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提到，学哲学需要学习哲学史，这其实早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了。黑格尔也曾经说过“哲学就是哲学史。”既然大哲学家都这么说了，我们这么做当然就更不会有错了。 当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我今天却想从另一个角度再来论证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作为我之前那篇文章的续篇。  哲学与哲学史是两个概念，既然是两个概念，它们之间当然还是有差异的。 哲学史是一部观念的历史，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以往哲学思想进行陈述和解释，哲学史的学科线索是时间。而且，由于哲学史研究的是已经过去的、定性了的思想，所以其任务不是发挥，而是忠实地还原那些已故前辈的思想。总之，哲学史的重点特征是“史”，它的研究具备很强的历史学科的特征，比如追求客观性。 这就要求哲学史家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时刻保持一种自觉的清醒：自己当下表达的内容到底是在转述某位已故哲学家的思想，还是自己独创的观点。在第一种情况中，他是一位哲学史家；在第二种情况中，他是一位哲学家。当然，从职业的角度来讲，哲学史家本身就属于哲学家的一种，哲学史家当然也有随时切换自己身份的自由，但是我们同样也必须要求他们在自由切换的时候保持一种自觉的清醒，知道并告诉别人，自己哪一段话应该被放在引号里并标明出处，哪一段话不需要这么做。  哲学就不太一样。它的学科线索不是时间，而是问题。当哲学家们对某个问题感兴趣时，他们当然也会翻阅前辈们的著作，从那里找到一些灵感的基本的素材。但这些东西只出现在他们论文的文献综述里。哲学要站在哲学史这个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行，而不能永远停留在述而不作的考古工作上，后者只是哲学研究的起点罢了。 我们会发现，相比于哲学史，哲学要更具备创造性和开拓性。 对于一位哲学家而不是哲学史家来讲，卷帙浩繁、群星璀璨的哲学史只是自己的一本工具书罢了，他不一定得按照这本词典的目录从第一页认真看到最后一页，他只会在需要的时候查阅它，并作为自己研究的参考而已。既然是参考，那么哲学史的内容不一定被这位哲学家奉为圭臬，他在查阅的时候，不是为了去获取某些确定性的知识，而是为了展开批判，拓宽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思路。 这种态度有点类似于王夫之，他建议大家在搞学术的时候，应该秉持一种“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的气概。 甚至有可能，有的哲学家们感兴趣的问题在以前根本没有被讨论过。这个时候更需要哲学家们展开完全自力更生的研究。  从以上区分的内容来看，我国的哲学研究更多的停留在哲学史的层面。圈子里的学者们互相问及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你是研究谁（即哪位哲学家）的？”这几乎成了学者们重要的学术名片。哲学学术圈和时尚圈一样，也有自己的时尚，某段时间会流行研究某个学派或哲学家，学者们就会蜂拥而至，转向这些学术热点。学术热点变幻不定，转瞬即逝，学者们疲于追逐，最终都不了了之。 当然，我国的哲学研究起步晚，时间短，对外国哲学尚处在基本的译介阶段，现在提出独立研究的要求未免拔苗助长。但是我们眼里要有这样一个理想，并应该开始为此做一些准备了。 这就是所谓的“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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