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写在坡豪故土上的记忆

       故乡，是每个人情感牵系的地方。无论她给你的是喜是悲、是苦是乐，也不管你对她是爱是厌，故乡总是你缘之所系情之所归之地。在我人生的词典里，故乡就是写满人生印记和眷念不舍的地方。

       坡豪，是广西西北部山区东兰县的一个小山乡。这里是与我有特殊情缘的地方，是我眷念的故土。虽然它不是我出生之地，但却是我情感深深牵系的一方水土。这里的山山水水深印着我的串串足迹、多味的记忆。这一方纯朴善良的人们，见证着、相伴着我们一家人走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在我们最困苦的日子里，是这里淳朴的人们，用本真的善良给予纯粹无私的帮助和最无价的心灵慰藉。在这片土地上，我走过了孩提时代、少年时光，步入青年，经历过苦楚艰难，启航人生发展的新征程。

       坡豪，这方红水河畔的土地，融入了我太多萦系一生的情感元素，飘落着我太多深刻的人生记忆。尽管曾经蔽护我生活成长的老宅、朝夕相处的村庄、我小学中学就读的校园如今已不复存在（淹于坡豪湖底），村里慈祥和善的老一辈多已仙逝，一些相得无间的发小也不幸离去，坡豪也不再有属于我们一家的宅屋和土地。然而，这里还有我的亲人，还有在这方土地上生活着的乡亲们。这里，永远是我挥之不去的情结，魂牵梦萦的故土。这里，有太多回味不尽的过往，太多值得拾起的记忆……

快乐的童年时光

如果人生是一次旅行，童年就是出发时满载憧憬、轻快欢乐的一程。从共性说，童年是美好的，美好在于活在童真中、乐在无忧里，一切都新奇有趣，纯真无暇。而我的童年，犹如一篇审改中的文章，插入一串串曲线连着的“文外生枝”的部分。1958年，我的父母背负着“右派分子”的沉重包袱，从原容县专区地委机关曲折辗转来到了坡豪（祖父当时在此经商），从此，幼年的我成了“黑五类”子弟，但也故此与坡豪的山山水水、纯善的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使是“右派”子弟，我的童年还算是幸福的。这得益于三个因素：一是年幼尚懵懂，未知愁滋味，所以幸福；二是当时坡豪信息闭塞，加之人们心地善良，对“右派”知之不多，恨之亦较少。我们家此时尚未受到大的打击；三是父母刚从地委机关出来，尚有些经济能力，生活还不太拮据；四是我读小学还算顺利。当时母亲见我长得较健实，就想让我早些上学。在我六岁时，母亲就带着我到当地的小学（坡豪小学)找校长，请求校长让我提前一岁入学，开始校长说未到入学年龄不同意接收，后经母亲的一再恳切请求，并向校长保证，若入学后第一学期学习不好就立即自动退学，等待满七岁再来入学。校长见家长如此诚恳和自信，并看到我长得较高较健实的个头，终于同意六岁的我入学读书。由此，我成为了坡豪小学的一名学生。为了不辜负母亲的期望和老师的培养，我自觉努力学习，第一学期课程考试和期末考试获得名列前位的好成绩。此时，母亲再次到学校拜访校长，一是感谢校长让我入学；二是笑着对校长说“这孩子学习还行吧”。校长表示这个学生合格，可以继续在校学习。

       当年上小学的情景如今仍清晰印记在脑海。学校距家里约五分钟路程，上学时要经过一片有两个坡谷形田垌的农田。从村里出来先下一点小坡后走过基本相连的两个田垌，再走一小段旁边有小片杉树林的坡路就到学校。上学的路大多与狭窄的田埂合二为一，下雨天路滑时稍不小心就会滑跤，使得衣裤沾满泥巴，回家常因此很委屈地被父母训责而哭泣，但因当时缺衣少穿，弄脏衣服就没有换了，父母也是因此才生气。小学的老师和校园给我的印象很好。记得母亲第一次带我到学校时，就使我大开眼界，整个校园清新洁净，一盆盆盛开正艳的美人蕉、一排排整齐的砖墙教室、一间间虽不大但整洁而飘溢书香的老师宿舍，还有足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台和成排的拔杆以及绑在固定竹杆上两个人反向拍打的绳球等体育活动场地及器具。比之当时较脏乱的农村土墙茅舍，校园在我心目中就是完全崭新的天地。我的小学老师给了我最初的“老师”概念，在我印象中他们是和蔼可敬、知道很多的人，其中覃耀区校长、韦世德和覃宗泽两位语文老师以及教算术的曹景桥老师，至今还清晰留在我的记忆中，时常怀念着他们。特别让我难忘的是，在我小学四年级上半学期的一次语文课上，韦世德老师对我的一篇作文作了肯定的点评并表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从而播下了我衷爱和用功学习语文的“种子”。可以说，如今我较为自信的文字基础可由此溯其源头。我非常感谢给我启蒙教导的小学老师。特别感恩校长破格准许我六岁入学，使我在后来小学中途失学时能有多一年的在校学习时间；特别感谢和永远记住韦世德老师在语文学习上给予我影响一生的教导、激励和不竭的自信。

       童年是人生弥足珍贵的童真时期，小学是我学校学习之旅的“启航港”。流年似水，往昔渐远。然而我对童年和小学的记忆不曾远去，她将永驻我情感的最深处。

苦楚的失学少年

      “文革”十年内乱的来临，使我们全家受到了灾难性的冲击。父亲在原来“右派分子”之上又莫名再加了“特务分子”帽子，接踵而来的就是被抄家，父亲被沒完没了的调查、交待问题、写检查材料、批斗等方式折磨。有一天，刚入小学五年级的我正在课堂听课，突然被两个民兵模样的人把我从课堂上带回到家，接着所见的就是家里被抄家的恐惧情景。从此，我们家就成了被监视的对象，我也在小学的中途失学了。这一天，失学之痛和政治之灾突兀而至，同时降临在一个不满11岁小孩的身上，在他心里深深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这就是我人生最无可释怀的灰暗日子。

在我失学的日子里，最初因年纪小干不了生产队的农活，就在家帮做些家务、到田边地头和坡上采拾野菜喂猪以及到村边有污泥垃圾的地方挖蚯蚓养鸭子。后来随年岁稍长，就随父亲下地干些能干的农活帮争工分。

当时，生产队出工是以评分方式计工分，评分的主要指标是劳动数量和政治思想表现。我们家由于父母都是学生出身，基本没干过农活，而且从机关工作转为耕田种地，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都较低。按劳动量计工分所得的工分自然较少，加之是“黑五类”分子或家庭成员，可想而知，评工分时，父亲的政治思想分是难以得到或得之甚少的。再就是母亲来农村之前就有较严重的胃病，到农村后又没条件治病，加之缺乏基本营养，导致身体很虚弱，不能下地干农活。家里主要靠父亲参加生产队干活，而按上述工分计发方式，全家一年所争的工分就属全生产队较少的一户。我们六口之家，每年所须支付的基本口粮款远超出工分折算的收入，故而成为生产队的“缺粮”大户，家里全年养猪所卖得的钱全都用于支付所欠的基本口粮款。一年到头全家必须的日常开支和添置基本衣物的钱没有着落，加之生产队分配的口粮与基本需要相差甚远，真正意义的缺粮无时不在威胁着我们，生活之艰难到了无以为计的边缘。有幸的是母亲的弟弟我的四舅父在自己也很困难的情况下节衣缩食，尽力给我们寄来一些粮票和钱，帮助渡过难关甚至险境。

当时之苦难以言状，生活之苦与政治之难叠压于我们这个家庭。父亲不时被批斗，作为“黑五类”家庭的子弟，我和弟妹都是在被岐视的氛围中生活，村里同龄伙伴不敢与我们接近，入学入团参军等均与我们无缘，并且还连累到了远近亲属。

或许是精神打击和生活窘困双重压力的反弹效应，作为家里儿女中“老大”我，似乎比村里同龄人心里想的事更多、更复杂、更远些，除心里不时还有“命运为何如此不公？”的诘问外，当时我想得更多的是，家里该怎么办？我自己（未来）该怎么办？尽管当时我对这两个“怎么办”仍在茫然中，但我心里在想，对于家，我要分担父母的压力。我爱我的父母，我十分同情和心疼他们，我要为支撑这个家尽力做自己所能做的事情；对于自己，“不得读书以后怎么办”的困惑始终缠绕于心，难以走出这一阴影。然而，面对饥饿缺衣的现实，特别是看到病痛体弱母亲不但无钱治病，连最基本的温饱都不能保证，作为儿子，实有心如刀绞之切痛！还有父亲，一个诚实正直、心地极为善良的人，从一个年轻的县级干部含冤到边远农村务农为生，本来就承担着很多身心之苦楚，再加上困苦的生活和政治的打击，何以承受？父况如此，儿心何堪！再是我年幼的弟妹，正值人生最快乐无忧的童年时光，却遇到了近似狰狞的生活面孔。想到这些，一种本能的责任感在我心中由然而生，我暗暗发誓，要直起瘠梁，为父母争气，不能让别人瞧不起！要像大人一样与父母共同撑起这个家！

为了多挣工分和增加收入，此时已经13岁的我基本每天随父亲参加生产队干农活。由于在农村长大，耳濡目染中对干农活之事有所知晓，加之年轻灵活，我较快就学会干不少农活，包括水稻插秧、耘田、收割、修田埂（铲去田埂上的草)，种玉米、培土、除草、收摘玉米、用禾剪剪收中稻穗、担粪下地等除了犁耙田（我们家没耕牛)以外的农活我基本都会干。除地里活外，还在山上放管生产队的牛群（生产队牛群每天要放到山上吃草，早出晚归，每次2人放管，各家轮留）。当时，14、15岁时，我每天已能挣到接近一般成年劳力的工分，缓解了家里的“缺粮”（补给生产队口粮款差额)的情况。

        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对父亲“问题”的处理由急风骤雨渐渐转为微风细雨，后来就趋于风平浪静。这要由衷感谢当地纯朴善良的乡亲，特别是同生产队的街坊，在近十年来的相处中他们从良心上感知到我的父母、我们一家是好人，至少看不出也感觉不到是坏人。反之，相比一些仗势霸凌的村里有权势的人，这对外来的夫妇要贴心得多、正直得多，品行好得多（这些话都是当时村里不少老人悄悄对我母亲说的，叫我们要顶得住，相信好人会好的)。在批斗会上，除了生产队里少数别有用心者外，队里的群众多是“例行公事”到会，缄口默言等待结束。正因为有这些好心群众，父亲才得以在批斗会上幸免被殴打，是当时形势下批斗会上不被野蛮打伤的少有幸运者。在父亲被批斗、管制的日子里，村里一些老人还悄悄到家看望我们、安慰我们，有的还送些食品等东西。这些老人多是贫下中农，根正苗红，在群众中威望高，故当时村里的“狂热者”耐其不何。是这些善良的人，在我们危难之时给予人世间最宝贵的人性关怀和情感慰藉。真心感谢他们！

       虽然我和父亲两人挣工分减少了年底给生产队的“缺粮”款，但随着弟妹长大上学和生活所需的增加，家里缺粮缺钱的情况还是很严重，日常生活中稀粥加无油素菜是常态，而且多数时候是掺和木薯粉同煮粥（米不够)，即使这样还经常不能吃饱。“常年难闻到油香，数月不知肉滋味”是当时毫无夸张的真实情况。有时在河里钓或抓到些小鱼，因没有油煎会粘锅无法翻煎另一面，只好煎一面快熟时将锅头拿下待凉，然后才翻另面煎。没油煎的鱼其腥味可知，但因当时饥饿难耐，偶有鱼吃就已乐不可支，自然就舍其腥而不顾了。为了尽力缓解全家饥饿和日常必要开支无着的严峻困难，我和父亲倾全力而为之，较大的妹妹也尽之所能，共同不惜艰辛地做了所能做的多方面努力。当年的不少事情已深刻镌印在我人生记忆中，成了“不堪忆”却又“不忆不堪”的难忘过往。

       不遗余力挣工分。为了多挣工分，我和父亲除了出齐生产队派的农活和尽力提高劳动量（以量计工分）外，还利用中午、傍晚时间和生产队不安排农活的日子里干能直接或间接挣到工分的活。我经常是中午挑着粪箕去队里放牛所经过的路段和村子附近拾牛粪，然后堆沤或放入家里的粪池，到种地时供生产队作粪肥并按数量和质量计工分。一般是上午在生产队干活收工回到家饥肠辘辘（当时我们家早上出工常是没早餐吃，加之晚餐喝稀粥很快就饿了，有时连粥都不能吃饱)就担粪箕出去，并要赶着回家吃午饭后参加生产队下午的农活。傍晚收工后到天黑的时间稍长些，就到距村子较近的山上砍柴交生产队榨油坊，可按柴的重量获得工分。在非农忙时节，生产队约一个星期或十来天有一次“放假”（不安排农活)让各家干些自家的活，每逢此时，我就和父亲到较远的山林里打柴，一是供家里做烧煮用柴；二是交给榨油坊计工分。当时上山砍柴常是饿着肚子（有时能吃点杂粮或剩粥）出发又饿着肚子担柴回来，实在太饿了，就先在山上找些野果充肌，较常有的是无花果（成熟的大无花果囊多香甜，上山打柴时常摘些回家）。当时能肌着肚子挑近百斤甚至过百斤木柴走数里山坡路回家，如今实在不可思议。这也许就是人求生存的本能和无奈的境况逼出来的。此外，当时在满布荆棘的山上打柴竟是穿粗草鞋或用废车轮割出的橡胶片加上绳子做的橡胶“草鞋”，有时在山上砍柴鞋坏（草鞋很容易损坏)了就只好赤脚对付山野环境了，此时脚下之苦实难以想象，而今想起仍有余悸。

      千方百计解肌饿。上山挖野生淮山拌米煮粥是当时解决粮食不足的一个办法。为此，我和父亲常上山挖野淮山，较多的时候父亲要干生产队安排的农活，我就约村里人作伴或独自上山了。那时类似我们家的严重缺粮户不多，而且我的同龄伙伴几乎都上学读书了（当时常为此黯然流泪)，较难找到作伴上山砍柴或挖野淮山的人。

        当年的山林多属原生态的茂密树林，林间偶尔可见攀附树木的野淮山藤蔓。野淮山一般是霜降后藤枯萎就成熟了，但我们多是早春时节上山采挖。主要原因是秋冬季都在为找钱过年而奔忙。每每“年关（艰难的过年)到时，象我们家这样的困难家庭，小孩（未知愁滋味）为盼过年能吃上肉和穿上新衣服而高兴，而大人则因小孩的所盼难有着落而发愁。一年到头了，那怕用最廉价的粗布也要给孩子添件新衣服，吃上日常难以吃到的饱饭和肉。所以此时我要和父亲（更多时候是我和村里人结伴去）轮留到不同地方的集日（圩日)赶集做些小买卖，尽力挣些钱并买回些过年必需的“年货”，有时还是将钱用于交生产队的“缺粮”款。再则，春季常是青黄不接的“饥荒”时期，面临严重的饥饿威胁，急需解决粮食问题。而且当地早春较冷，距春种时节未到，有时间上山挖野淮山补充粮食。当时上山挖野淮山幸运时每天可获8-10斤，多数情况是5-7斤，也有近乎不获而归的。由于是早出晚归，而且多是带稀粥作午饭，加之一天心力和体力交加的高强度劳动，返回时常是饥饿难耐，记得有几次饿得走不稳路，只好吃些淮山作铺垫式充饥（野淮山可生吃，但不忍多吃，因为要带回家作全家的粮食），然后带着饥饿与高兴（有获而归，不使等待着的家人失望)交集之情感继续回家。

        用木薯片舂或磨粉拌米煮粥是解决饥饿的又一办法。记忆中，当年常挑着自家加工的干萝卜丝，天朦朦亮或还没亮就出发，沿着红水河边的小路走约40里路到隘洞（乡)赶集，先卖掉萝卜丝再买干木薯片，通常是接近散集时返回，来回共步行70多至80里路。由于饥饿伴行，心缠生计之愁，当时在美丽的红水河边行走却没觉得其美之所在，如今想来，真为人生困苦之时遇上红水河美景的不和谐而不尽惋惜。

        倾付辛劳挣苦钱。除了饥饿，生活基本开支无着是我们家面临的又一道难越的坎。一家人每年辛苦饲养的猪和鸡鸭卖得钱全都用于向生产队交付“缺粮款”。日常盐油（煤油灯油)和必须的衣着费用只得另寻他计。因此，我和父亲在生产队不排工的日子上山砍柴卖。常常是天微亮就出发到数里以外的山上砍柴，中午12点至下午1点甚至2点回到。在当时条件下，我们家基本没有早餐的概念，由于不忍心我和父亲空着肚子进山砍柴而回来时还要挑着沉重的柴担子，母亲不时在头一天晚餐悄悄留下些粥给我们次日作早餐，此时的一碗那怕半碗稀粥都融着浓浓的情满满的爱和镌印于心的深深记忆。在异常困苦的生活中，我患病体弱的母亲以其无私的胸怀和坚强的意志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记，使我永远地崇敬。在日常生活中，母亲处处都优先考虑家里其他成员，而坚决不让给她那怕是最客观需要的一丁点照顾，为了节省家里开支，病痛时常常是不到实在坚持不住时不同意去买药或到卫生所看病。面对母亲倍受病弱之痛和困窘生活境况的无奈，作为儿子，心中所承受之苦楚无以言表。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舍己谦让不难，而在异常困境下则难能可贵！我的母亲在我的心灵深处树立了永远的风范，令我肃然敬佩！

       记得在上山打柴的日子里，我和父亲常是天蒙蒙亮时就起来，带着睡眼惺忪的未曾消去的疲乏，就走在上山砍柴的路上.....  那时家里没有时钟，有几次是集市日，为了赶早些到集上的米粉店买柴，我和父亲因起得过早，走到山脚时看不清路无法上山，父子俩就只好在夜幕中等待黎时的到来。当时担回的柴多是直接卖给当地供销社在集市上开的唯独一家米粉店，记得店门有一幅醒目的“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对联。想必意为“吃了米粉就有精神，有了精神又可生产或挣钱买更多的米粉”，这也许就是唯物主义哲学最朴素的表达吧！米粉店的负责人当时我叫周叔叔，他看到我们父子俩（特别是还属少年的我)经常是近下午1点钟或1点钟多才从山上挑柴回到店里卖，而且尽管疲惫不堪、饥饿难耐也从不舍得买一碗粉充肌（当时素粉8分钱一碗)，有时就好心送给我和父亲各一碗米粉吃，由于饥饿至极加之汤粉放有油煮（在家常没油煮菜)，这一碗粉对于特别之时的我们来说，称之“天下最好的美味”丝毫不为过。我很感恩这位“周叔叔”，他当时送给的那一碗粉永远深深地印在人生的记忆里......

       在生计几乎无着的日子里，到山上采摘野生金樱子熬糖卖挣些钱，是当时的又一条无奈之路。为此，我和较大的妹妹（老二)常常背着背篓、带着竹夹子到距村子附近愉至较远的上山采摘野金樱子（最远时到了坡豪往长乐路上的一棵老枫树附近的山上，约6里多路)，常常是大清早出发傍晚时肌肠辘辘疲惫而归，遇到采得果子较少时，兄妹俩更是饥累沮丧交集，因不能为家里挣来多些收入很感难过。采回的金樱果去掉壳上的剌和里面的籽，然后捣碎煮水熬糖浆，做成适当大小的糖条，再切成小段的糖块（条)拿到集市上卖（当时只作为一种有甜味的糖出卖，不知金樱子的药用价值。），通常是一分钱一粒或两颗（约1寸多长手指大小）糖粒，一般每个圩日可卖得1-2元或几元钱，也有基本没卖出多少的情况。尽管如此，这也不失为一条收入的路子。

来之不易的初中学习

        在小学中途缀学近四年时，由于当地初中扩招，适合年龄的社会人员可报考就读，这对小学缀学后无时不在渴求重返校园的我，无疑是一次天赐的新希望，一缕无望中的亮光。然而，当我把这消息告诉父母并说想回学校读书时，父母先是难过地沉默着，接着含泪地说，父母何尝不知读书对一个人有多重要，何尝不想你能重回学校读书，但是儿子呀，你现在已能参加生产队干活挣工分，还能为家里做很多事情，虽然年纪还小，但已是家里的一个主要劳力。现在全家维持温饱还有困难，加之弟妹们又已陆续到了读书的年龄，如你上学读书了，家里就少了一份工分，加上上学的费用，家里的生活就很难维持下去，弟妹也失去到年龄读书的机会。我深深理解父母的心情，不再提上学的事情。但读书的念头总是缠绕于心里，而且日愈强烈，始终无法释怀，最后都化为失学的泪水洒落在劳作的玉米地里、甘蔗行间、水稻丛中，流落在砍柴时的山道上、荒林间，流落在放牛时的山坡上；更多的是流在晚上睡觉时枕头上、被窝下和梦幻里，常因此被母亲问及是否生病了，我也只好摆摆头，不想让母亲因此更添难过。那些日子里，满心满脑子都是在想读书，时常会因此而呆望天空。最后还是决意要读书，但又怕伤父母的心，因此不再当面向父母提此事，而是用一个小学4年级失学回家劳动了4年的小孩能写的字，给父母写了一封想必很不通顺的长信，表示要读初中，若失去这次机会，今后再也没有机会进学校读书了，而一个小学没毕业的人今后怎么（这是当时一直缠在心头的想法）。同时向父母保证：除了周末和节假日全力为家里干活外，在学校上课不参加课外的活动，每天中午放学后打猪菜（野菜）或拾牛粪，下午放学后上山打柴。打猪菜养猪卖可为家里挣钱，拾粪堆沤给生产队和打柴给生产榨油坊可换取工分。这样就可减轻因我上学而给家里带来的困难。看了这封长信，父母着流泪表示同意我去读初中，当时我心中有一种深深交融于难过中而不知是何滋味的“高兴”。因为深知我上学读书必增添父母对全家生计的忧心，他们此时的心情是沉重的。带着特殊的心情我开始了初中学习生活。两年初中期间，我倾全力学习更倾全力践行给父母的承诺。转眼到了初毕业之时，此时我没有读高中的丝毫念想，因为我知道家境再也没有任何条件供我读高中了。因此，在同学们纷纷填表报读高中（当时不考）时，我默默地走开了。班主任问我为何不填表，我说家庭因难我不能读了。由于初中阶段我的学习成绩均在前一、二名或第三名内，班主任特别关注。后来班主任和校长都到家里和我父母说，该学生不读高中很可惜的。因此时弟妹都上学了，家境已没有任何余地可让我高中了。

苦中有乐的民工经历

       初中毕业后，虽然没能和同学们一样进入高中感到有些失落，但对于我来说，毕竟是由小学失学回家干农活的“小农民”变成了一个初中生，心里也就平定了。回家后就报名参加生产队的民工队，到当地正在建设的一个水库工地当民工，先是在工地上推车挑泥，每天任务较重，干得很累。后来不知是谁的好意，安排我参与负责办工地的宣传专栏和写宣传报道稿子，换了一种我喜欢的累法，不用在工地上担泥推车了。后来，水库工地领导决定由我们生产队的年轻民工组成采石队，到较远处的石山上采集石块供水库工地使用，我又被安排到采石队，每天通过炸药爆破方式采石块，源源不断地供给水库工地。采石工作很累，且有一定危险，但由于是年轻人在一起，累中也有所。就这样我干了近一年的爆破采石的活。

惊获高中学习机会

       人生不都是不幸，有时命运也会给予些眷顾。当我正在适应眼前的状况，不抱任何奢望再进学校读书的时候，一天傍晚，一个有事回生产队的同村伙伴带回一个令我惊喜不已的信息，说我在广东的一位舅舅（经常支助我们渡过生活难关的亲人）到了我们家，并说要我读高中。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说这是真的吗。确认是真的后我立直小跑式的赶回到家，见到从末见过的慈祥的舅舅我眼泪出来了，全家人也都涌出激动的眼泪。当时我们那里没通公路，来人要走较长一段穿林涉水的路程才能到达我们生产队，很不容易。舅舅来到知道我的情况后跟我父母说，如学校还愿意接收，就让这个孩子去读高中，费用由我负责。后来舅舅和我母亲到当地的中学——坡豪中学请求校长破例接收我入学读书，令人惊喜的是校长爽快答应，说这个学生我们愿意接收。就这样，我意外地获得读高中的机会。两年高中其间，对读书的渴望加上不尽感恩的心理转化为强大的学习动力，我倾尽了自己所能做的努力，扎实地完成了高中课程的学习，为报达我的舅舅、我的父母，还有破例接纳我的学校领导和老师献上一份优异的成绩。我也自豪地成为一名高中毕业生。

喜圆大学梦

       我高中毕业时是我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当年我作为东兰县全县三个考上本科的应届毕业生之一，也是全校唯一考上本科的毕业生步入梦寐难求的大学殿堂，成为一名大学生，开启了人生的新转折、新起点，启航写上了“诗和远方”的人生新历程......

       1978年我考入大学后，次年父母右派冤案获平反并恢复工作，我们全家也到父母的工作地玉林市生活。从此，坡豪成了我记忆中的故里，然而，在这里写下的别样的人生印记和感触却清析地镌刻在心底，深深地植入了情感的最深处。这就是我童年、少年和步入青年过程的曲折经历与多味体验。这为我后来数十年的为人处世铺垫了良好的人文情感基础，也为在工作中待人对事和处理各种矛盾与问题提供了理性并富有人情味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基调，是我人生一笔独具个性的宝贵财富。是呀，人生走过来的磨难就是财富。这使我深刻感悟到：行进中的人生，不可预料地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境况，应当秉持春风得意时不忘形、不丢失“人情味”，“山穷水尽疑无路”时要竭尽努力、不要退却、不要放弃的理念。面对坎坷磨难，顶得住了、走过来了，就是财富；不走或走不过来，就是失败、是毁灭。挫折和磨难对于人生，是成功之母、是财富，还是与之相悖的别的什么，关键在于是否敢面对，以什么姿态面对，怎么样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