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直译还是意译 回想一下，外国文学里，有不少作品都是以书中的主要人物命名，比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安娜·卡列尼娜》《大卫·科波菲尔》。 但除了这些鼎鼎大名的作品，其他小众作家和作品要是这么干，读者可能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编辑更得为销量捏一把汗。 面对陌生的人名、陌生的作者，普通读者眉头一皱，可能就再也不会回头。因此不少国内的译者和编辑在出版时都会放弃原作名，重新拟定一个和内容相关但更有吸引力的名字。 例如法国自然主义代表作家左拉的作品《泰雷兹·拉甘》一度被翻译为《红杏出墙》。编辑之心，众人皆知。 以《失乐园》《紫阳花日记》等书为国内读者熟知的日本作家渡边淳一，他的作品1992年《无影灯》在首次被译介时也难逃毒手，被译为《白衣的变态》。 而《贞洁的厄运》《淑女的眼泪》《朱斯蒂娜》《美德的磨难》全都是法国情色专家萨德侯爵的同一本书。 确实都是同一本书 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俄亥俄，温斯堡》一书，只有新经典文化出版时采用了原作名Winesburg, Ohio，其他出版社一概采用了《小城畸人》这个书名。 美国小说Olive Kitteridge在国内出版时，除了原名《奥丽芙·基特里奇》，还尝试过《微不足道的生活》这一译名。 不过在最新的版本中，又恢复了最初的名称。 #02翻译鼻祖 说到意译书名，清末民初的翻译家林纾应当算是鼻祖级人物了。 他翻译的小说由于风格独特，极具创造性，也被称为林译小说。在近代文学史上，林译小说第一次将众多的外国作家及作品引介进中国。 虽对原作进行了大量改编，但依然大大开阔了中国作家们的眼界和艺术视野，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人都是他的读者。 在他的翻译中，能明显看出译者的用心和价值判断。他将小仲马的《茶花女》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将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译为《块肉余生述》，将列夫·托尔斯泰的《童年 少年 青年》译成《现身说法》，还将上文提到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译成《黑奴吁天录》。 不过像林纾这类对原书进行大量删改、又文言成文的大胆做法在今天必定是无法被接受了。 翻译《天演论》的清末思想家严复则是最早提出翻译有“信、达、雅”三难的译者。“信”指意义不悖原文，即是译文要准确，不偏离，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意思；“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顺明白；“雅”则指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得体，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简明优雅。 对于大部分译者来说，兼顾三点几乎不可能，如何取舍，孰轻孰重，则是每个译者的个人选择了。 #03高下难判 哪个译名好，多数时候真是难做判断。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下面就来看几组偏向不同的译名，各位读者看完也不妨选一选，自己更喜欢哪一个。 首先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对石黑一雄多本作品的不同译名。 原名Never Let Me Go的小说，译林出版社先后翻译为《千万别丢下我》和《别让我走》，而2018年上海译文的最新版本则摇身一变换了个《莫失莫忘》的名字。 原名The Remains of Day的小说，译林出版社翻译为《长日留痕》，而上海译文则换了《长日将尽》，意味大不同。 上海译文出版社《我辈孤雏》这个译名大概是想改改《上海孤儿》以及原作名When We Were Orphans的冷气。 类似的还有英国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的自传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这位“叛逆”女作家16岁便从道德约束极强的基督教家庭出逃，从此过上了让母亲咋舌的“不正常”的生活。 新经典文化将这本书译作《我要快乐，不必正常》，而台湾木马文化则译成了截然相反的《正常就好，何必快乐？》。 奈保尔的作品Half a Life，在上海译文出版时书名为《浮生》，后新经典文化出版时则以《半生》为书名，更接近原作名。 奈保尔另一本文集A Writer's People分别被译成《作家看人》和《看，这个世界》，不难看出编译者不同的小心思。 盘点了这么多，不知你是否也想起了些什么。 你见过哪些译名差异大的外文书？小编已经看花眼，剩下的就交给各位读者来补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