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衍水散文】永远的伯父

衍水文学 2021-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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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水文学

展示辽阳人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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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二伯父

我的伯父叫马宝贤，字仲儒，1894年生，1968年去世。一生度过了74个春秋。因为伯父大排行老五，因此我们这辈人都叫他五大伯。提起五大伯，三里五村的人没有一个不知晓的，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他人缘好，而且仗义疏财，又扶困济贫，人们称之为“马老好”。在我19岁的时候，他便去世了。因为我家离他家较远，平常也没空去他家，那时的我又不太懂事，不能主动地到他家去，很难听到他的教诲。因此，对五大伯并不十分了解，只是在村中老辈人闲谈中才知道了一些事情。他的公道正直，他的和谒可亲，他的疾恶如仇，他为官时的两袖清风，为民做主的一桩桩，一件件的故事，都是我无意中听到的。随着村中老人的不断离去，关于他的故事也变得越来越淡了，甚至很少有人再提起。我这里挂一漏万的提一提，以寄托对逝者的哀思。

做人公道正直

我们马家村，是辽阳县刘二堡的一个自然屯。村子不大，估计二、三十年代也就1200多口人，户数大约在300户左右。我的爷爷离世较早，大约40多岁就去世了，留下了父辈兄弟姊妹8个。不久在北京读清华大学的大伯也去世了，这样家里的当家人就自然落到了五大伯的头上。（他在亲兄弟中排老二）当时我家的家境比较殷实，而在五大伯的精心治理下，一家人生活的和和睦睦，从未发生争吵。在经济方面，五大伯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让兄弟姊妹们受屈，因而受到村民的广泛赞誉。五大伯也逐步树立了威信。每一个村子中，都有一两个能人，他们和谐乡里、平息矛盾、化解冲突，为人办事，为人成事，受到村民信任和尊崇，五大伯就是这样的人，而且是这样人中的佼佼者。

在旧社会，我们村中都是农民，靠种田为生，一些因难户每到6、7月份青黄不接，实在揭不开锅的时候，一般都会向他求助，他都会量力而行，尽量满足别人的请求，借出的钱粮一概不要利息。村中有些大事，都需他到场，比如买卖房屋，大笔借贷（利息在合理范围内，放高利贷不在其内），都要由他出面做中间人，有了他做保人，买卖双方都放心。谁家有个争争吵吵，实在解决不了的都要找到他，请他出面，他都会给予公正的解决，如果是小辈的问题，他会给予严厉的批评；如果是老辈不对，他会背后给予委婉的善意的指出。他成了村民中的主心骨。由于他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对村中的官民、老少、贫富者都一视同仁，因而村民都爱戴他。

为官两袖清风

伯父的好善乐施，公道正直得到了村里人的公认，渐渐地有了名声。在邻村村民中也有一定的影响。由于他的名声很好，少年时又念过几年私塾，在联屯并村时，他被推荐为大杨气村的村长。大杨气村下辖马家、喇叭、黄家屯、大杨气等六个大屯子，相当于现在的小乡镇一样，等于做了小乡镇的一把手。手中的权力大了，但他从不忘本，始终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农民，就是要守本份，而小心翼翼的为官司，清清白白、干干净净为官。有些人当了官以后趾高气扬、神气十足，伯父当官后则平静如水，平易近人；别人当官后买房子买地，伯父当官反而卖地。据有人统计过伯父当官七、八年，足足卖了十垧地。原本富有殷实的家业变得和普遍农民一样清贫，而过着淡淡的生活。当土改划成份时，伯父家和我们家都划的是贫民，我父亲嫌贫民不好听硬是要个下中农。那时正是日伪统治时期，各项苛捐杂税不少，伯父就尽量少摊派给各屯，对于小来小去的款项伯父就用自己的钱交上去，积累起来总共卖了十垧地。

有一次，伯父到辽阳开会，下面六个的屯长也到辽阳开另一个会，几个屯的屯长听说马村长来开会了，就在一起私下商量，要请马村长吃饭，地点选在辽阳市最著名的酒楼“西海兴”。伯父接到邀请后，他想：我要不去吧，不是那回事，以后上下级关系还得处好，也打了别人的面子；我要去吧，也不是，这个钱还得老百姓出，有些人就会以此为借口向老百姓要“会花”（在屯里会上的花销）置我于不义之地。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去。就告诉了送信的人。第二天，伯父早早就到了“西海兴”，把一小袋大洋交到柜上，说是今天要有一些人请我吃饭，我先把饭钱押在这里，要是够了，余钱找回，要是不够了，我再另补。将近中午时，六个屯的屯长都来了，酒菜丰盛，大家推杯换盏，说一些歌功颂德的话。等到酒足饭饱宴会结束时张罗算帐，伯父说：帐不用算了，我已经算完了，弄得大家面面相覤。

有人总结说，伯父当官时家境殷实，卸任后两手空空。这真是一个真实的写照。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向各屯要征集款，而替老百姓交钱呢？伯父长叹一声说：宽一份民受益不止一兮，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呀。看一看现在有些当官的贪得无厌，再想一想五大伯为官时的清正廉明，真令我有“长歌当哭之意耳”的感觉。

救人不计前嫌

提起救人的事就不得不提一提解放前夕的105天。1948年初解放军进驻了刘二堡地区，各村都搞了土地革命，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使各村的地主恶霸受到了打击。那时国民党和共产党你来我往的处于拉锯状况，今天是国民党说了算，明天又是共产党说了算，局势很不稳定。1948年8月份，解放军因战事吃紧，暂时离开了马家村，一些零星的事物交给村干部处理，这就造成了村中空虚。这时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乘虚而入，地主分子也回村反把倒算，整整折腾了105天的时间，这就是105天的得名。

村东头有个地主叫徐海山，人称徐大马棒。这人平时便横行乡里，无人敢惹。共产党来了分了他的土地，分了他的物品，他也跑到外地躲了起来，不时的打探村中的消息。他听说共产党走了，国民党进驻了这一地区，有个叫白上校的（那时今天是红眼队，明天是青草队，白上校也说不上哪的军队，上校的头衔是谁命名的也不得而知）正驻在马家村，徐海山同白上校能攀上亲戚，于是有了白上校这个靠山，就回村中反把倒算。

他提着个大棒子，从马家村东头骂到马家村西头：穷小子们，你们听着，分我的地给我量回来，分我的东西给我拿回来，而且要加倍给我拿回来……。扬言要96个贫雇农的脑袋。接着他就把两位农会的主要干部张振家和刘振江，也就是土改积极分子给绑了起来，准备开刀问斩。这时村里拢罩着一片恐怖气氛。谁都不敢出面，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尤其被绑的两名农会干部的家属和亲人。大家在一起私下议论救人的事。该找谁出面呢？想来想去这件事还是落到了伯父身上。但这时正赶上我奶奶去世，伯父一身重孝在身。来的人说人命关天，无论怎样，就得你去。

伯父说我去也行，我们家跟他有过节有嫌怨大家是知道的。这个嫌怨就是：在此前几年，村里的村长没人干，叫谁干谁不干，徐海山知道了消息说：没人干我干。于是就用大布衫长襟把村上的帐目，戳子都兜家去了，在家办公。当了村长以后，他就向村民收各种费用，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这时，我爸爸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到刘二堡警察署给他告了，回来时才跟我伯父说。我伯父说你怎么不早说呢？这个马蜂窝你也敢捅？再说他徐海山会找很多人说情，那怕登门下跪他也在所不惜，你看看今天晚上或明天，我们家门前便会停满大车。果然，到了晚上伯父的门前便停满了大车，刘二堡有头有脸的来了好多人，都劝我伯父撤诉，弄得我伯父十分为难。这时一个人的出现使这个事情好办了。这就是马广四，他比我伯父大一辈，他对着院子和大车骂道：马仲儒，徐海山欺负我们百姓到什么程度了，你还不应该管管呀！今天即使你撤诉了，明天我们还要告……我伯父对来者说，不是我不给大家的面子，百姓都这样了，就得顺其自然了。来的人都悻悻的离去。这场官司使徐海山住了二年监狱。

伯父接着说，徐海山是个鲁莽人，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今天去要千方百计把人救出来，由于有这些过节，我也作好了最坏的打算。于是伯父脱掉了孝衫，赶紧到了徐海山处。进屋首先叫了一声“大叔”（从街坊论应该叫大叔），接着就讲你这种作法不妥，你这样做了，村民会怎样看你，张振家和刘振江都有很多家属和亲戚又将怎么看你，你还想不想在马家村待下去，共产党再来时能不能放过你等等，等等。徐海山觉得说得有理，于是开口说话了：马仲儒，你今天来叫我一声大叔，这就一天云彩全散，一切怨仇全解。另外，在分我东西时，你们老马家（指的是我伯父家和我们家）分毫未动，没拿我针一线，我很佩服。今天我不但当场放人，而且还要到老太太灵前去行个礼呢！于是将两个人当场释放。

伯父救了别人，也救了自己，解放后历次运动也没有碰到我伯父头上。有一次，在文化大革命时，一名东队的小青年×××，要抓我伯父，给他戴白胳膊箍，叫很多老贫农呵斥了一顿了事。

好人一生平安

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都教育人们要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伯父一生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其善举如瀚海盈江，其品格若光风霁日，行得正，走得正，因此解放后的历次运动都没有受过触及。而徐海山在解放时，由于他罪大恶极，被人民政府就地正法。在解放初期时，工作组负责人曾找到我伯父说，你的事情我们都了解，你是个好人，不过你得换换脑筋了。伯父听了一惊说：“哎呀！那脑筋怎么换？”工作组同志笑着说：“你别误会，我说这个换脑筋是说时代变了，你的思想也得跟着变呀！”整个村子的人没有不敬重他的。他的生活十分节俭，也常常教育我们节俭。他说，勤俭是相辅相成的，光勤不俭等于不勤，光俭不勤等于不俭。一粥一饭当思来这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为艰。那时我们马家二队，由于管理不善，出一个工才挣4—6角钱，我记得七0年一个工才挣4角钱，我和爱人干了一年到头，才开出五块六角一分钱。那时生活十分艰难，吃烧都得靠勤俭，才勉强渡过难关。1966年，我当了民办教师，伯父听了很高兴，教育我一定要好好干，对得起父老乡亲的子女，要像对待自己兄弟姊妹一样对待学生、对待同志，不许有半点的疏忽。当时，我只有17岁，只觉得受益匪浅，促使我尽心尽力地做好教育工作，以至于后来作了学校领导，还被提拔到县教育局工作，这些与伯父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他常教育我们，跟别人办事要平等交易，吃亏是福。因此在我的姊妹兄弟中无论同谁办事总是抱着争者不足，让者有余的态度，总是觉得吃点亏好，这样才心安理得。

大约生产队刚成立不久，在58年，伯父为了补贴家用，在生产队放牛，每天早晨把牛赶到河滩地里，傍晚再把牛赶回生产队。这时他已经是六十三、四岁的老人了，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与牛为伍，与牛为伴，这样坚持了几年。到了晚年伯父很少出屋了，在街上很难看到他，看到那个整洁儒雅的老头，只是在院子中能看到他转来转去的身影。偶尔他出去洗澡，在澡塘子他叫来修脚工，他说：“实在不好意思，我的腰实在弯不下去了，才劳烦你来帮忙，我得先谢谢你了。”修脚工感动地说：“你老放心，我会很认真的把你的脚修好，你说这些话让我尊敬，这样深明事理的老人令人佩服，我想就凭这一点，你年轻时也差不了啊！

我为有这样的伯父而感到骄傲，他永远是我的楷模、我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怀念。我永远的伯父呀！

完

作者简介：马清涵，一九四九年农历二月初八生于辽阳县刘二堡马家村。汉族，中共党员，大专文化。中学高级教师职称。历任小学校长、县政府督导室助理督学、县教师学校副科级调研员工等职务。曾连续两届任省美育研究会常务理事，是省环保自愿者联合会理事，中国诗歌协会会员，省作家协会会员。二零零一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飘飞的蒲公英》，二零零四年以后相继出版了《失落的马蔺花》、《蓝色的恋歌》两部诗集。其中《蓝色的恋歌》是中国第一本环保专题诗集，他也因此获得了辽阳市十大公益人物和辽宁省第二届环保杰出人物光荣称号。二零一四年他又出版了第四本诗集《在低处歌吟》。他还参与了《刘二堡镇志》、《辽阳市教育年鉴》、《首山朝华集》、《七月放歌》等书的编辑工作。退休后带着爱人环游世界，先后去过欧洲、非洲、澳洲等18个国家和地区，并游遍了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