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代哲学之一：哲学思想及代表人物2明代心学约从陈献章(公元1428-1500 年）时开始。 陈献章，广东新会白沙里人，又称白沙先生。他的诗文，后人辑为《白沙子》。陈献章一生为学，影响甚大。他虽明中大儒，但其主要观点，已与程朱理学划清界线。他主张" 天地我立，万化我生，宇宙在我" 。在他看来，" 君子一心，万理尽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 又说：" 大地之大，万物之富，何以为之也。一诚所为也。盖有此诚，斯有此物；则有此物，必有此诚。则诚在人何所。具于一心耳。" 他的这些议论，绝非程朱理学所肯言所能言所欲言者，他以万物为体，以我为心，从而上承陆学，告别程朱，另外举起一面旗帜。他的思想方法，本质上不在其理，而在其心。天下有道，亦在吾心；天下无道，亦在吾心。所以读经不是紧要事，虽然他并不反对读书，但他认为改求诸心才是真正的求知之路。他说：" 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者苟能明，何必多读书" 。他教人习学，以静为主，" 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 。 陈献章之外又有湛若水。湛若水生于1466年，卒于1560年，是陈献章的后辈。他与王守仁交好。虽然二人的主张并不十分相同，但在对心学的发展方面，却各有贡献如许。按他的观点：" 阳明与吾言心不同。阳明所谓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以吾心之说为外。" 湛若水的哲学思想，以张载的气说为渊源；在许多地方，又与朱熹理学有相通之处。但他虽然与张载气说有渊源，又不像张载那样，把"气" 作为认识论的基础；虽然与朱熹理学有相通之处，又反对朱熹理、心二元化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 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乎天地万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无内外，心亦无内外，极言之耳矣。故谓内为本心，而外天地万事以为心者，心之为心也甚矣。" 他的观念是心体合一的。所谓天地古今，同此一心；宇宙阴阳，理气一体。他的这些思想，对当时的思想界，确有很大影响。他是可以和王阳明争一席之地的明朝大儒。后人评价湛、王，认为" 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王、湛之学各立门户。" 但也因为他的学说终于不能和朱子之学划清界线，无论当时还是后世，他的影响都不及王阳明来的更大。他是心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 明代思想的转变至王阳明为一大高潮。王学之后，又有他的弟子们发挥争议，拓展天地，成为明代中叶的最大显学，尤其他弟子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其影响尤为愈深愈大。但认真考虑王艮的泰州学派，又与王阳明的心学发生差异，特别是从属于泰州学派的李贽，更是异而不党，卓尔不群。 王艮生于1483年，卒于1541年，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人。王艮家贫，世代为灶户，即出身盐工家庭。他从小参加劳动，大约劳作时多，读书时少。所以李贽曾说他" 心斋本一灶丁也，目不识丁。" 但他却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而且因为他的特殊经历，使他的学说见解尖厉，别著锋芒，或有些西方布鲁诺式的学人风格。他虽贫苦出身而不忘国，读书未多而不厌学。他30多岁时，去江西听王阳明讲学，见面伊始，便有一场关于该不该议论天下大事的争论。王阳明主张" 君子思不出其位"。他则认为" 某草莽匹夫，而尧、舜君民之心，未能一日而忘。" 王阳明据此反驳他说" 舜耕历山，忻然乐而忘天下。" 他不同意这批评，简捷明快地答道：" 当时有尧在" 。其气势氛围，颇有些唇枪舌剑的味道。以后人的眼光看，这是王艮的观点更合民情民意。但王艮推崇阳明心学，他的言行锋芒虽露，终不若王阳明心学气象远大，体例完备，他拜王阳明为师，成为王阳明弟子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因为他对王学不但能身体力行，而且创立了明代一大学派。 泰州学派最重视" 百姓日用" 之说，认为" 人人皆可为君子"。所谓" 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圣人与凡人没有本质区别。泰州之学以平民文化为其特色，特色即本色，到了李贽、何心隐、罗妆芳时代，更显示出其异端风采。而这异端风采，便是明代思想史上最富时代气息的一种哲学精神。 与王阳明心学相抗拒亦相依托的明代思想人物，主要是罗舜初、王廷相。罗、王二人的哲学思想，皆以" 气" 为先，在大范畴上，可与张载哲学归于一脉。 罗舜初(1465-1547 年），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人，大约与王阳明同时，但其思想是与王学对立的。他的哲学，以" 气" 为本，不务旁杂。他说：" 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胶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而行也。" 王廷相(1474-1544 年）字子衡，号浚川，原籍山西潞州，父辈时迁居河南仪封。可谓晋、豫人也。他一生经历，与罗舜初多有相似处。对于民间疾苦，十分同情；对改革弊政，有勇有胆；反对贪官污吏，不畏权臣暴吏；除恶尽善，不顾身家性命。他的哲学观点，同样以气为本，他认为，" 气虽无形可见，却是实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摇而得，非虚寂空冥无所索取者。世儒类以气体为无，厥睹误矣。愚谓学者必识气本，然后可以论造化；不然，头脑既差，难与辩其余矣。" 罗、王哲学，更近儒学旧体。但其影响，则不及王阳明心学远矣。此无他，因为王学更具开发潜质，也更适应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市民风格。 罗、王之学，虽亦反对理学，痛恨弊政，论其本意，不过一传统儒生而已。其渊源远追汉儒，近逼宋儒，不及王阳明心学更富首创精神。 王阳明心学向着泰州学派转化，可谓明代思想一大转变。 明代后期，东林党人起来，复兴理学，再尊程朱，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其时，国家已到动乱边缘、宫廷腐败更是变本加厉，外患已到日生日长之时，内乱又是一触即发之势。唯这一般士人，耿直为性，忠孝为本，"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一派，前赴后继，虽与明朝共存亡，但那" 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 的精神与气派，是足以为后来儒生效法的。 自东林崛起而至明末，思想界人物如顾宪成(1550-1612 年）、高攀龙(1562-1626年）、刘宗周(1578-1645 年）、黄道周(1585-1646 年）皆为儒学重镇。道周、宗周二先生更是明代末期宗师级人物，但他们多以学品人品为先，论其哲学思想，则少有新意。直到明末清初三位中国式的启蒙思想家出来，明代旧学旧说才又为之一变。 此变未果，而明亡矣。那么，为什么西方文艺复兴哲学与明代哲学走相似的道路，但其结果却大有不同。不是说你变我也变，而且明代初期的国家实力并不逊于当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吗？ 不错，确实是你变我也变，但是变与变也真的不一样。 一点不同，虽然双方都在变化，但是一方变化快，一方变化慢，加上马太效应又在作怪，相比之下，距离越拉越大。形象点说，郑和的船队固然比哥伦布的船队更强大，但北洋水师的兵舰就远不如英国的舰队更其船坚炮利了。 一点不同，西方中世纪末期，教皇权力对各地工商城市的控制，时紧时松，或紧或松。在意大利，就在各种势力的夹缝之间产生了佛罗伦萨这样的近代型工商城市文化。中国明代政权，对外虽然没有多少威力，对内却是控制森严，不但缺乏产生佛罗伦萨这样的工商都市的客观条件，甚至没有产生这样城市的可能性。 一点不同，西方自1350年文艺复兴兴起以来，已经出现和形成一个具有相当独立的工商阶层，比如佛罗伦萨的管理者，就是当时的大商人代表。而在明代，则没有一个商人可以取得这样高的政治地位，也没有一个地区形成这种以工商阶层为主导的社会局面。 一点不同，西方近代文化最重视科学的应用和传播。哥白尼的地日说成为西方近代思想文明的中心议题。但明代政府依然坚持以农立国的传统国策，明代思想家包括那些异端思想家，顶多与民生日近，而与科学无涉。所以" 四大发明"固然出自中国，但彼时的中国人对它们却没有恰当评价，倒是英国的培根对它们的作用有更充分的认识。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化类型，已经属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这个范畴，而中国文化虽有资本主义萌芽，但其主体，依然不脱封建文化的旧模式，打破这个模式，还需要几代人的长期努力。而在当时，主张学习西方科技的人物确实少而又少，纵有凤毛麟角似的几个先贤，也不具备托马斯.莫尔、布鲁诺、埃拉斯谟、马丁.路德、蒙田一样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品格。 此所以王阳明终于不过是王阳明，而哥白尼却引发了西方世界的大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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