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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人员，按其翻译职能可分为口译人员与笔译人员。由于学界普遍认为辽、宋、金、元时期的通事特指口译人员，加之一些文献对明代通事本等职责的片面记载，故而很多学者认为明代通事也是专指口译人员。仅有少数学者曾指出，明代通事也能笔译，但其仅就中央通事的笔译情况进行了讨论，对于边疆通事则未言及，加之未结合史料展开具体论述，所以不少说法过于笼统而缺乏准确性。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与详实的史料基础上，充分论证明代中央大、小通事以及边疆通事都具有笔译能力，也经常从事笔译，而且笔译还是中央大通事和某些边疆通事的本等职责。所以通事一词在明代有时可作为口译、笔译两种翻译人员的统称出现。 关键词：明朝；通事；口译；笔译 翻译人员，按翻译职能不同可分为口译人员与笔译人员。学界普遍认为，辽、宋、金、元时期的通事是特指口译人员，译史则是笔译人员专称。[1]而对于明代通事，一些文献记载： 窃惟通事之设，上以宣明华夷一统之分，下以侦察来夷诚伪之情，必须谙习其声音而后能周知其意向，比之译字官生原不相同。盖译字以能译其文为业，而通事以能通其语为职者也。[2] 四夷馆译字官生，职专辩译番文，鸿胪寺通事官生，职专通达。[3] 设十三馆通事译其语音，礼部辖之；设四夷馆译其文字，太常寺少卿提督，亦礼部辖之。[4] 据此则明代通事似乎也只是口译人员，笔译是由四夷馆中的译字官(生）[5]负责，而不少学者因此持这种观点。[6]可是，上述史料所说的仅是中央小通事官职的本职，并非针对所有通事而言。而且，即便是制度设定如此，实际情况也往往会有出入。已有学者指出，明代的某些通事其实可以进行笔译。但不足的是，这些学者所探讨的仅是中央通事的笔译情况，对于边疆通事则未言及，加之未能结合史料展开论证，所以不少说法过于笼统而缺乏准确性。[7]事实上，笔译是在明代中央大、小通事与边疆通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以下即结合史料对三种通事的笔译状况进行考论。 一、明代中央大、小通事皆可笔译 在嘉靖初年之前，明朝中央存在大、小两种通事，之后则因大通事被裁革，中央只存在小通事。[8]这大、小两种通事皆可笔译，可是因其官职品级与具体职能多有差别，所以各自的笔译状况也不同，需要分别论述。 1.大通事为明朝中央译书事务的主管者，笔译是其本等职责 明代大通事是中央译书事务的主管者，笔译是其本等职责之一。据《明英宗实录》记载，大通事昌英的官职之一是“提督译书”,[9]说明中央译书事务是由其所主管。这里的译书事务其实就是进行多语言文书翻译，一般被认为是由四夷馆来执行。但众所不知的是，四夷馆这个机构曾与大通事有着密切关系。在大通事被裁革之前，不少四夷馆教师即是大通事担任，[10]而四夷馆中的译书事务也曾由大通事管辖。[11]当然大通事不但是主管译书事务，有时还要亲自完成一些重要的文书翻译。如据《明宣宗实录》记载，“凡北虏表奏之达朝廷，朝廷诏敕告谕虏中者”，都要其经由大通事李贤的“润译”，[12]而大通事马政[13]也奏称说“臣在御前答应及翰林院译写番字文书”，[14]说明皇帝的诏敕等重要文书，有时就是由他们亲自执笔翻译的。 除了皇帝的诏敕等重要文书之外，大通事还要负责译审礼、兵二部的朝贡“番文”和兵部的军情“番文”。先来看大通事对礼、兵二部朝贡“番文”的译审。明朝要求前来朝贡者必须携带朝贡文书，“凡四夷赴京朝贡，有印者自有印信番文，无印者自有白头番文”，[15]如此方准其入贡，领取赏赐。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朝贡文书是由礼部呈奏，但一些设立卫所的边疆民族的朝贡文书，则需经兵部呈奏，故而明朝的礼、兵二部都有朝贡文书需要处理。而这些朝贡文书很多是非汉文的“番文”，所以在奏呈之前需要翻译审核，这在明代早期是大通事负责。[16]先是译审'番文”是否为伪造。明代伪造朝贡“番文”的现象一度十分猖獗，不少中央小通事通过“扇惑外夷，代之饰词奏请”来非法获利。为杜绝此种弊病，成化年间规定，朝贡人员在到达边境之后，其所携带“番文”必须“用印封识”，“具疏付馆伴之人赍至京师”，以防被调换、作伪，而在“番文”抵达京师后，还要“令大通事亲为阅实”，辨别其真伪。[17]当然辨别文书本身真伪只是第一步，如果“番文”并非伪造，大通事还要对其内容进行翻译研究，审核真假。如天顺七年九月时，兵部发现女真“呕罕河卫都督察阿奴哥、建州左卫都督董山等番文”中“命内官白全通市”一项内容，与来朝女真人员的口头证词不符，就因此劾奏大通事季铎失职，并要求季铎称“今后凡遇外夷投进番文，必须研究明白，然后奏闻”。[18]可见，对于朝贡“番文”的内容，大通事也要译审明白，不得有虚妄不实之处。 再来看对兵部军情“番文”的译审。兵部职掌军机重务，因此需要及时处理第一手的军事情报，方可避免贻误战机。但兵部此种军事情报不少也是来自边疆民族地区，其中不乏“番文”文书，故也要经由翻译审核，明代早期时此项工作也是由大通事负责。这在正德年间兵部调查吐鲁番入侵肃州事件的文书译审中，可以充分体现。正德十一年（1516)吐鲁番入侵肃州事件发生，明廷十分震动，可一时并不清楚该事件的原委，便由兵部展开调查。而大通事舍诚在调查中的数次“番文”译审，发挥了关键作用。据时任兵部尚书王琼的奏疏记载，正德十三年(1518)三月，兵部寻访到正德九年颁发给吐鲁番的“番文”敕书，是查明该事件原因的关键性证据，而这封敕书的具体译审过程是： 本部委官一员，会同礼部提督会同馆主事、鸿胪寺大通事舍诚等，就于都指挥火者马黑木处取出原降敕请，看验宝文字样。如果原系正德九年降与都督奄克孛刺、写亦虎仙等敕书，别无假伪增减情弊，各官就便眼同誊黄，一样三本，比对无差，送本部、刑部、都察院各一本先收备照，仍将原敕封记，付本夷捧收，听候法司取验。如看验敕书内有假伪增减，亦就译审作弊情由，明白呈报定夺。前项原降敕书，若果验无假伪增减，舍钦等不必差去。其写亦虎仙所奏彭总制钓帖差人送来，言说朝廷的敕书上也说一倍还两倍等语，显是差人去诈传诏旨，启衅坏事。[19] 显然，上述参与此次译审的官员中，只有大通事舍诚精通翻译，所以具体译审的其实就是舍诚。而舍诚在译审后发现，该敕书内容与写亦虎仙所言不符，因此是写亦虎仙等“诈传诏旨”才“启衅坏事”，这就找到了此次入侵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20]又同书同卷的另一篇奏疏中也载，同年七月时兵部又收到吐鲁番速坛满速儿上呈的“番文”，其中对入侵肃州一事进行了辩解。而对于该“番文”，也是由兵部“移咨刑部，督同大通事舍诚等，“将番文内所说情由，逐一查审”，[21]则该“番文”也是由舍诚译审。以上说明，大通事在被裁革之前，还要译审兵部的军情“番文”。 2.明朝中央小通事虽不以笔译为本职职责,但也经常笔译 与中央大通事不同，明代中央小通事的职责本来只有口译，并不包括笔译。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也具有笔译能力。据《吏部职掌》记载： 翰林院带俸及鸿胪寺通事、序班、鸣赞、署丞，九年考满到部，俱考判语或所书番字。[22] 而陈邦偁奏疏中也载： 臣备员部属提督会同馆，于鸿胪寺通事、序班等官实有监临之任。……及各通事三六九年考满，但能手书夷言，释字无差，即得以为谙晓，故多但记诵纸上之文，而于各夷语音不务参习。[23] 又徐阶《岁考通事官生》一疏中也说： 盖译字以能译其文为业，而通事以能通其语为职者也。节年相承，必试以字者，良以声音易混，而字画有迹可以旌别耳，然夷语有音而或无其字，译书有字而未尽其音。且今考试题字，只依各夷译书而夷考其书，本以中国之人审问夷语，既未能无误，而自该边或本国转相抄写，亦不免渐失其真。今虽所试字画，尽无讹谬，终不适用，徒为弥文。[24] 这三处记载都说明，明代中央小通事在进行升职考核时曾经长期考试笔译，并以笔译成绩作为升迁依据，即所谓“只依各夷译书而夷考其书”，“能手书夷言，释字无差，即得以为谙晓”是也。而这样做的原因，则是“良以声音易混，而字画有迹可以旌别耳”，也就是便于明白地判定成绩。这种考试笔译的做法，对于以口译为本等职责的中央小通事而言其实并不实用，反会造成其口译能力不足的弊端，但客观地造成其具有一定的笔译能力，只是其笔译水平应该很有限。 而具有笔译能力的中央小通事，则经常借此牟利。上面在论述大通事对于朝贡“番文”的译审时，已讲到很多伪冒的“番文”就是中央小通事所为，此事在余子俊《增重国体事》一疏中记载更为翔实： 访得近年以来，有等小通事，自恃能专其事，诱取夷人货财。中间有不与者，动辄交通来路通事并伴送官舍，巧为词说，务动其心，与其捏写番文，连篇奏进。及查所奏事理，率皆谬妄之言。[25] 可见，中央小通事因为具体负责朝贡人员的接待事务，便与来朝人员串通勾结，通过帮其“捏写番文，连篇奏进”的方式来骗取朝廷赏赐，足见笔译成为其牟利的非法手段而被经常使用。 二、明朝还设置有专门笔译的边疆通事 由上可知，明代中央的大、小通事都可笔译，其中大通事是整个中央翻译事务的主管者，以笔译为其本职职责，而中央小通事则虽不以笔译为本职职责，却也经常以之牟利。除大、小通事之外，明朝中央还设立有专门的笔译机构——四夷馆，培养译字官生等笔译人才，则中央一度存在多种笔译人员。然而，在明代的边疆地区却未设置笔译机构，只是中央的译字官生有时会被派往边疆地区执行任务，但大多是临时派遣，根本无法满足当地巨大的文书翻译需求。为了解决边疆文书翻译的需求问题，明朝采取的是在当地设置译书通事的做法。 此种边疆译书通事，以设置于甘肃地区者最为明显。《明英宗实录》中载： 正统九年八月丁巳，设甘肃译书达子通事一人，从太监刘永诚言也。[26] 这里的“译书达子通事”显然就是一种专门进行文书翻译的边疆通事。目前对于甘肃译书通事翻译的直接记载尚且不多，但依据一些间接记载推测，他们曾屡次在哈密、吐鲁番事务中执行笔译。此类事例不少，如兵部尚书王琼曾在奏疏中，要求甘肃当地官员出布“番文”告示，以安抚当时惊疑未定的归附“回民”人： 合无请敕一道，赉付甘肃镇守、巡抚、巡按官译写番文告示，转发行都司及布按二司，公差官遍发晓谕各该地方寄住回夷知道。[27] 这个“番文”告示既然是甘肃当地官员派人译写，则其译者应该即是本地的译书通事。再如《写亦虎仙谳牍》中载： 正德十一年四月内，牙木兰见倒刺火者不回，恐有泄漏事情，报知速坛满速儿。差今已死夷人斩巴思、俄六思等，将带马、驼、牛、羊、骡等，牙木兰又捎带番书十纸……番书令斩巴思等藏于衣服底合包内。……斩巴思等于今年十月初十日到关，转送副使陈九畴处，审出前情，就于斩巴思衣服内搜出前项书信，译写明白。[28] 这段写亦虎仙的供述中说，牙木兰曾派斩巴思等人捎带“番书十纸”给他，但却被肃州兵备副使陈九畴缴获，陈九畴当即就命人将其“译写明白”。能如此迅速完成文书翻译的，也应该是当地的译书通事。又如，《四夷广记》中收录有两篇哈密卫“番文”的译文，一篇是正德八年(1513)“哈密卫大小头目”写给甘肃“大人每”的，另一篇是嘉靖八年(1529)“哈密满剌米牙”写给甘肃“总制老爹”的。[29]这两篇番文所呈送的既然都是甘肃本地官员，则其翻译应该也是甘肃译书通事完成的。再者，从两篇“番文”译文来看，用词十分简陋，还带有少数民族语法规则，[30]明显带有边疆通事文化水平不高、长于口语直译的特点，而与四夷馆译字官生规范的翻译风格不符，这也说明其是当地的译书通事所译，而非四夷馆译字官、生的译笔。 除了甘肃地区之外，目前来看至少大同以及东北地区也设置了此种译书通事。《万历武功录》中载，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时，俺答汗就曾派遣使者到大同边关呈递“番文”，试图与明朝和谈： 制置使翁万达、给诛徐自得，后先以书(即番文）奏。上有诏，言迤北入贡，起成祖朝，原有封号、印诰，今奏来番文，既无酋长姓名、年月、求贡字样，显是诈伪。总督等官令通事译审番文，及该馆官生译语有无相同，仍诘虏情驰奏。居无何，虏怒汉无故杀戮我使者，遂大入云中。[31] 则该“番文”因为没有书写“酋长姓名、年月、求贡字样”，不符合明朝朝贡文书的规范，而被嘉靖帝怀疑“显是诈伪”。要注意的是，为了进一步确定该“番文”的真伪，嘉靖帝又命大同“总督等官”督令通事重新“译审番文”，以与“该馆(四夷馆)官生”的译文对勘“有无相同”，可见大同总督等官的麾下也存在能笔译的译书通事。 东北地区译书通事的记载更为模糊一些，目前只能推测其应该存在。据马文升《抚按东夷记》中载： 先是，海西兀者前卫都指挥散赤哈上番书，言开原验放夷人管指挥者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文辽东守臣勘之。管指挥者惧，乃因本卫都督产察系散赤哈侄，入贡归，贿求产察言管实无所受。散赤哈闻之，深怨产察，声言聚众犯边，边将以情报守臣。守臣乃译番书，招散赤哈来广宁面折。散赤哈遂率所部十数余人，欲由抚顺关进，赴广宁。[32] 这段记载两次提到对散赤哈所上“番书”的笔译，第一次显然是中央译职人员所为，与此处所论无关，但第二次则说广宁“守臣乃译番书”，'守臣”直接翻译的可能性并不大，具体进行翻译应该还是其麾下的译书通事。又天启二年(1622)王象乾在奏请安抚朵颜三卫等部众时，曾提到： 臣等数四宣谕诸夷，遂于四月之三十日写立汉字、番字罚约合同，令诸夷钻刀说誓，永为遵守。[33] 此时王象乾官任蓟辽总督，则依理推测，此处与朵颜三卫等部众订立的“番字罚约合同”，也是当地的译书通事所译写。 当然，这种边疆译书通事不应该是仅存在于上述三个地区，而是遍布南北边疆，数量极为庞大。可是，由于其他地区的记载尚未能够被充分发掘，故只能留待以后继续研究。 结论 综上可知，明代的中央大、小通事与边疆通事都具有笔译能力，也都经常笔译。不同的是，笔译是大通事以及部分边疆通事的本职职责，但不是中央小通事的本职职责。也许正因为兼具笔译、口译两种翻译职能，所以明代的通事一词也不再是口译者人员的专称，有时还可以代指笔译人员。如《明孝宗实录》弘治十年九月乙卯条就载： 时暹罗国进金叶表文，而四夷馆未有专设暹罗国译字官，表文无能译辨，大学士徐溥等以为请，上曰：既无晓译通事，礼部其行文广东布政司，访取谙通本国言语文字者一二人，起送听用。[34] 这里的四夷馆中的“译字官”本是专职笔译人员，可明孝宗却称其为'晓译通事”，充分说明通事一词在当时已能涵盖笔译人员，成为翻译人员的统称。《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把通事定义为:“明代通译外国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之人员。”[35]所取的应该就是通事作为翻译人员统称的这个广义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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