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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现代戏剧的泰斗曹禺先生，于1978年10月12日，完成了《王昭君》的创作，他在“献辞”中写道： “我把这个剧本献给祖国国庆三十周年，并用它来献给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这部剧是周恩来1960年交给他的任务，历时十多年，曹禺终于写完了，但周恩来再也看不到了…… 一、初次见面，周恩来对曹禺说：“你知道我在南开还演过女角呢。”
曹禺先生原名万家宝，23岁那年他的处女作《雷雨》横空出世，这部作品把中国的话剧艺术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的成熟。 抗日战争时期，曹禺在重庆的复旦大学授课。一个冬天的早晨，曹禺正在家中看书，突然有人敲门。他开门看到一位女士。 “周恩来先生请您去做客。”这位女士名叫张颖，是周恩来的秘书。她对曹禺说道。 “周恩来？周先生，好，我一定去。谢谢您。”曹禺激动地回答。他对周恩来仰慕已久，没想到能够受到周先生的邀请，他又惊又喜。 几天之后，曹禺来到了重庆曾家岩50号，周恩来的居所。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但曹禺在话剧方面的造诣却与周恩来有着很大的关系。 话剧来自于古希腊，20世纪初传入中国，1914年南开中学成立了最早的新剧（话剧）业余演出团体——南开新剧团。
年仅16岁的周恩来加入了南开新剧团，还担任了布景部副部长。当时的中国已经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封建文化和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话剧的引入在文化界吹来了一阵“新风”，结合话剧特点和中国的现状，周恩来提出了许多进步的戏剧观念，他强调要摒弃中国传统戏剧的弊病，注重话剧的社会作用。 周恩来的戏剧主张对南开新剧团的发展起着极大的作用。
11年后，1925年15岁的曹禺进入南开中学读书，他加入了南开新剧团。在新剧团，曹禺通过参演戏剧角色，深刻地理解了戏剧所带来的社会意义。 周恩来常常谦虚地说他和曹禺是“老同学”，事实上，从某种层面来说，周恩来是曹禺的“老师”。 他们未曾谋面，却通过戏剧“神交”多年。1938年，当曹禺第一次走进周恩来的房间，看到他丰神俊朗、气宇轩昂，便流露出了一些紧张。 周恩来看出了他的拘谨，笑着说：“家宝先生，听说你是南开毕业的，我也是南开毕业的。我们还是校友呢。”他停顿了一下，用略带神秘的语气说：“你知道我在南开还演过女角呢。《一元钱》里我演过孙慧娟；《仇大娘》里我演过范裴娘；还有一个戏，叫《千金全德》，我还演过一个新娘呢。我演的女角可多了。”
旧时男女不同校，学校里没有女生，女性角色都由男士反串出演。周恩来相貌堂堂，又极具表演天赋，因此常常饰演女性角色。 周恩来这么一说，曹禺的紧张缓解了不少，他感到一阵亲切。“我在南开新剧社，开始也是演女角。” 接着两人聊了许多话题，曹禺完全不紧张了，他被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在谈到当前的形势时，周恩来说：“抗战进入到现阶段，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是要切实动员好组织民众。你和宋之的编的话剧《全民总动员》就很好地配合了这一重要任务。听说前一阵演出，这个戏的票房收入也相当可观？” “票房收入1万多，全部做捐献寒衣用了。”曹禺回答。 “这很好。这表达了中国戏剧工作者的抗日救国热忱，也显示了你们的力量。”周恩来点头说。接着他又对曹禺的《雷雨》、《日出》进行了称赞“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希望你能用自己的笔为国家，为中华民族做出更多的贡献。” 思想的觉醒比任何制度的革新都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旧中国多少仁人志士不断探索都未取得成功，而新文化运动解放大众思想后，“五四”爱国运动成功的部分原因。
周恩来一向注重戏剧反映社会现实、“开民智”、“进民德”的作用。他喜欢演话剧，看话剧，更喜欢研究话剧。在读书时，他常常乘坐火车到北京看剧，看完以后还会和同学讨论，学习。 正式走上革命道路以后，周恩来没有再登台演出，但他始终关注着中国话剧的发展，在看过一些话剧后，他会给剧本提出意见，并进行指导。 周恩来对曹禺的鼓励，令曹禺十分感动，从此次以后，曹禺成了曾家岩50号的常客。有时他们一谈就是十几个小时，天南海北、理想、婚姻、创作无话不谈。
许多年后，曹禺回忆这样回忆起这段如沐春风的日子：“那个时候，只要去曾家岩，走起路来脚下生风，心里也畅快极了。一踏进曾家岩的小门，就觉得把国民党陪都的污浊都撇在了外面，在这里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一眼看到周总理的亲切微笑，阳光就照进了心中。” 二、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对曹禺说：“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 与周恩来密切交往的日子，曹禺因无法忍受国统区的阴暗，曾提出要到延安去。周恩来耐心地说：“这里需要人，国统区也一样有重要工作要做。” 后来曹禺明白了周恩来的用意，国统区的百姓更加需要改变思想，而他手中的笔就是锋利的武器，能够直刺敌人的心脏。 1940年曹禺的话剧《蜕变》在重庆演出。这部剧描写的是国统区的故事，刻画的是一位愿意为了民族、国家献出自己生命的视察专员梁公仰。 此剧一经演出就引起了轰动。因为许多人认为当时在国统区还找不到像梁公仰一样的人，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事实上，对于任何事物都应用辩证的角度来看待，国统区的腐败老百姓有目共睹，对他们的残忍行径更是深恶痛绝，但在国民党政府工作的人中就没有爱国的官员了吗？ 冯玉祥、于右任、范筑等人，他们都是为抗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样的爱国人士是值得颂扬的。 《蜕变》的价值被批评的声音埋没，周恩来果断站出来，为“梁专员”发声：“国民党内若无梁专员这种人，我们在国民党内就得不到支持者。曹禺希望现实中有梁公仰这样的官员，力量更强大一些，反映的正是广大人民的希望。这是我党影响日愈扩大的结果。”
1941年曹禺创作的《北京人》再次引起了文艺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他们对这部作品进行了批评。 该剧主要讲了一个封建大家庭逐渐走向没落的故事。有人指出曹禺还在留恋封建社会，对于剧中的“猿人”形象他们也认为曹禺的思想不够进步。最主要的是，批评者认为这部作品与抗战无关，脱离了现实。 这部剧的人物形象塑造得非常成功，在重庆上演时，又是由当时著名的青年演员担任主演，因此有许多观众前来观看。 周恩来将这出话剧看了一遍又一遍，他被《北京人》强烈的反封建主义震撼，同时要惊叹其在艺术上的成就。他召开会议对这部剧进行了讨论，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北京人>》一文。 文章鲜明地表达了《北京人》的价值和社会意义：“抗战期间固然应多写活生生的英勇战绩和抗战人物，但也不妨写写暴露旧社会黑暗面的剧本，去惊醒那些被旧社会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物，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生活。” 这篇文章改变了许多人对《北京人》以及曹禺的看法，从而使《北京人》更加受到大众的欢迎。 在雾都重庆，曹禺的剧作似乎也弥漫着神秘色彩，他总是遭到非议。每当这时，周恩来就是那个为大众拨开迷雾的人，他手持明灯，照亮脚下的路。而他和曹禺的关系，更像是伯牙和子期，是人生难得的知音。
1945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蒋介石之邀来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期间毛泽东会见了许多民主爱国人士，曹禺对毛泽东十分敬佩，听到这个消息，他也暗自期待要是能见毛泽东一面就好了。 就在这时，周恩来派人通知他：毛泽东主席准备接见他和一些文艺界的人士。 进入桂园客厅，曹禺看到周恩来和毛泽东一同下了楼。毛泽东身穿中山装，缓缓走下楼梯，面带笑容和在场的客人依次握手。 “这是万家宝先生。《雷雨》、《日出》的作者。”当毛泽东走到曹禺面前时，周恩来介绍道。 “喔，您就是万家宝先生。您的《日出》在延安上演后，大家的反映很不错。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毛泽东一边说一边伸出了手。曹禺也激动地伸出手，将毛泽东的手紧紧地握住。他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家宝先生，你正年轻，要好好工作，好好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又亲切地对曹禺说。 毛泽东的话深深地激励着曹禺，他没有辜负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期待，始终用手中的笔，书写这个时代的故事，以达到为人民服务的使命。 三、周恩来逝世，曹禺痛哭：“仿佛自己的部分生命也随之而逝” 新中国成立后，曹禺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这一职务是由周恩来亲自提名。 文学创作要紧跟时代，扎根生活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1951年，曹禺与妻子去安徽农村参加土地改革。这次参加“土改”其实也是一次采风。 深入到劳动人民之中，曹禺被他们身上散发的勤劳、淳朴、智慧深深吸引。这些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他四处走访调查，收集了许多的素材。
但农民生活的复杂和陌生还是使曹禺难以下笔。这位伟大的戏剧家遇到了难题，许多天过去，他一点思路都没有。 对于曹禺的创作，周恩来十分关心。他主动找到曹禺，询问他在创作上有什么新打算。在尝试写农民题材失败后，曹禺还是决定写一个关于知识分子在解放前后思想变化的剧本。 周恩来表示赞同：“你要表现的这个题材很重要，很值得写。你对知识分子生活比较熟悉，这样的题材把握起来也驾轻就熟一些。” 之后两人就这个题材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作为国家总理，周恩来要处理许多事务，但他对文艺创作情况的研究和思考也是非常深刻和详尽的。这令曹禺感到十分佩服。 有了周恩来的指导和鼓励，曹禺很快投入到新的创作中。经过一年多的构思和创作，1954年9月，曹禺的四幕剧《晴朗的天》在《剧本》月刊和《人民文学》上开始连载。 与前几次相同，这部作品问世后，依然是掺杂着各种各样的声音。周恩来看了好几遍，对曹禺鼓励道：“有人说这个戏不深刻，我看写得比较活泼，把帝国主义办医学院的反面东西都揭露出来了。我看了几次，每次都受感动。这是你解放后写的第一个剧本，不能太苛求。” 1960年曹禺完成了他的大型历史剧《胆剑篇》，之后又投入到了《王昭君》的创作准备中。 一个下午，曹禺和一些少数民族干部被周恩来邀请在政协礼堂聚会。一位内蒙古的领导向周恩来提出一个难题：“总理，在咱们内蒙古，在钢城包头，有一个问题可真不好解决。蒙族男同志要找汉族对象真困难，因为汉族姑娘一般都不愿意嫁给蒙族的小伙子。”
周总理皱了皱眉头回答：“这倒是一个问题，我们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不要大汉族主义。古时候有一个王昭君就是这么做的！” 周恩来转头看向曹禺：“你不是想写一个新剧本吗？就写王昭君吧！这可是个有意义的好题材。” 自古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王昭君的身上都带着悲情主义色彩，这样的悲剧性来自于远嫁他乡，再也无法回到故土的无奈，还有就是一种较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体现。 特定的历史时期有特定的思想观念和局限性。在新时代，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人，应该摒弃那些旧的观念，加强民族团结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用现在的眼光看待王昭君，她应当是一位为国家民族团结做出卓越贡献的女子。 曹禺明白周恩来的用意，他回答：“王昭君确是一个好题材。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出叫《昭君出塞》的戏，那种悲凉、凄怨，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后许多以王昭君为题材的戏和小说，也总是为王昭君叹息掉泪的。总理说的这个王昭君怎么写，我心里还没有谱，不过，我乐意试一试。” “好，我们预祝曹禺同志早日完成新作《王昭君》。”周恩来对曹禺的这部作品给予殷切期盼。 聚会结束，曹禺立刻着手准备。1961年后，他专程去到内蒙古，参做了大量的访问，收集到了许多关于《王昭君》的素材。 就在他准备将全部的激情投入到创作中时，却不得不停下来。他卷入到一场持续了十年之久浩劫当中，许多人都未能幸免。 历史已然发生，今天的我们应当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它，它不是因一人而起，也不是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平息的。 在几次较为关键的时刻，周恩来的出面，都使曹禺免受了许多痛苦。“他是人民的戏剧家，是共产党员……”“这些同志是都是中国的国宝……” 在黑暗中，周恩来的关怀如同一束温暖的光，为曹禺驱散了阴霾和寒冷。1974年秋天，《人民日报》上报道了曹禺会见了一批日本戏剧家的消息，这也意味着曹禺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 之后曹禺被安排在北京话剧团工作，第二年又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和第一次会议。他循着这束光，终于找到了出口。但 但这束光即将燃尽。1972年周恩来被诊断出患上了膀胱癌，到1975年底，他的身体已越来越差，进入了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 他已经无法进食，医护人员用管子将食物直接灌入胃里。他也不能排便，医生在他的腹部安装了肠瘘。由于多次动刀，腹部已经溃疡，他忍受着肝胆俱裂的痛苦…… 但周恩来一声也不吭，即便是疼到浑身颤抖，脸色发红，直淌汗珠，他也不出声。一次他被疼痛惊醒，第一句话便是：“我喊了没有？”这样的场景令人心疼。
1976年1月7日晚，周恩来陷入昏迷，医生奋力抢救，都没能唤回他。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离开了人世。 曹禺听到收音机里的消息，眼泪便止不住地流下来，他一边听着讣告，一边回想着和周总理的种种往事，忍不住掩面失声痛哭：“周总理去世了，我仿佛自己的部分生命也随之而逝……” 1978年10月12日，《王昭君》，这部给予了周恩来生前无限期望的作品终于创作修改完成。 曹禺在“献辞”中写道： “我把这个剧本献给祖国国庆三十周年，并用它来献给我们最爱的周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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