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大禹治水、分画九州的传说，始终为人们津津乐道。许多文献与出土资料表明，大禹的相关传说兴起于西周时期，在春秋时期逐渐丰富。原本带有山川神属性的大禹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越发变得像人间帝王。大禹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吗？他真的领导人们治理过洪水吗？这些很难确定的问题，有待历史学家去努力。《左传》说:“芒芒禹迹， 画为九州。”在这句话里， 我们看到了禹迹与九州的关系。九州是对“禹迹”的进一步分区，并成为文明之邦的代名词。从文本的表象来看，大禹治水、分画九州勾勒了朴素的政区分划与治理理念，而在这样的表述背后，时人又倾吐了怎样的政治诉求？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唐晓峰教授的研究《治水与文明——史地研究三篇》。作为中国人熟悉的历史传说，大禹治水的意义不只是战胜水灾，不只是把洪水疏导光，这个传说中包含着一系列整理疆土的伟业。 本文节选自《新订人文地理随笔》，三联书店，2018转载自“山水澄明”公众号，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2－197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毕业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1978年复入北京大学，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之后留校工作。1986年秋赴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地理系留学，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5年返回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任教。主要从事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讲授《地理学思想史》、《中外城市建设史》等课程。著有《人文地理随笔》《文化地理学释义》等。 二〇〇二年春天，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在香港古董市场购得一件西周中期的铜器，叫燹公盨，其内底的一篇九十八字的铭文，引起学术界的震动。铭文劈头便讲：“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乃差地设征。”撇开铭文的其他重要内容不论，仅这十来个字，就说到了中国古代地理的一桩大事，即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是每个中国人熟悉的一个历史传说，大概在小学课本中就有了。大禹治水的意义不只是战胜水灾，不只是把洪水疏导光就完事了，这个传说中包含着一系列整理疆土的伟业。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追溯到的中国大地上大范围的、一体化的人文地理格局形成的起点，就是以大禹治水这件事为标志的。 大禹治水后，他所行经的地方，被称作“禹迹”。经过大禹治理的地方就变得文明，没得到大禹治理的地方依然是野蛮世界，所以“禹迹”就成为文明之邦的代名词。“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左传》），在“禹迹”的范围内又划分为九个州，于是“九州”又成为文明之邦的代名词。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九州”比“禹迹”有了更进一步的演进，因为“九州”说出了一套地理分区体系、一个大范围的地理格局。从洪荒世界到“九州”的演进，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侧面，一场重要的宏观地理变革，这场变革是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表述出来的。
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文献中多有记载，而最经典的历史文本是《尚书》中的《禹贡》篇。在王朝历史时期，《禹贡》属于儒学经典，备受尊崇，人们笃信大禹治水、分画九州是事实。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王朝体系崩溃，旧学沦落，新思潮涌现。在这个背景下，一批历史学家对中国早期的历史传说进行了认真的清理，指出传世文献记录的东西不是那么可靠，于是纠正了不少对早期历史的误传。关于大禹治水这件事，传世文献的记载受到怀疑，而确凿的证据只有东周时期的铜器铭文，所以大禹治水的传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谨慎的人只追溯到春秋战国，不敢讲得再早。
青铜器，西周，高11.8 cm，口径24.8 cm，重2.5 kg现在，燹公盨的发现及其铭文的释读，将大禹治水传说的确凿证据提前到了西周时期。有了这个证据的支撑，文献中有关西周时期大禹治水、分画九州传说的记载也相应增强了可信性。我们可以确信，在大约三千年前的时候，大禹治水的传说已经流行了。
大禹治水是历史“传说”，但传说背后的时代特征与传说表述的观念应当是真实的。在大禹治水、分画九州的传说中，我们最关心的是对大范围疆域得以整治的积极颂扬，和对其作一体分区的认知方式。这些东西都是西周时期地理思想史上的重大成就。一些青铜器铭文证据显示，到了春秋时期，无论是东方的齐国还是远在西方的秦国，都存在着这样的颂扬和认知方式。
我们一般把“统一中国”的功劳归于秦始皇，而说周代是一个分封割据的社会。但是在许多观念上，特别是在地理观念上，“一统”化或一体化的东西早已在周代大量出现了。除了“禹迹”这个仍带有原始痕迹的一体性地域概念外，周人还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也是一体，是更成熟的一体性地域概念，“九州”则是它的分区。
值得注意的是，周人所称颂的“平水土、画九州”的伟业都是在禹的名义下完成的。这说明在周人眼中，禹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而禹所处的夏朝是一个有成就的历史时代。不管周人做了怎样的夸张，也绝不会是无端的编造，我们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时，对于周人所传颂的事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这次发现的燹公盨铭文中，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地理思想史内容。铭文中将大禹治水与“明德”密切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大禹治水已成为“德”的重要例证。“德”，是周人着重宣扬的精神崇拜对象，是一切事物是否具有正统性的标准。大禹治水与“德”的联结，说明“禹迹”“九州”这些连带性观念，都具有了如“德”一般的崇高地位。这一思想发展，为后世以“九州”为代表的大一统地理观念之不可动摇的地位，奠定了基础。这是一桩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中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
近几十年来，在长江流域发现了不少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的考古遗址，长江流域的上古文化令人刮目相看。于是有人借用一个老词儿“两河文明”，称中国的上古历史是又一个“两河文明”。中国的“两河”：一个黄河、一个长江。
中国的这“两河”，比原来常说的两河即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要长大得多，两岸也辽阔得多。另外，黄河长江的水性、两岸的人文各不相同，历史关系也很复杂。中国的“两河文明”需另有个说法。 从地图上不难看出，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彼此相距不远，中上游最近处恐不足百里，下游今天已汇流为一，两条河流所处的地理、气候条件基本相同，水性不致相差太大。历史上两河之间（称“美索不达米亚”）有苏美尔等古老文明发祥，两河合力浇灌，养育出灿烂成就，如车轮、历法、文字。两条河流在人文发展上的“一体化”，是那里的明显特点。 中国的黄河、长江，在养育早期文明方面，很难说一体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不同，是两大类各自成长的原始文化，互不统属。即使到了铜器时代，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人文关系也不是那么清楚。西亚的两河流域约在公元前二三二〇年时出现统一国家阿卡德-苏美尔，形成“两条河流，一个王权”的局面。而中国的黄河、长江两流域最早何时共尊一个王权，还是个尚待研究的问题，不过显而易见的一点是，黄河、长江的统一比西亚那两河的统一要难得多，也伟大得多。在中国早期国家阶段，所知力量最大的王权，即夏朝和商朝，都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可能另有大小王权，或无法确知，或势力小不成气候。黄河流域的夏王权势力是否曾到达长江流域？按史书的说法，大禹曾巡狩到会稽（今绍兴一带），算是到了长江。但今天的历史学家对此事多抱怀疑态度，认为夏朝不可能远控江表。商朝的势力到没到长江？本来也是否定的人多，赞成的人少，但是最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提供了一些有利于赞成派的证据，问题开始变得有趣。首先是一九七四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现，其中有城邑宫室、奢侈墓葬、手工业遗址等，各种铜器、陶器的风格与郑州商朝都城遗址的相同。根据这些实物证据推测，很可能是黄河流域商朝的一支贵族率人来到这里筑城定居。问题是，这位贵族为何远离热土辗转至此？他是否负有商王的什么使命？如果这位贵族不是偶然来到这里，而是履行商王的一项部署，那么我们可以说：黄河流域商朝的王权到了长江，“两条河流，一个王权”的局面获得了第一个证据确凿的支点。
不过，盘龙城商朝据点的政治意义，必须有更实际的经济说明、军事说明或信仰说明，才站得住，无端的领地扩张、为领土而领土的事情在商代应不存在。在盘龙城遗址被发现以后，继而探索商王对于长江流域究竟抱有怎样的需求的问题，便是一个很实际、很重要的历史地理问题。在长江流域，不断有铜器时代的重要遗址被发现，犹如重笔勾勒出长江流域惊人的铜器文明。最有名的当属江西新干大洋洲、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不过在考虑盘龙城商朝据点的战略意义时，一批商周时代铜矿在长江中游的发现尤其值得注意，它可能提示着北方早期王权觊觎长江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文明特征而论，没有铜器不成商朝，商王对于铜矿资源的控制一定不吝代价。所以一些考古学家推测，盘龙城商朝据点与控制长江中游的铜矿可能有关系。经济的需求（铜矿）导致政治行为（诸侯据点），在理论上没有问题，在历史事实上也很有可能，也许黄河与长江的政治结合就是这样开始的。 黄河、长江是中国历史上的文明大河，其两岸均为人文渊薮，但“两河”的政治统一过程并非一件简单迅速的事，而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它需要强大的王权或皇权支持，还需要跨越大空间的社会组织措施。黄河、长江的最终全面联合，是中国古代政治家的巨大成就。九十多年前，德国社会学家弗兰茨·奥本海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名是《论国家》。这是本篇幅不长的讨论国家历史问题的书，一九九九年被译成中文出版。书中在讨论国家起源时，涉及一些地理性质的问题，很值得注意。历史学家们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揭示出许多历史发展的机缘，而从历史地理学的观察角度，我们强调历史发展还须有一个地理机会。所谓地理机会，意思是具体的历史发展从不是在空中抽象地完成，而必当在一处或几处关键的地理部位上首先获得条件，最早发生，然后还是在地理上，渐渐扩大，最后完成。历史发展的地理机会，就是那个（些）最早具备条件的地理部位。善于“脚踏实地”思考问题的人，都会明白，历史发展没有地理机会是不可能的。英文的“发生”一词写作take place，直译是“得一个地方”，很有地理意味。国家的产生问题可以作为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来讨论（这样的讨论已经相当多了），但是讨论一个具体国家的产生时，却不能总是抽象，章学诚说过：以议论为春华，以事实为秋实，要华实并进。如今研究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问题，以文献、考古材料之丰富，应当开始考虑摘取秋实了。中国最早的国家“秋实”集结在晋南豫西地区。虽然在国家诞生的前夜，也就是“龙山文化”后期，我国方域之内存在不少临近国家“门栏”的社会族群，苏秉琦先生曾将其归纳为六大区系，但无论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如何繁盛，辽河之畔的红山文化如何发达，它们都未能跨越门栏而形成真正意义的国家。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形成于晋南豫西，即夏朝。看来，只有晋南豫西地区存在着国家产生的“地理机会”。奥本海在《论国家》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在纯粹农民居住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不易产生国家，甚至说“原始农民从未创立过国家”。他援引地理学家拉策尔的观点，认为农人与牧人之间的矛盾，是早期文明发展的推动力，“国家首先在那些与遥远的草原接壤的富裕的农民地区产生”。奥本海观点的普遍适用性，可能有问题，他所依据的主要是西亚的历史，对于埃及或南美可能不一定适用。但其强调农人与牧人的接壤处是早期文明激发地带的观点，也许确实代表了一类模式，值得我们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时注意。我国北方有一个绵长的农牧接触地带，这样一个特殊的人文地理结构为中国历史带来了一项恒久的历史主题。在中国古代的“正史”中对这个历史主题有丰富的反映。近世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曾详细考察过这个历史主题，写有《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今天的史学家、考古学家都承认，遗漏掉这个历史主题将不成其为中国历史。在国家起源的问题上，很可能也是如此。如果考虑国家起源之“地理机会”的人文边际特性，在夏文化（即中国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分布地域中，我们更关注晋南地区。晋南是中国古代北部“人文边际”地带的最南端。司马迁曾明确指出这里存在过的一条人文分界线，即“龙门—碣石”线（见《史记·货殖列传》，今习称“司马迁线”），上古晋南地区的这条人文界线，大体由今天的龙门山向东北延伸，经霍山再向东北，最后止于今河北昌黎一带。这条线是农业地带与非农业地带的分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称“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是一个狩猎畜牧的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在山西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化面貌与社会特征上，已经表现出区域差异。特别是从经济上观察，在滹沱河至晋中一带，“多半是狩猎、畜牧为主而兼营农业”，在晋南与晋西南地区，“则多半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和畜牧业”。（王克林《山西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上，《山西文物》一九八六年一期）山西考古学者认为，这种差异可能说明彼时已形成两大族群，北面的族类“可能是属狄（翟）族及其先世”，南面的族群“似可视为中原华夏族或其支系的先世”。（王克林《山西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上，《山西文物》一九八六年一期）无论族属如何命名，这些文化现象说明在这个时候，已逐渐出现了一条“农猎”或“农畜”的分界线。在随后的历史时期中，山西南北一线的文化曾有南北影响强弱的拉锯变化，这在北部的朱开沟文化中有所反映。在南北文化拉锯变化的某个时间段，陶寺龙山文化在晋南出现，它的来源背景尚待确证，但其所包含的早期国家因素（礼器）却渐为公认。陶寺文化分布于汾河下游及其支流浍河流域，在临汾、襄汾、侯马、曲沃、翼城、绛县、新绛、稷山、河津诸县（市）发现大量遗址。核心区是崇山周围的汾浍三角洲地带。遗址年代距今四千五百至三千九百年。从遗物中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看，其经济为发达原始农业。在时间与地理区位上，陶寺文化与夏朝具备衔接关系。夏代国家形成的事实让我们无法忽视与其时空密切的陶寺文化的意义，而陶寺文化的地理位置，也让我们无法忽视它独特的人文边际关系。后来的晋国几乎占据了与陶寺文化相似的地理位置。关于晋国，史书中称“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拜戎不暇”（《左传·昭公十五年》），陶寺文化时期，周围的“深山”里活动着些什么样的人群，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关于晋南国家起源的历史，我们可以讲的话比以前多了许多，而晋南的特定人文地理部位，要求我们一切判断要以晋南的基本人文地理事实为依托。历史事件的地理机会有其必然性的内涵，夏朝国家绝不会是偶然地于晋南登场。我们站在历史地理学的立场认为：认识晋南，才能认识夏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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