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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第一首白话诗

 昵称76496706 2021-08-08

1915年9月17日,青年留美学生胡适在《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中庄重宣言:“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亘古未有的文学革命第一声由此发出。文学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大致包括戏曲、诗歌、小说和散文等,要变革旧有的语言文字形象化的艺术表达方式,究竟选择怎样的路径,胡适一直在思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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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白话作诗作戏曲


胡适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一直不为朋友们所待见,有朋友作诗嘲笑:“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他又何尝不“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呢?在由康奈尔大学去哥伦比亚大学的火车上,他作诗赠与朋友:“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诗国革命”“作诗如作文”,这在当时可是爆炸性的提法,受到了朋友们尤其是梅觐庄(光迪)的质疑。

之所以作如是说,是基于他对中国文学史的真知灼见的解读,他说:“三百篇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之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

溯流求源,绵亘沿革,文学革命自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想到此,他不禁手舞足蹈的狂歌:“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1916年6月,胡适因事又路过康奈尔大学,在这里又与朋友们聚会了几天,他们所热议的话题,已是文学改革的方法了。胡适胸有成竹,自有改革的方法,他自述:“这时候我已有了具体的方案,就是用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

之所以用白话的理由十分充足,他在日记中写道:“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凡演说,讲学,笔记,文言文决不能应用。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记;要施诸讲坛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语也,决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决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 

一言以蔽之,文学要通俗化,要面向大众。这种变革就小说、散文等而言,比较容易,且前人已有尝试,比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可诗就另有一说了。胡适把自己的心得无保留的告诉了自己的朋友,他们也以为不无道理,其中对文学革命成见最深的梅觐庄来信喝彩道:“骤言俚语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但又说:“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梅觐庄的意见很有代表性,甚为留学生们认同。


胡适毕竟高兴,因为连反对白话文最烈的梅觐庄都称“我辈”,这可是难得的胜利,白话为文看来已没有什么阻力,可是,白话为诗,也就是他所说的“作诗如作文”,就不知要有多么困难了。

他说:“现在我们的争点,只在'白话是否可以作诗’的一个问题上。白话文学的作战,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还须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这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的了,所以当时我打定主意,要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壁垒:就是要用全力去试造白话诗。”   

2

第一首白话诗诞生了


机会来了,同年7月的一天,任叔永将自己的《泛湖即事诗》送与胡适。这是首四言长篇记事诗,记得是任叔永和朋友们游览凯约嘉湖。其中写船驶近岸边因波浪而翻侧的一段,任叔永认为最佳,即:“行行忘远,息楫崖根。忽逢波怒,鼍制鲸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叶,冯夷所吞。”


胡适看了非但不勉励一番,反而泼了一瓢冷水,说:“写覆舟一段,未免小题大做。”还批评说:“诗中写翻船一段,所有字句,皆前人用以写江海大风大浪之套语。足下不避自己铸词之难,而趋借用陈言套语之易,故全段无一精彩。”同时指出诗中多有“死字”和“三千年之死句”。

一首游戏之作的诗,被胡适以文学革命的标准说的一无是处。任叔永倒没有什么多大的反应,可偏偏让梅觐庄知道了,觉得胡适太自以为是了,便去了封长信,很是数落了一通,不同意所谓古字皆死,白话皆活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古诗文是诗人和美术家的专利,其“高文美艺”的境界,岂是“村农伧父”所能企及。


胡适读了信后,知道这次是再也通融不了,于22日索性用白话写了一首诗,于是,中国第一首白话诗就这样诞生了,全诗一百零五行,五大段,千字左右,仅摘录如下: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 
说什么'须用白话作文章!’ 
文字岂有死活,白话俗不可挡! 
……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 

胡适说到做到,用“全力去试造”的这首白话诗,没曾想“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梅光迪说这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嘲讽道:“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甚至不顾多年的朋友情份,尖刻地讥讽胡适:“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骇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

紧接其后,8月23日,胡适又作了一首白话诗《窗上有所见》:“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他还在诗后写有:“这首诗可算得一种有成效的实地试验。”这是他的自我认可,以为是探索中的一首成功的白话诗。

3

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


胡适要以白话作诗,在旅美的中国学生中几乎没有市场,真有种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悲壮感。1916年7月26日,他在给任叔永的信中说:“我心里最感觉失望的,是我平时最敬爱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险。一年多的讨论,还不能说服一两个朋友,我还妄想要在国内提倡文学革命的大运动吗?”


说是这么说,他就是不甘心。他要寻找白话作诗的历史依据,便认真地从唐宋以来的古籍中检索,以证明白话诗古已有之,现在的白话诗只是在古代白话诗之上的尝试而己。笔者据《胡适日记》,不妨摘出少许例句: 

杜甫的白话诗:“漫道春来好,狂风大放颠,吹花随水去,翻却钓鱼船。”陆游的白话诗:“温温地炉红,皎皎纸窗白,忽闻啄木声,疑是敲门客。”黄庭坚的白话词:“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澜住。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个人传与。直饶寻得雁吩咐,又还是秋将暮。”柳永的白话词:“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地难拼,悔不当初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元曲杂剧之白话更是举不胜举。胡适之所以费了这番功夫,旨在说明白话作文作诗,是有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而他并非是始作俑者。

有了历史的依据和理论的支撑,尽管白话作诗的主张得不到回应,可他却愈发树立起“文学革命”的自信。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从此以后,他真的再也没有“作文言诗词。”  


他服膺实验主义哲学,再也不和朋友们打笔墨官司,而是潜心尝试作白话诗,并以几首白话诗结集为《尝试集》。他的文学革命主张的真正实施,是在一年后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时,由《新青年》这一北大同人刊物而完成的。1918年1月,《新青年》四卷一号首次发表白话新诗九首,其中胡适的四首,沈尹默的三首,刘半农二首。这里限于篇幅,仅录胡适的《一念》一首:

“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我笑你地球的月亮,总不是永远团圆;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我笑你一秒钟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我这心头一念: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笑尖;忽在赫贞江上,忽在凯约嘉湖边;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钟绕遍地球的三千万转!”  

这九首白话新诗是文学革命倡导以来,第一批呱呱坠地的新生儿,如此稚嫩的第一声,所反应的则是孕育者的胆略和才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们那种敢为天下先的担当和责任,则是文学革命的精神之所在。白话新诗在百年间,变革创新,体现的是时代的精神,而它的创立者和开拓者,则无疑是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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