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文研】蓝田吕门力挺“厚道圣人”

​大凡王者的崛起,身边必有一群铁杆支持者,否则大业难成。比如萧何、韩信、张良、樊哙之于刘邦;孔明、关羽、张飞、赵云之于刘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魏征、房玄龄、杜如晦之于李世民。帝王如此,圣贤亦如此。孔子之所以成为儒圣,正是得益于颜回、子路、子夏、曾参的追随,若非七十二贤,若非弟子三千,难以想象孔子之学能够传世不朽。论及张载的关学之壮大,就不得不提到北宋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蓝田四吕”,即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四兄弟。正是由于“四吕”的站台,关学脱颖而出,成为时人推崇的理学重要一脉。究其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三兄弟先后拜张载为师,引发关学大热;二是张载及其关学受到了“四吕”之中官位、声望最高的吕大防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全力支持。

蓝田吕氏的先祖为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人,后迁居京兆蓝田(今西安市蓝田县)。祖父吕通曾任宋廷太常博士,父亲吕蒉简也曾担任刑部比部司的郎中。吕蒉简有子六人,除一子幼时早天外,其余五子皆学有所成,考中进士,被授以官爵,尤以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四人最为出众,被时人誉为“吕氏四贤”,又称“蓝田四吕”(或称“蓝田学派”)。“四吕”兄弟在《宋史》中都分别有传。

长兄吕大忠(约1020-1096年),字进伯,北宋年间关学著名代表人物。皇祐年间考中进士,历任陕西华阴县县尉、山西晋城县令,后升任秘书丞;熙宁年间遭王安石排挤后辞官;元丰中期,朝廷启用他为河北转运判官;元祐初年,历任工部郎中、陕西路转运副使,以直龙图学士身份知秦州;绍圣中期,被升为宝文阁直学士,知渭州(今甘肃省平凉)。由于其弟吕大防遭新党排挤,吕大忠也遭到牵连,被降为待制,不久卒。死后以学士官职葬于蓝田。

二弟吕大防(1027—1097年),字微仲,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声名最为显赫。1049年进士及第后,他一路做到尚书左仆射(宰相)兼门下侍郎,封汲郡公,后因“元祐党禁”被哲宗会同新党一派贬为舒州团练副使,至虔州信丰(今江西信丰县)途中病卒。南宋初年被追谥为“正愍”,追赠太师、宣国公。著有文录二十卷;工书法,有传世墨迹《示问帖》。

三弟吕大钧(1029—1080年),字和叔,自幼胆识过人、文才兼备,曾谏言朝廷“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深得宋廷上下认可,为北宋理学关中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授秦州(今甘肃天水)司里参军,任延州(今陕西延安)监折博务、三原知县、后供(今福建福州)知县等职。卒于任上。

老幺吕大临(1040—1090年),字与叔,宋代著名理学家,有“古代金石家之父”之美誉。元祐元年(1086年)位太学博士,后迁至秘书省正字;元祐四年(1089年)受范祖禹的举荐,但未及用,不久之后,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一岁。

世间万物本是有其必然联系的,人与人的交往也是如此。

张载之弟张戬(1030-1076年)自幼聪慧,少年时便才华非凡。皇祐五年(1053年),二十四岁的张戬和三十四岁的吕大忠同时进士及第。关中一地同时考中两位进士,这在当时绝对是轰动一时的头条,势必增进横渠张氏、蓝田吕氏两族的关系。而且,张载在出仕前,因其“敦本善俗”的品行和“气质刚毅,德盛貌严”的处世风格,赢得了关中仕人的尊敬和爱戴,还有名臣文彦博聘请其去长安宫讲学的佳话等。以上种种都促成了张载和蓝田吕氏兄弟的交往,以及后来诸吕的拜师行动。

最先拜张载为师的正是同届吕大钧。1057年,二人同中进士，入朝为官。吕大钧被授予秦州(今甘肃天水)司里参军,张载则被授予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两人算是平级的同事关系。吕大均为人谦逊好学,在老家蓝田时对张载的学识、品德已有所耳闻。汴梁科举间腺,张载在大相国寺坐虎皮椅讲《易》,风靡京师,同为考生的吕大钧对其顿生敬仰之情。1057年进士授官后,吕大钧便拜张载为师,学习理学要义。在《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之《伊洛渊源录》卷八《行状略》中有载:“君曰大钧,字和叔,姓吕氏。其先汲郡人……嘉祐二年(1057年),以进士中乙科,授秦州司理、监延州折博务……盖大学之丧废绝久矣,自横渠张先生倡之,而后进蔽于俗尚,其才俊者急于进取,昏塞者难于领解,由是寂寥无有和者。君(吕大钧)于先生为同年友,及闻先生之学,于是心悦诚服。宾宾然执弟子礼,扣清无倦,久而益亲,自是学者靡然知所向矣。”这段文字是对吕大钧拜张载为师及由此引发张载之学受到追捧而大热的原因。由于吕大钧出身名门望族,与张载为同期进士,又同时入朝为官,他的拜师行动彻底改变张载门下“寂寥无有和者”的冷清现状,前来拜师的学生逐渐多了起来。这是张载及其关学初兴的引爆点,而吕大钧也为关学荣升理学一大门派立了首功。

熙宁元年(1068年),在渭州军事判官任上的张载受邀回到陕西武功县绿野亭讲学,这是他在关中地区影响力较大的一次讲学活动。据说此次讲学轰动关中。由于讲学成功,关中地区仕子学人纷纷前来拜张载为师,吕大临也出现在此次拜师的弟子当中。由于吕大临慧根独具,对张载思想的理解精准到位,加之其学习刻苦,很快便成为张氏弟子中的一枝独秀。此时,张载仍在仕途,尚未回到横渠面授讲学,一般采用书信往来的方式进行授业或指导。《上横渠先生书(一)》便是该时期作为弟子的吕大临和老师张载进行交流学术时极为著名的书信之一。吕大临始终坚持张载提出的“气”为人和万物本源的一元论,并沿此思维路径,继续论证了“天人合”“天下一人”“万物一体”等说,体现了关学“仁民爱物”的宽阔胸襟和济世情怀;同时又根据张载“一物两体”的辩证思想,提出了独创的“一体二用”“生生不穷”“与时消息”“随时识事”等以及认识事物的变化规律,适应事物的变化形势,因势利导,不断变革图新的发展观。1076年,吕大临又作《上横渠先生书(二)》《上横渠先生书(三)》,与老师探讨天道和性命的话题,寓意深刻。

张载去世后,吕大临于悲痛之中写下了著名的《横渠先生行状》,记述了先师张载的生平事迹和诸多功德。作为弟子,这是吕大临对张载最敬重的献礼。尽管后来吕大临随其他弟子转投二程门下继续问道理学,但他对张载提出的“气一元论”始终深信不疑,并结合关学的“气”对洛学的“理”进行了一番全新的阐释,从而使得吕大临在程门弟子中获得了学霸级的至高地位。后人将吕大临、谢良佐、杨时、游酢誉为“程门四先生”;朱熹更是将其与洛学开创人程颐相提并论,称为“程吕之学”。

再说二弟吕大防。其人文武兼备,堪称北宋中期的一代名臣。吕大防小张载七岁,少时便具侠义风范,这一点与少年张载仿佛。张载后来走上治学之道,而吕大防则崇信佛教,这或也是吕氏兄弟中独他未拜张载为师的原因。朱熹的《答吕伯恭论渊源录》中载：横渠墓表出于吕汲公。汲公虽尊横渠,然不讲其学,而溺于释氏。”说明吕大防和张载很是亲密,亲密到什么程度呢?张载死后的碑文就是吕大防撰写的,即可阴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而张载在渭州做军事判官时,吕大防应在秦凤路(甘肃天水、平凉、凤翔,包括横渠等地区)担任军事统帅,两人距离并不远。张载在卸任回到横渠讲学著述时,极有可能得到了吕大防的支持。张载写给吕大防的《与吕微仲书》扬扬三百言,讨论的都是有关自然的内容,折射出二人交往甚密。而此时,吕大防正位居西北一带军事统帅之职,可说是权柄极大,而已沦为平头百姓的张载若能得到如此朝中重臣的“庇护”与“抬爱”,必定更便于其潜心研学,登堂开讲。吕大防充当的正是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在张载生命的最后时刻,即熙宁十年(1077年)初,吕大防上奏神宗皇帝召张载回京任职。此时,张载正患肺病,但他不愿错过实现政治理想的良机,便带病入京。神宗召张载担任同知太常职务(礼部副职),但未及月余便因政见不合再次辞官,返回横渠途中因病情突变而去世。这是张载于仕途上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而给到其再次出仕机遇的正是吕大防。

其实,张、吕两家已有姻亲关系。张戬将女儿嫁给了吕大临曾说“吾得颜回为婿矣”,足见张家对吕大临的器重之情。受父亲及母家学风的影响,吕大临之子后来也在学问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忠厚人乃信,道深人乃随。张载身上的“厚道味”最终影响并促成了《吕氏乡约》的完成。据说,张载十五岁时便在勉县诸葛武侯祠中写下了家训“六有”,后在横渠期间为教化家人及乡邻又作了家规“十戒”。而此类家规、家训对当时求学于张载的吕氏兄弟触动很大。作为蓝田一地的望族,也有必要以教化乡人的方式将自己的所学传授给乡里,这不仅是作为豪门望族的义务,更是作为“一门五进士”的吕家兄弟必须承担的责任。于是,吕氏四兄弟经过探讨,在张载的指导下形成思路,于1076年由吕大钧执笔撰写完成了中国第一部乡规民约—《吕氏乡约》。明代思想家、教育家冯从吾在其《关学编》中对《吕氏乡约》的推行颇为赞赏:“关中风俗为之变!”可见,它对整个关中地区的民俗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可以说,《吕氏乡约》是“蓝田四吕”实践张载关学的典范之作也是吕氏推高“厚道圣人”张载及其关学兴盛的力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