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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个著名的医学大师叫黄元御。30岁那年，不幸罹患眼疾，因被庸生误治，左目失明，身体差点垮掉，因此满怀愤怒，以毕生心血精研《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古圣经典，集中华经典医学之大成，开创“天人合一，一气周流”理论。 “一气周流”认为，人体内有一股无形的气在不停的周 流运转着。先天之气—元气带动脾胃之气旋转。脾气和胃气通过升降斡旋，带动肝、心、肺、肾之气左升右降，形成一个完整的如环无端的“一气周流”循环。 人体周流的这一气，升不上去会生病，降不下来也会生病。人体各个器官发生疾病，其实都是人体这团气郁结于该处，致使一气周流运转不畅而产生的。所以，中华医学讲究治病治本，就是保住元气，使一气周流在身体各器官畅通，解决人体各个器官的健康问题。 黄元御把他这一套“一气周流、升降回环、如环无端”的理论，系统的总结，著书于世，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四圣心源》。中医理论古今如一，并无二致。而自从张仲景既有，却只有黄元御一个人悟透了这个道理。利用“一气周流”理论指导中医临床，用很普通的药物，作很简单的组合，来调节人体之气得升降，就可以达到举重若轻，覆杯而愈的效果。 “一气”即“元气”，“一起周流”就是元气在人体的运转方式 “一气周流”理论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元气在人体内的运行方式，发现了元气充足、衰弱与人体各种疾病具体关系。 人体是一个精密而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正是元气按照“一气周流”的形式运转着。“一气周流”不仅是元气的运转形式，而且元气还是整个“一气周流”的原动力。元气是人体“一气周流”系统运转的发动机。 正 是由于“一气周流”理论的出现，元气才于人体发生的各个疾病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使得临症辨象，辩证施治，有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并使得中医一贯倡导的“固本 培元”、“治病治本”、“治未病”的理论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黄元御在临床上的实际疗效，证明了“一气周流”理论的正确性。从此，黄元御的医术日进千里， 很快就闻名遐迩。他医治疑难杂症无数，连乾隆皇帝久病不愈，也是药到病除，因此被乾隆皇帝亲笔赐题“妙悟岐黄”。 “一气周流”是天地万物的共有规律 “一气周流”并不仅仅是人体的自身的一种规律，它是天地万物共同的运动规律。《黄帝内经》云：“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 “一气周流”的运行规律，无处不在，对五行之内的所有事物有相同的影响。任何一个层面，一气的任何一段淤滞，出现变化，这个系统都受到影响。这也恰恰是中老年人发病的特点。 “一气周流”这个体系，就跟密密麻麻网一样，把万事万物都给网在里面，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 所以《黄帝内经》教导我们“和之阴阳，调于四时”，就是要顺从一气周流的变化规律。我们养生治病，就不能违背“一气周流”这个规律。 中医的理论核心强调天人合一，而天地之间无非一气而已。黄元御先生在《四圣心源》中提出的“一气周流”理论体系，简洁而完美地阐释了天人合一理念的精髓，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中医大家。 黄元御先生提出的“左升右降，中气斡旋，一气周流”的理论模型，并非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模型，它是一种真实的境界，是一气周流的真实写照，是天人合一的真实描述。这种境界，心神静笃的时候，是可以直观地感受得到的。 当然，“一气周流”是有很多层次的，也就是《内经》“阴阳之中复有阴阳”的意思，然而这所有的层次，又都是相似的，完全可以概括合一，成为一个简洁统一的“一气周流”体系。开则林林总总，合则不过一气。因此“一气周流”理论，既是概括的，又是具体的，真实完美地阐述了天地间的一气“如环无端，周流不息”的运行状态。 黄元御提出的“一气周流”理论，与《内》《难》《伤寒》等经典著作一脉相承，从最本质的气的层次，来阐述天地人身之气的运行，因此它对问题的认识和分析，可谓由源到流，高屋建瓴。黄元御对中医理论的认识高度和深度，仲景而后，无出其右者。张琦在《四圣心源后序》中盛赞黄元御“长沙而后，一火薪传，非自尊也。” 黄元御在《四圣心源》中提出的“一气周流”理论，确立了经典中医理论的框架结构，树立起了中医理论的标准。中医绝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东西，凡艺或可殊途，惟医必归一致，各家中医学派殊途同归的源头，就是黄元御先生提出的“一气周流”理论体系。以此为准绳，则历代医家流派的是非优劣，一目了然。中医历代各家学说其实都是讲了“一气周流”理论的某一个方面，各有所长亦各有所偏，但都可以纳入“一气周流”的体系当中，成为“一气周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彭子益先生学习了《四圣心源》中的“一气周流”理论，并在一年二十四节气这个层次上进行具体化的阐述，提出了通俗易懂的圆运动理论。圆运动医学的源头，其实就是《四圣心源》。彭子益的圆运动理论，只是黄元御先生“一气周流”理论的一个层次，相当于“一气周流”理论的简化普及版本。正是圆运动理论的简单易懂，普及较广，才使得我们今天顺利推广黄元御先生的“一气周流”理论体系，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彭子益先生对黄氏学术的传承，功不可没。 以郑钦安先生为首的火神派，也是深谙一气周流底蕴的学派，辨证治疗直接从阴阳上下功夫。人体元阳是自身一气周流的动力和源头，火神派善于从元阳的角度来治疗疾病，可谓是擒贼擒王之术，因此见效快捷，疗效突出。但如果一味依赖温壮元阳来治病，就失去了一气周流的细致和周密，对临床问题的处理，就不如“一气周流”理论更灵活和全面。 黄元御先生的“一气周流”理论，从人体一气周流的全局出发，准确判断一气周流发生郁滞的环节，灵活采取全局性的治疗方案，往往可以四两拨千斤，以普通寻常之药，取立竿见影之效。 也有学者认为黄元御先生处处以“水寒土湿”立论，用药多偏温燥，因而认为黄氏理论过于偏颇。却不知“一气周流”理论完全符合《内经》“动则为阳，静则为阴”的道理。人体的一气始终在周流不息，一气的本质原本是一股阳气，寒则阳损，湿则气滞，水寒土湿正是一气周流郁滞为病的最主要原因。从一气周流的角度讲，升则为阳，降则为阴，阴阳不过是一气周流的方向不同而已，连阴阳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何来立论偏颇一说？黄元御的“一气周流”理论非常的圆融，合于天地之道。认为黄氏立论偏颇的学者，实际上是对阴阳的认识，还没有达到一气周流的高度。 黄氏曾立志“不能为名相济世，亦当为名医济人”，精湛的医术获得了乾隆帝“妙悟岐黄”御赐的匾额。那是在黄氏进京不久，乾隆帝有病，太医院诸医诊疗不效，经人举荐，召黄元御前去诊治，乾隆帝先安排一宫女露手于外，假装乾隆让黄元御诊脉，想试试黄元御的真实水平，结果黄氏诊脉后曰：“龙得凤脉，无药可医，怕不久于人世。”意思是男人出现了女脉，怕是不能治了。乾隆这才佩服，知道遇见了良医，才让其诊病，黄氏给乾隆看完后曰：“万岁小恙，乃七分药毒三分病，须先进两帖解毒药，继服一帖治所病。” 也就是说本来很小的病，因为治疗不当，结果七分是药毒，三分才是病，乾隆按此治疗，病很快就好了。观当今之医士，更是如此，惟名利是图者多，追求技术精湛者又有几人？还有人掺杂着所谓的现代医学理论，把中医理论体系搞的更是面目全非了，试问这样的医生能治好啥病呢？只求他们少误些人吧！ 余常读古人之书，自感吾辈不及古人，继承是当务之急的事，也是很难的事，更别说弘扬与发展了。 附（转载于网络）：《四圣心源 》书名。又名《医圣心源》。10卷。清·黄元御撰于1753年。作者将黄帝、岐伯、秦越人、张仲景视为医中四圣。本书阐发《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诸书蕴义。卷一天人解；卷二六气解；卷三脉法解；卷四劳伤解；卷五至卷七杂病解；卷八七窍解；卷九疮疡解；卷十妇人解。是一部包括中医基本理论和部分临床医学的综合性著作。 他的学术思想源于“四圣”，对脏府病理、生理的认识，重视脾胃中气的升降合宜。他指出：“人与天地相参也。阴阳肇基，爰有祖气，祖气者，人之太极也。”“祖气之内，含抱阴阳，阴阳之间，是谓中气。中者，土也，土分戊己，中气左旋，则为己土，中气右转，则为戊土。戊土为胃，已土为脾。”“土者，四维之中气也。脾以阴土而含阳气，故脾阳左升，则化肝木，胃以阳土而胎阴气，故胃阴右降，则化肺金。金降于北，凉气化寒，是谓肾水，木升于南，温气化热，是谓心火。肺肝心肾，四象攸分，实则脾胃之左右升降而变化者也。”他认为人体之气，肝左升而肺右降，中气为升降之枢轴。肝气郁结之源，在于脾之不升；肺气上逆之因，源于胃气不降。脏气的升降功能都取决于中气，因此，主张“中气之治”。 “百病之作，率由土湿”，“太阴性湿，阳明性燥，燥湿调停，在乎中气”。他认为湿、寒是诸多病证发病和病机的重要因素，因此治疗方面着眼于“中土”，制方常以泄水补火，扶阳抑阴为大法。他指出：“四维之病，悉因于中气。中气者，和济水火之机，升降金木之轴，道家谓之黄婆。”“胃主降浊，脾主升清，湿则中气不运，升降反作，清阳下陷，浊阴上逆，人之衰老病死，莫不由此。以故，医家之药，首在中气。中气在二土之交，土生于火而火死于水，火盛则土燥，水盛则土湿。泻水补火，扶阳抑阴，使中气轮转，清浊复位，却病延年之法，莫妙于此矣。” 如金鼎汤（甘草2钱，茯苓3钱，半夏3钱，桂枝3钱，芍药3钱，龙骨2钱，牡蛎3钱，煎大半杯，温服。）治“惊悸之证，土湿胃逆，相火不藏，应用茯苓去湿，半夏降胃，桂枝达肝，芍药敛胆，龙骨、牡蛎藏精聚神，以蛰阳根。阳降根深，则魂谧神安，惊悸不作矣。其上热者，倍芍药以清胆火。下寒者，加附子以温肾水。”黄元御曰：“若木郁不能疏泄，宜加桂枝，以达木气。” 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医案·胁下疼兼胃口疼》）则称：“桂枝之妙用，不但为升肝要药，实又为降胃要药。” “中气之治，崇阳补火，则宜参、姜，培土泻水，则宜甘、苓。其有心火上炎，慌悸烦乱，则加黄连、白芍以清心。肾水下寒，遗泄滑溏，则加附子、川椒以温肾。肝血左郁，凝涩不行，则加桂枝、丹皮以舒肝。肺气右滞，痞闷不通，则加陈皮、杏仁以理肺。” 下气汤，载黄元御所撰之《四圣心源·卷四》。原方为甘草6克、半夏9克、茯苓9克、杏仁9克，（泡，去皮尖）、贝母6克，（去心）、五味子6克、芍药6克、橘皮6克，治气滞在胸肠右胁者，麻瑞亭去敛肺止咳之五味、贝母，加润血疏肝之首乌、丹皮，化裁方为：云茯苓9克、粉甘草6克、炒杭芍12克、粉丹皮9克、制首乌20克、广橘红9克、炒杏仁9克、法半夏9克，变功专清降肺胃原方，为既能右降肺胃，又能左升肝脾的升清降浊之剂．以之作为主方，随证灵活加减，而治绝大部分内伤杂病。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治病必求于本。内饬杂证，多属脏腑气机紊乱，升降反作，故治疗以调理脏腑气机为第一要务。 气机调顺，复其升降之常，虚者兼之以补，实者兼之以泄，则重者可差，轻则可愈。为此，麻瑞亭调理气机之“下气汤”为治疗内伤杂病之主方。为医者若能妙悟一“调”字，针药无误，虽不能尽愈诸疾，也当能愈过半矣。 云苓健脾渗湿．治在脾而助其升。半夏和胃降逆，治在胃而助其降。甘草和中，治在脾胃．助其升降。三味和合而调理后天脾胃，助其气血生化之源，以扶正抑邪。杭芍、丹皮、首乌，入血分，疏肝升陷，兼以平胆。橘红、杏仁，入气分，清肺理气，化痰降逆。八味和合而共奏健脾疏肝、清降肺胃、调和上下之功，则胃降而善纳，脾升而善磨，肝升而血不郁，肺降而气不滞，心肾因之交泰，诸脏腑紊乱之气机，因而复其升降之常，病可向愈也。 药虽平淡无奇，然握中央而驭四旁，复升降而交水火，所以用治内伤杂病，切病机而效可观。所以然者，内伤杂病，多系多脏腑功能之失调，脾胃功能失调尤著者。病机为中气不健，肝胆郁滞，肺胃上逆，脾肾下陷，而导致脾胃不和，肝胆不调．上显标之虚热．下显本之湿寒。此方和中调郁，渗脾湿而不伤肝阴，滋肝阴而不助脾湿，降浊阴而去其上壅，升清阳而理其下陷，自可收脾升而肝肾随之亦升，胃降而心肺随之亦降之功。使紊乱之脏腑气机，复其左升右降之常，胃善纳而脾善磨，肝不郁而肺不滞，气血渐旺，诸症自可向愈也。
黄元御曰：人有无妄之疾，医乏不死之方。下气汤灵活加减变化．虽能愈诸多内伤杂病，然非万病之灵丹妙药，诸病皆能用之，而效若桴鼓。以病症之轻重有别，治疗之难易不同．即使辨证无误，针药无差。重危者，亦非轻易能愈．绝证者，难免倾亡,以下气汤治之亦然。然麻瑞亭六十余年的医疗实践证明．以下气汤治某些危重疾患．疗效较为理想．用治某些不治之症，亦可减轻患者之病痛，延缓其踏入冥途之时日，因之，下气汤虽不能尽愈诸疾，然仍不失为治疗内伤杂病之良方也。再者，麻瑞亭也并非以下气汤而治百病者。当用则用，不当用则另用他方，以脉症为转移，此即善用与好用之别也。 建中之名方，小建中汤也．补中之名方，补中益气汤也。医圣仲景、先贤东垣，以之建立中气补益中气，效若桴鼓。由此可见圣贤医术精湛之一斑，制方严谨精萃之奥蕴.所以千余年来．医者习用之，以之治其所主之疾，活人无计。此乃方剂之生命力取决于其愈疾也。麻瑞亭善用之下气汤，可谓是一则调中方剂。调中与建中、补中有所不同。调中者．是在调理中气的基础中，兼及四维．而使诸脏腑因邪之所凑而导致的升降紊乱，复其升降之常，则正气因之充旺，自能祛邪外出而病愈。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之虚，虚在脏腑功能紊乱失序，气血生化匮乏．无力祛邪。攘外必先安内，内安方能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以御外侮。以之论病，安内即复其脏腑功能，俾使气血化生，祛邪外出而病愈。犹后勤供应之优劣，乃战争胜负之先决条件之一也，下气汤可谓安内之良资，其加减化裁之药味，可谓攘外之精兵，粮足兵精，焉有不胜之理？！此非欲比美于圣贤，意在明建中、补中、调中之别，下气汤制方愈疾之机理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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