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驯化动物与自我驯化
现代人（human），也叫智人（homo sapiens），归属于动物界 脊索动物门 哺乳纲 灵长目 类人猿亚目 人科 人属 现存的唯一种。 
在生命科学上，有一个假说叫“自我驯化假说”（Self-Domestication Hypothesis），也有人称为“家畜化假说”（非贬义）。这种假说认为：由于体能上不如北京猿人和尼安德特人等直立人强壮，无法随意获得很多猎物，智人在20-30万年前，开始对动植物进行选择性的驯化培育；之后当人类驯化家畜家禽时，实际上也在潜移默化地用这种能力来驯化自己。 在犬科动物的驯化过程中，一部分“狼”由于对人类攻击性低，亲近人类逐渐被驯化成了人类的伙伴——狗狗。这一驯化的目的，从养狗看家开始、到帮助工作的牧羊犬、到纯玩物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到2000年，人类已经繁衍了400-500个品种，分布于全世界。犬科动物的驯化中可以看出，它们的牙齿，头型，奔跑速度以及攻击力，无不与饮食类型相关。
人类的自我驯化也倾向于攻击性更低、亲和性更强和更善于合作等促进群体共生的特质。这种自我驯化使得人类可以密集地生活在一起，相互分工合作，从而产生和促进了城市及文明的出现与发展。人以食为天，这个永恒不变的真理让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人群不断在饮食利益链上相互捆绑，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也更多由于粮食和水资源的原因，远不是政治和军事目的。 
科学家发现：与野生动物相比，驯化（家畜化）动物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也被称为驯化综合征（Domestication Syndrome,简称DS），主要包括幼态延迟（长期保留一些幼年的外表和行为特征）、大脑体积变小以及亲社会的情绪情感变化（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激活低、压力激素水平低、大脑五羟色胺/5-HT和催产素含量升高，从而对群体内其他个体容忍性高、攻击性低，亲社会行为更多）。 目前自我驯化假说的研究不断增加，生命科学家更多支持这种假说，理由也比较简单。当然，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少人否认人类存在自我驯化。社会学者对自我驯化假设的质疑主要有三点： 与驯养动物相比，人类（智人）有自己完整的社会结构，没有驯养者的干预； 人类的大脑体积并没有减小，反而随着语言、音乐和文化的影响功能更加复杂。 人类情感行为的进化发展更接近于群体生活的动物（比如倭黑猩猩、狼群、猫鼬）而非驯养动物（比如马、牛、羊、猪等）。
关于自我驯化假说，如果单纯考虑人体自身基因的一成不变，确实可以断然否定驯化假说。但如果从超级生命体的角度，综合第一基因组和第二基因组的叠加和与微生物共进化的角度看，其中的理念并非无稽之谈。 日本人类学学者在“人间家畜化”研究已经有30年的历史。他们注意到在当今经济和饮食生活的高度趋同化和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人们开始依赖饮食公司提供的午餐，甚至有些地方还有两餐的情况。越来越多的饮食多样性在不断消失，人类真的在像家畜一样被喂养的情况下，生命和思想的多样性是否会发生变化，这是他们30年前就担忧的事情。有意思的是，那时候还没有人发现人类的行为和思维会与第二基因组有关，而现在看来，这种发现或者担心还真的不是捕风捉影，他们显然在这方面是有直感。 2. 通过饮食改变第二基因组在驯化中的关键作用
饮食在动物的驯化过程中发挥了最重要作用，给被驯养动物提供安全的圈栏和充足的食物，几乎任何动物都可以驯养成功，包括毒蛇猛兽。正如我们前面几篇中不断介绍过，饮食是决定肠道微生物组/第二基因组的最主要因素，通过饮食改变动物的肠道微生物后，动物的行为也必然发生明显改变，这在生命科学研究中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以猪的驯化为例，野猪是一种以草食为主，兼用杂食的动物，攻击性很强，而家猪则更加温顺，曾经也主要以草食为主。人类8000多年的驯化过程并没有把猪变成另一个物种，因为家猪和野猪染色体都是19对（除稀少品种有18对外），两者之间完全不存在生殖隔离，可以生出健康且依然具有继续传宗接代能力的后代，不像狮虎兽和驴马兽中的骡子。虽然驯养后，猪的第一基因组变化甚微而不具有生殖隔离，但第二基因组却发生了显著改变，与之相随的是行为脾性的改变和牙齿等一些外形变化，有没有发现，人工驯养的猪皮肤更好，毛发更短！在此，我们的研究更关心第二基因组的改变。
公野猪往往独立生活，繁殖期间才会与母野猪一起，有明显的领地意识，跟其它野生动物差不多，难以与其他成年雄性个体和平共处，为群体壮大而合作贡献。而公家猪则对同性的容忍度更高、接受群居和共建家族的状况。
人类对于驯养动物第二基因组的调整改变在动物的成功驯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充足但多样性低、每天三餐重复单调的食物，无天敌、人畜无害、接触环境微生物更少的因素让驯养动物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和稳定性降低，表观遗传学改变（外形、繁殖周期等与原始种出现差异，野猪通常一年一胎，家猪则平均一年2.1胎）、应激水平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更低）、对人类和其他同类亲和性增加（能增加愉悦、促进合作的神经递质含量增加）。驯养动物的上述表观遗传变化、应激水平变化和行为脾性变化都与肠道微生物的改变密不可分。它们甚至不像狗，即便随意更换饲养员，它们还可以遵守童叟无欺。
受伦理学限制，无法在实验室模拟人类驯化动物的过程，但是一些整体改变第二基因组的动物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借鉴，这就是粪便菌群移植。 当科学家把患有抑郁症、自闭症、精神分裂症、饮食障碍、物质滥用、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症等患者的粪便菌群移植给无菌或缺菌老鼠时，老鼠也会表现出供体相似的心理、行为或认知异常，乃至疾病症状。 需要说明的是，过去我们认为这些“症状”是疾病，现在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患糖尿病，麸质过敏，高血压，肥胖症等等等等，慢性炎症积累的结果让人的疾病常态化，而且又有合适的药物一直控制血压和血糖，以及体重；切断过敏食物就可以让人无忧无虑生活而不会受到任何过敏原的骚扰，这些伴随着驯化程序而来的“症状”开始被更多地描述为征候而非疾病（syndorme instead of disease）。 生命科学家认定这些征候为水平传递的感染性状而非垂直传递遗传性状，并且将健康人的粪便菌群移植给自闭症、抽动症、秽语症和抑郁症等心理疾病患者时，患者的情绪、认知和行为控制能力会迅速明显改善。
不过粪便菌群移植的效果毫无疑问地要受饮食影响。比如目前很多通过粪便菌群移植的病人，由于饮食难以与供体饮食完全一致，移植一段时间后菌群还会恢复原状，不得不需要多次反复地粪菌移植。实验室老鼠的粪菌移植研究结果也难以推广到野生老鼠中，因为野生老鼠的肠道微生物不同于实验室老鼠，且两者的日常饮食也当然是完全不同。
也就是说，当整体改变动物肠道微生物时，动物的脾气行为也会发生改变。人类驯养动物只是一个漫长的饮食控制过程，配合对肠道微生物的长期改造调整，最后在表观遗传的促进下实现了长期稳定地传宗接代。除了饮食因素，任何一种添加剂或者药物都不能让驯养成功。这些研究、发现以及实验都证明，食物改变肠道微生物，肠道微生物控制人类和动物的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通过这些系统直接决定人类及动物的身心状态和行为。这些发现均为第二基因组对生命个体表征影响的最直接明了证据。
作为一种高等哺乳动物，人无法脱离动物界一员的范畴。现代化以来，人类的生活和饮食发生了巨大改变，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生活；还越来越多的家庭连饭都懒得做了，外卖便利还便宜，不用家里多浪费水电煤气。整齐划一的加工食品在人类饮食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各个国家和机构都建立了严格的食品药品管理机构，类似FDA，同样的食物加工，南粮北调，北粮南运的便利淡化了以往天经地义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古老传统。伴随着这种生活和饮食变化同时发生的，是人类的肠道微生物发生了显著变化，大量的研究发现： - 现代发达国家居民的肠道菌群明显不同于非洲狩猎采集人群，城市居民的肠道微生物明显不同于不同于乡村居民，亚欧生活好的国家肠道菌群类型的分布与非洲原始类型的肠道菌群有了极其显著的差别；
- 伴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社会发展的，是人类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和稳定性的下降。
这精瘦的非洲人和肥胖的欧洲人的肠型分布还不能让你一目了然吗？（https://www./content/107/33/14691）
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的不仅是人类生活和文化的改变，还有人类行为、心理和疾病的改变。当全世界人们都吃着相似的食物，或者属性不同但含有相同食物添加剂的食物时；当全世界人们使用组成相似的日化产品，服用相同/相似的药物时；当全世界人们都进入卫生条件更好而微生物更少的城市生活时；全球人类的第二基因组会迅速出现趋同进化，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和稳定性继续逐渐下降。这种第二基因组的变化与过去成千上万年间在驯养动物身上发生过的并没有什么区别，从这个角度讲，人类目前确实正在不知不觉地，或者不愿意承认地自我驯化。传统的驯化能促进群体内个体间的交流和合作，增加亲社会行为，减少暴力攻击行为。在世界范围内，不能不承认，二战以后文明国家卷入战争的机会越来越低，共同关注人类经济和环境利益方面的协作也多是跨国家和跨种族，并且合作更加密切。但负面上看，这种驯化也会降低群体抗病毒感染能力，比如你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就是非洲人带有HIV的个体数量多，而其中患获得性免疫缺损（AIDS）的人少；而这个病毒传到其它国家的时候，带病毒的人频率虽然不高，但无药物干预下携带者患AIDS的比重却很高。2000年以来很多研究证实，共生微生物对个体是否对病毒易感有直接关系。这种第二基因组微生物改变对人类的长期影响没有人细致研究过，食物对于肠道微生物虽然是一种漫长的筛选过程，而食品添加剂对肠道菌群是一种大规模的摧毁效果就像一个进化加速器，可能令人在几代中发生巨变而猝不及防，因此尚无法推测这种改变今后是否能促进人类的合作交流、和谐共处。但从食与心的研究和文献调研来看，添加剂过度使用的国家中，群体社会治安和包容理解往往是较差的。过去富裕家庭爱吃的富含添加剂的Junk foods变成了低收入人群喜欢吃的食品，这个变化和实况仅从美国和日本的对比就一目了然。现代文化不再像从前那样可以促进大脑功能复杂化。从前的音乐和文化需要人长期学习和思考，甚至联想加工，手眼高度协调；现代广告、肥皂剧、洗脑式教育和快餐文化并不促进人们思考，反而鼓励更多人简单地接受；现代人更推崇“萌萌哒”、“可爱”这种偏幼态的特点。就连很多设计家，研究学者都更多依赖数据库的集成而不去做个性化的开拓，这些都与驯化的偏向一致。 动物第二基因组简单化相伴随的动物抗感染抗病能力的下降。研究发现：野生老鼠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和稳定性高于实验室老鼠，其抗感染（如病毒感染）能力明显高于实验室老鼠。野生动物的抗病能力也明显高于家养动物和宠物。
在驯化的思维和实践中，人类几乎无所不能。世界上现存的哺乳动物中，人类占总数34%，家养动物占62%，野生哺乳动物仅占总数4%左右。野生动物的存在实际上是一个天然基因库，优质地保有着第一基因组的原始多样性和第二基因组的原始抗病性。近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家养动物是进化非常成功的物种，因为它们的种群数量远超它们的野生同类和近亲，仅次于人类。从数量考虑，这种观点并没有问题，但如果从抗感染能力上看，则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观点，一次禽流感或者猪流感就会导致数万只鸡或数万头猪的死亡，而少有幸存者。麻烦的事情是那些病毒感染和后续的基因重组和包装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从禽类传到哺乳类，又从猪传到人类。如果有一天家畜化的动物感染和扩散一些人畜共患的疾病，人类会不会不知所措。这些都不是杞人忧天，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
总而言之，百年来人的第一基因组并未发生改变，而第二基因组却正在发生与驯养动物相似的改变。目前还无法具体描述第二基因组改变对人类全体的影响，但这种改变已经降低人类的抗感染能力是不可辩驳的事实。COVID-19病毒对世界各国扩散和导致死亡率可以看出，相比之下，城市化程度略低的印度虽然是最大的感染国，其死亡率却显著低于其它发达国家（死亡率与绝对死亡人数不同）。过去理所当然的群体免疫理念在今天以人为本的世界上成了个晦涩的话题，每个人都有生命权，每个人都有相同的生命价值，没有一个人愿意被作为代价，也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出让谁去做代价。所以当有人提出群体免疫的理念时，群起而攻之的人不在少数。这的确是一个无法简单回答的问题。保护好你的第二基因组，让自己不在来势汹涌的病毒面前暴露自己的任何防线上的缺点，显然是最好的选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医生、被社区、被政府保证自己不会感染，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条件自己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第二基因组防线，对付任何随时来访的病毒。
为谁吃饭这一系列的文章到此结束，如果朋友们有相关疑问的话，欢迎留言，食与心会不定期更新答疑文章。
1. https://www./articles/10.3389/fnint.2018.00033/full2. https://www./articles/10.3389/fpsyg.2020.00134/ful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