的，尽可能排除其它可能性，也就是可能性最大化的一整套论证体系，而不是单独的、分裂的、碎片化一点一点的所谓“质疑点”。因为后者在可以被认定为真的情况下（因为伪史论的大部分观点都是谣言或者由于提出者知识太少造成的），至多只能说降低了正方观点的合理性，而提出不了一个更合理，具备更多可能性的观点，也就根本起不到“证伪”的作用。 比如很多人喜欢说的庞贝古城的白耳黄鸡，反方可以说这是一个疑点，然而你们仔细想想，你们的推理不同样是建立在可能性上的么？这能必然导出“西方人伪造了庞贝乃至伪造了古罗马”的结论吗？最简单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认为这幅壁画是古罗马时期欧洲已经有了白耳黄鸡的正方证据呢？退一万步说，目前不知道的都不等于不存在，也可能只是因为考古学家没有发现。你看，伪史论者同样不能排除这种对他们的结论造成影响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反方的论据事实上都存在另外的使之合理化的解释，而他们恰恰无法排除其它的、不同于他们的解释和结论的可能性。这无疑大大影响了他们的观点的合理性。 说实在的，正方观点无法排除的其它可能性其实主要就是所谓“西方人系统伪造了所有资料”。然而很可惜，我至今尚未看到任何一个人提出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手段如何伪造了什么东西，更不要说对这个观点的史料证明了。既然这唯一的反对的可能性只是基于猜测和想象，并未得到证据支持，相比起上述伪史论者观点当中对它们起反对作用的可能性，只要理性思考的朋友，我想都能判断出那个观点的合理性更大吧？ 最后，我想破除一个广为流传的谣言，也就是尼罗河三角洲没形成，因此没有亚历山大城的说法。详情见下图。 我想说，从尼罗河三角洲这个事件来看，明明文科和理科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它们得出的结论是完全相同的，到底是谁想努力制造谣言，试图制造所谓“理科证伪文科”的虚假印象，把文科和理科对立起来挑拨矛盾呢？ 而这么做的人，又是何居心？有理性的朋友们，难道要被带了节奏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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