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虞夏殷周之治》再认识

　　清华简八《虞夏商周之治》仅3支简，共104字（含重文1处）。原无篇题，由整理者据文意拟定。该篇多涉上古三代礼乐制度，相关内容可与《墨子·三辩》《韩非子·十过》《淮南子·齐俗训》《仪礼·士冠礼》及《礼记·明堂位》等文献合观。自简文刊布以来，学界对其主旨及性质探讨歧说纷然，未有定论。

　　为便于讨论，现将整理者释文迻录于下，个别字词释读参考诸说，择善而从。其文曰：“曰昔有虞氏用素。夏后受之，作政用俉，首服收，祭器四琏，作乐《羽籥》九成，海外有不至者。殷人代之以三，教民以有鬼畏之，首服作冔，祭器六簠，作乐《韶》《濩》，海内有不至者。周人代之用两，教民以仪，首服作冕，祭器八簋，作乐《武》《象》，车大辂，型钟未弃文章，海外之诸侯归而不来。”

批判礼乐与节用裕民

　　整理者认为，本篇以虞夏商周礼乐由朴素走向奢华，以致从夏代的“海外有不至者”到商代的“海内有不至者”，再到周代的“海外之诸侯归而不来”，阐发崇简戒奢的治国思想（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中西书局2018年版）。王宁进一步指出，其目的在于表述一种财用观念（《清华简八〈虞夏殷周之治〉财用观念浅议》，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8年9月26日）。马文增提出不同观点，认为简文意在以虞夏殷周为实例而言治天下之道有“变”与“不变”之理（《清华简〈虞夏殷周之治〉六题》，《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相较而言，前两说更为妥帖，因为节用裕民是清华简治道理念的重要内容，在其他篇章中亦多有体现。如清华简六《管仲》桓公问管仲施政之道，管仲答曰：“敛之三，敷之以五，其阴则三，其阳则五。是则事首，惟邦之宝”；清华简八《治邦之道》主张慎用民力，“度其力以使之”“资裕以易足，用是以有余，是以敷均于百姓之兼利而爱者”；清华简九《治政之道》批判在位者“聚厚为征贷，以多造不用之器，以饰宫室，以为目观之无既”。

　　在节用裕民举措中，俭省礼乐祭祀又是重要内容。如清华简八《邦家之政》所述“邦家将毁”诸多缘由，其中就包括“其宫室坦以高，其器大，其文章缛，其礼采，其乐繁而变，其味杂而齐，其鬼神庶多，其祭拂以不时以数”。清华简八《治邦之道》亦提到“不厚葬，祭以礼，则民厚”。不过仅就礼乐器服而言，《虞夏殷周之治》节用主张的针对性更强，其他简文除批判礼乐繁缛外，还涉及宫室、饮食、服饰等日常奢靡之费。

以史为鉴 虚实结合

　　《虞夏殷周之治》并非直接批评时政，而是以史论政，这继承了西周的史鉴传统。就目前刊布的清华简来看，很多篇目都蕴含较为浓厚的史鉴意识。如清华简一《祭公》“呜呼！天子，鉴于夏商之既败”；清华简二《系年》“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清华简五《殷高宗问于三寿》“诊夏之归商”；清华简九《治政之道》亦云“昔夏后作赏，民以贪货；殷人作罚，民以好暴。故教必从上始”，“昔三代之相取，周宗之治卑，尽自失秉”，“远监夏后、殷、周，迩监于齐、晋、宋、郑、鲁之君”。但《虞夏殷周之治》呈现的是虞夏殷周“四代”史观，这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传世典籍中较为常见。

　　不过，《虞夏殷周之治》有关“四代”表述并不一定符合历史真实。简文提到殷人“作乐《韶》《濩》”。“作”有始作之意。但实际上，“韶”并非殷商时作，而是虞舜之乐。《竹书纪年》即提到帝舜有虞氏“作大韶之乐”，《说文解字》亦云“韶，虞舜乐也”。至于《韶》与殷商的关系，传世文献多记述为商汤因循韶乐。如《墨子·三辩》商汤“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護》，又修《九招》”；《吕氏春秋·古乐》“汤乃命伊尹作为《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简文作者言殷人作《韶》，或为了与夏“作乐《羽籥》九成”、周“作乐《韶》《濩》”相对，追求句式齐整而混言之。

道乎？墨乎？

　　至于《虞夏殷周之治》学派属性，目前主要集中在道家与墨家两端。石小力指出，简文反映了道家崇俭戒奢的治国思想（《清华简〈虞夏殷周之治〉与上古礼乐制度》，《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尉侯凯认为，简文与墨家节用尚俭的思想更为切近（《清华简〈虞夏殷周之治〉补释一则》，《简帛》第2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前说似将简文“素”字与道家见素抱朴思想相联系；后说则认为简文与墨家节用、非乐等主张相契合。两种观点的论据都不够充分。尚俭节用是夏殷周三代以来的政治传统，为当时诸子普遍接受的共识。因而由尚俭节用很难判断文献的学派属性。

　　但这是否意味着简文性质难以确定？并不尽然。若从《虞夏殷周之治》对礼乐的认识与态度着眼，或有新的认识。简文所述夏殷周三代礼乐制度多见于儒家礼类文献。如简文提到的夏“首服收”、殷商“首服作冔”、周“首服作冕”，与《仪礼·士冠礼》“周弁，殷冔，夏收”相参看。其中，“首服”指称冠戴服饰，可与《周礼·春官宗伯》“其首服皆弁绖”相联系。再如，简文提到的夏“祭器四琏”、殷商“祭器六簠”、周“祭器八簋”，可与《礼记·明堂位》“夏后氏之四连，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合观。

　　由此不难推断，简文作者对儒家礼仪及其经典较为熟悉，不排除为儒士的可能。但简文将礼乐作为批判对象，又不能体现出儒家注重礼乐的特质。这两者是否相互矛盾？其实，简文作者可能是荀子所谓“俗儒”，他们“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以至于“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荀子·儒效》）。因此，简文很可能由儒家“缪学杂举”一派所作。他们不固守礼乐圭臬，能够围绕现实政治需求，对礼乐有所损减。如此，上述所谓矛盾之处即可得以解释。

　　该篇虽简短，但末简有绝止符，内容较完整。贾连翔称，在清华简未公布的篇目中还有一部分竹简与《虞夏殷周之治》篇的编痕、契口及竹节位置相同，划痕也可贯联，推测可能属于这卷竹书（《战国竹书整理的一点反思——从〈天下之道〉〈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虞夏殷周之治〉三篇的编联谈起》，《出土文献》第13辑，中西书局2018年版），《虞夏商周之治》很可能是一卷竹书中的一部分。此外，简文篇幅太短，又以“曰”起句，并未提及论述具体对象。因此，该篇单独成篇可能性较小，似可将其视为某篇的一部分。如此，“曰”前无言说对象之由即能得以解释，或因承前省略，又或前有相关指称，但尚未发现。唯有待简文篇卷明确后，方可对其文本性质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子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