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孝通（1910—2005），江苏省吴江县（今苏州市吴江区）人。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后，至清华大学研究院社会学部随俄裔人类学家史禄国学习体质人类学，1935年获硕士学位。1936年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随波裔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学习社会人类学，1938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教授。1978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任副所长。从1979年开始主持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翌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5年创办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并任所长。费孝通在农村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结构、民主政治、小城镇建设等方面著述丰厚，影响巨大；他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编者简介吕文浩，1971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学史、社会思想史、社会文化史研究。  说起工业，最容易联想起的是机器，是烟囱，是厂房。甚至有人会觉得所谓工业化云云，其内容也不出于买机器，盖厂房，天天烟囱里不断地有黑烟送出来而已。至于工业里还有“人的因素”，那就不大有人注意的了。有些人以为人和机器是势不两立的，有了机器就不要人，机器是人的代替品。又有人认为人和机器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东西，人不过是机器的配件罢了。工业任何部分的活动无不是靠人，在利用机器中，人和人发生了种种很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的调整是工业能顺利发展的基本条件。忽视了工业里的“人的因素”和忽视其他因素，如原料、资本等一般会使工业前途蒙受极大的损害。最近我们常到各工厂去参观，和经营工业的人谈话时，深深的觉得劳工质量的增进和维持以及劳工的管理等已经成了西南工业中急切的问题。为了西南工业的前途着想，我认为这些问题是值得提出来详细讨论的。 工业的“人的因素”包括的范围很广，大体说来可以分人和事两部分，人的部分注意到个别工人的工作兴趣，工作效率，工余生活等，事的部分注意到工人组织和工厂管理等。4卷10期本刊陈雪屏先生的《工作和闲暇》是讨论这些问题的嚆矢。本文将分析西南工业里所用劳工的来源以及说明现有人力基础的不稳固，希望负有发展西南工业责任的当局能及早注意预谋善策。 西南本来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区域。若是没有这次抗战，在最近的几十年中西南很少有发展工业的希望。抗战把工业带到了后方，而抗战之能否胜利又大部分倚于后方工业能否建立起来。换一句话说，西南现有的工业并不能得到很好的遗业，新工业是要平地造起来的。而且造得要相当的快。单从人力方面来说，哪里得来这一大批新工业里的劳工呢? 新工业在当地缺乏遗业最显著的困难是劳工的缺乏。现代工业中的劳工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造就的。于是西南工业不能不大量的接受外来的劳工。机器和原料从甲地搬到乙地，一样可以用，可是劳工的徙移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第一是内陆如何去吸收外来的劳工?在目前西南工业之所以能得到外来的劳工，可以说是托了沦陷区工业崩溃的福。当抗战初期沿海工业区沦陷时，有一大批劳工失业，随着政府的内迁，辗转到西南，他们是流亡的劳工，很容易的被吸收在西南的新工业里。 沦陷区的工业在敌人控制之下逐渐恢复之后，这类流亡的劳工也跟着逐渐减少。但是西南工业正需要人力的充实，于是和敌人发生了争夺工业干部的经济战。各工厂个别的在上海等处设立招工的机构，可是这一幕重要的争夺战，并没有整个的计划，更没有健全的机关来统一筹划，这笔费用也全数由个别工厂担负下来。结果自然不易发生良好的结果，我们虽没有统计的数字来考核我们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在西南工业里技工的缺乏正可以反映出我们并没有做到应有的成绩。外来劳工的吸收既然没有全盘的筹措，更没有积极的奖励，在交通日见困难的情形下，前途显然是更不易乐观。 外来劳工的数目既然不易增加，我们就得设法尽量利用已来的劳工。但是人口的迁移常会发生水土不服的困难。外来劳工健康情形如何?有没有特别的卫生保障?我们是急需知道的。但是至今尚没有任何可靠的材料可以给我们一些正确的认识。据说在外来劳工中性病的传染很广很快，这虽是一种传说，但是很可提示我们外来劳工社会生活的失调，外来劳工中单身的较多，社会生活的调适比较更困难。他们脱离了家乡来到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社会的控制力顿然削弱，他们没有亲属朋友的监视，没有顾忌的可以任性所致。性病还不过是次要的结果，近来大家痛心的走私也有一部分是出于个人责任心和道德观念低落的缘故。 生活不安定，对于职务不觉得有前途，心理的烦闷，都会直接影响工作的效率。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在某工厂里，一个工人普通一天只做100个螺丝钉，可是据工人自己说，一个螺丝钉只要一分钟就可以做好。我又在一个工人写给他朋友的信上读到一句很值得注意的话，他说：在这里的工作比上海轻松2／3。这样说来，不论从客观的标准还是从主观的自觉来看，外来劳工的效率在新环境中真是意外的低落。我们且不去追问工作效率低的原因，可是这已足以使我们说西南工业并没有充分利用外来劳工可能的贡献。 外来劳工若是不能在新环境中得到满意的话，新环境就拉不住他们。他们不是再迁移到别地方去就是回老家，这里又发生了一种过虑，就是西南工业吸住外来劳工的能力怎样?已来的劳工有没有逐渐他去的情形?生活费用的一天高似一天会不会使外来劳工再度迁移?更严重的是战后劳工的动向如何。若是战时西南工业尚不能吸住外来劳工，则战后更不容易了。这是潜伏在西南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可能的危机。若是政府的经济政策是要在西南建立一个工业根据地的，对于这种危机应当及早预防，防止的办法固然很多，但是最基本的就是要使外来劳工觉得在新环境中个人的希望大，前途光明。现在这辈劳工的态度如何?这是值得我们深切注意的。 若是我们觉得外来劳工究竟不是建设西南工业的可靠干部，则目前应当赶快设法在当地人民中选择和训练出一大批新工业的工人。现在本地工人是哪些人呢?简单地，大体的说来，他们是来自农村的。 我常是这样想：工业化的过程应当看做是几百万几千万的农民脱离农村走到工业都市去的过程，是一个个人生活的改造，是一个个人生活理想的蜕化。这种看法在西南更是确当，因为西南的工业历史太短，发展得太急促，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变太直接，现在的西南工业中有着一大批刚离农村的农民，虽则他们已参加了新工业，可是从他们的生活习惯上说，还是充分的保留着农民的味儿。“农民在工业中”的一句矛盾的话已可以用来表示西南新兴工业的一种特色。 工业的兴起不能不从农村中吸收出一大批人力来。有不少经济史的学者认为英国工业化所以能如是之快，得力于十八九世纪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的结果使大批农民不能在农村里找到工作，不能不到都市里来当工人。工业革命一定是要农业革命来辅翼的。可是，西南农村里有什么重要的改变可以促进新工业的发展呢?以目前论农村的经济结构至今并没有重要的改变，于是农民为什么脱离农村更是个有趣的问题了。 我们所知道内陆农民进入新工业的重要原因有两种。一种是由于征兵、债务以及其他家庭冲突等使农民不能安居在农村里，工厂成了他们暂时栖息的地方，这并不是过甚其辞，最近我们在某工厂调查女工人入厂的原因，可以说有近80%是出于家庭间的不和，经济压迫还在其次。以工厂为躲避烦恼的地方的人不易把工业作为一生事业的出路。征兵征过，债务还清，家庭问题解决，他们对于工厂还有什么留恋呢? 还有一种原因是由于农闲的利用。农村里一年至少有180天没有农作可做，在这农闲期间田地少的人家就得卖工过活，新工业给予这辈人新的卖工机会。不论出于上述的任何一个原因，都是会引起新工业中高速的退伍率。 为什么不能使这辈本地劳工安定在工业里呢?原因当然很多，最重要的是在新工业的吸收力小和农业在最近几年内的繁荣。本地工人既有大部分是从农村或市镇中出来，他们没有工业的技术，在新工业里只能取得小工的地位。做小工的工资较低（甚至低于农业里的工资），工作繁重，而且没有出头的日子，我们知道有不少抱着相当希望愿在工业里发展的人，到了厂里觉得满不是所想像的那回事，跟着又退出工厂的。 在农业里工作惯的人，对于工厂里有规则的劳动，常会感觉到困难。习惯本来可以改变的，若是工业能吸引住他们，他们住久了自然养成工业习惯。不幸的是工业吸引力既不大，一上来农民们生活全觉得不对，回乡的心自然更易成为事实了。 从农业到工业并不是一条太顺太便的路，若是没有压力，没有特别的吸力，农民不易走上这条路的。内陆的农村，租佃制度不发达，不像沿海省份农民的经济压力那样大，所以要他们离乡入城，一定得加强新工业的吸引力，新工业的吸引力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以事实来证明在工业里当工人是有较大的前途，劳工是一件值得作为终身事业的职务。 依我们的分析，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动摇得很，不论是外来的或是本地的都表现着游移的趋势。在这个不稳固的人力基础上，西南工业的前途显然有很大的限制。我们希望关心西南工业的人能注意这久被忽视的“人的因素”，及早设法来稳定这基础。西南工业需要一个有效率，不游移的劳工队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页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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