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海雄，1975年生，甘肃静宁人。就职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文化研究院）原办公室主任，2017年始从事书法专业教学工作，主要担任课程：行书临摹、行书创作。       王羲之书法地位的历史文化阐释 王海雄 【内容摘要】 王羲之书法之所以能“千古第一”，与其所处的承前启后的书法关键转折时代有重要关系。王羲之熔炼出一种最能符合中国人审美的文质彬彬的书法之美，并且用书法艺术完美地诠释了魏晋风度和自由人格，表达了浓郁的生命情怀。其书法艺术实现了飘逸之美与仁者情怀、赤子深情的完美结合，实现了书品、人品、文品的珠联璧合，达到了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从而成为开宗立派、百世不移的宗师，理所当然地“千古第一”。 【关键词】王羲之 书法 历史地位     在璀璨的书法史上，王羲之始终是最耀眼的星，被尊为“书圣”，光耀千古，泽被百代。但是，如果要问：王羲之书法何以“千古第一”？是因为唐太宗的褒赞、推崇吗？如果仅仅是唐太宗的褒赞、推崇，那唐代以后的一千多年里，人们为什么都会跟着唐太宗去众口一词地赞扬，而毫不怀疑？是因为王羲之书法的风神俊迈吗？在古代书法家里面，书风风神俊迈者亦不乏其人，羲之书法究竟是怎样的风神俊迈，而能独享“千古第一”？是因为王羲之书法的“功力”最深吗？其实单以书写而言，古代一些优秀书法家的书写功力，在今天是很难遽定轩轾的。在我们看来，理性而深刻地解释羲之书法何以“千古第一”，是书法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而复杂的理论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长期以来，学人对王羲之其人其书有着丰富的研究，但对这一问题，尚需更进一步的深彻通透的诠释。我们以为，要想较为深彻通透地解释这个问题，就必须兼顾到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为此，本文提出以下解释，以求抛砖引玉之功。 一、王羲之处于中国书法转变的关键时刻，他的诞生，是时代书法艺术的集成，是时代推出来的代表。 中国书法转变的关键，一是西周，一是魏晋。西周的大篆奠定了中国书法温婉雄丽的基本特征，魏晋时期的行草确立了中国书法至今不移的基本风貌、体势与法则，而熔铸出新、建立东晋书法风貌、体势、法则的，则非王羲之莫属。 汉隶古朴，简书粗放。张芝为草书立法，建立了有法可依而从容、优雅、婉丽的草书书风，然而，张芝草书尚带有较为明显隶书笔意，所以，尽管其书已经为当时普遍师法，但还不足以尽变古法、全面出新。此后，蔡邕、钟繇将隶书文人化，尤其钟繇真书，大量剔除隶书笔意，显得“势巧形密”【1】，笔力劲健，“高古纯朴，超妙入神”【2】，将书法推向了文人雅致的高峰；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钟繇不可能将正、行书中的隶书笔意剔除尽净，而且，其字“字细画短”【3】、“长而逾制”【4】，笔画迟涩、不流便，所以，在字的体态上也留下了供后来者完善美化的余地。应该说，自张芝、钟繇以来，无论草书，还是真书，均有了大幅度革新，走在熔铸出新的路上，但一种完善的、可供百世法则的书风、书体尚未建立。毫无疑问，随着社会需要越来越复杂，以及唯美之风盛行、文人书法盛行，对钟繇那种优雅却书写极慢书风的变革，是迟早的、必然的事。 羲之书法祖师钟、张，唯钟、张是瞻，对此，他有明确表述：“寻诸旧书，惟钟、张故为绝伦，其余是为小佳，不足在意。”【5】“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6】显然，王羲之是以钟、张之书作为典范来师法的。在此基础上，他借鉴历史与时代的书法经验，“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7】，顺应并引领时代潮流，熔铸出新，终于站在了时代书法的巅峰，并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赢得了最广泛的认可，从而开宗立派，成为千古书圣。从这个角度来说，王羲之师出钟、张而全面出新，正是书法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说，王羲之书法是时代推出来的杰出代表。如果用丹纳的观点来解释的话，王羲之就是晋代书法领域的最强音，而在他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个群众的、以及其他书法家的一大片声音，“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8】。王羲之正是站在魏晋这个书法剧烈转变的关键点上，站在这个书法时代“一篇和声”的深厚背景之上的。假如王羲之特立独行、脱离这个时代，那他不会有这么高的成就，也不会有那么强的代表性，更不会获得后世如此高度的认可。所以，说王羲之书法是时代推出来的结果，当毫不为过；王羲之也适逢其运，集其大成，完成了这个伟大的转变，从而成为书法领域的百世宗师。 二、王羲之熔炼出了一种最能符合中国人审美的书法美：文质彬彬，尽善尽美。 “文质彬彬，尽善尽美”语出《隋书·文学传序》，但其根本审美精神则出于《论语》，是魏征等人对孔子审美思想的提炼与升华，它深刻地概括出了孔子文艺思想的精髓，也成了古代文艺审美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表达。“文”即人的文采、文饰，“质”即人的伦理、品质，孔子的意思是，一个人只有其文采与品质和谐并茂时，才能称作君子；“善”属于伦理评判，“美”属于感官体验，一个人、以及由此引申而及的艺术作品，只有其文质并茂、美善兼修时，才是最值得肯定的。“文质彬彬，尽善尽美”一语，兼顾到了艺术的实用与审美、内容与形式，体现出高度的理论智慧，成为民族文艺审美的经典标准，对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正因此，历史上凡是不符合这个审美标准的文学和艺术，就都不可能给予较高评价，宫体诗、花间词等，就是典型代表。唐初，魏征等在总结南北朝文学创作得失时，提出了合南北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文学理想，成为盛唐气象的理论先导，也为盛唐气象的早日到来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唐太宗评王羲之的书法成就，在“详察古今，研精篆、素”的基础上，也给予了“尽善尽美”【9】的评价。按照孔子的审美理想来看，这是对艺术家所能给出的最高评价；即使对于提出这个审美标准的孔子而言，终其一生，也未给予任何人、任何作品以“尽善尽美”的评价。应该说，唐太宗的评价基于最本色、最典型的民族审美标准，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也得到历代学人的普遍认同。 我们以为，羲之书法是对自孔子以来“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艺术审美的理想诠释。他继承了钟繇书法雅致的一面，同时又将行书推向了文人书札及生活日用之中，既用书法表达其士大夫的高情雅趣，又以之去呈现生活中的丧乱之悲、病痛之苦、思亲之切、相聚之欢。羲之书法方圆结合，表里莹润，点画映带，顾盼成趣，欹斜之间，风神宛然。在风格上，沉着痛快者有之，飘逸洒脱者有之，悠游从容者有之，但总能做到收放自如、婉媚多姿。其情感上的诚实、仁善，与书风上的飘逸洒脱，以及技巧上的炉火纯青，实现了高度协同，最能符合“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根本宗旨。正因此，羲之书法才既能获得庙堂文臣和精英士大夫的青睐，也能获得普通文人、百姓的赞许，才有可被历代书家推崇，以至于定于一尊，成其千古第一。从这个角度来说，羲之书法是书法土壤之上培育出的最具中国元素、最能符合中国人审美的艺术之花。相较而言，宋四家中的“苏、黄、米”三家，其书法亦极具魅力，其个性化程度甚至是超过了王羲之，但他们没有赢得“书圣”的美誉，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个性化的美与民族共同审美之间尚有距离之故。 三、王羲之用书法完美地诠释了魏晋风度和自由人格和。 晋人遗落俗事，崇尚个性，悠游山水，感悟玄理，服食求药，与名僧相往还，这样的自由人格成就了他们“魏晋风度”、“晋宋风流”的美名，也成了后世士大夫竞相崇尚的精神气度。对于人格觉醒和思想解放而言，这有着重要的意义。阮籍的穷途一哭，嵇康的广陵绝响，谢安的高卧东山，陶潜的长归田园，是那个时代的典范人格；他们的玄心、洞鉴和妙赏、深情，也成了那个时代风度和智慧的代言。千年以来，历史情境或有不同，但士大夫文人对魏晋风度和自由人格的向往却是永恒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尤其是那些处于人生困境或者人身自由有限的人来说，对此渴望更是热切；即便时至今日，也莫不如此。 魏晋风度不仅反映在名士的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中，也内在地体现在魏晋时代的文艺作品中。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与魏晋风度有着精神上的高度契合与统一，本身就是对魏晋风度的淋漓尽致的艺术诠释。王羲之出身于东晋第一门阀琅琊王氏，王氏家族的整体书法水平很高，所以，他拥有着最优良的书法教育条件。功名爵禄对他而言可以手到擒来，因此，他可以东床坦腹，可以悠游山林，也可以无视顶头上司（比如他对扬州刺史王述的态度），还可以醉心于精炼自己的书法艺术。魏晋清谈、服食、悠游的时代风习，也深深地影响了王羲之，所以，他和谢安登冶城、共清谈，一生向往巴蜀之游，大量服食五石散【10】，今存其帖内有这方面的丰富资料，《晋书》本传也记载他“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11】，都可为证。 王羲之身上魏晋风度的更集中体现，是其个性的率真诚实、胸无尘滓、胸次浩然。他“不乐在京师”，是因为他不愿卷入核心政治圈；他的政坛知音庾亮，与他的伯父王导之间，存在着较深的政治裂痕，但他并未因王导的位高权重和家族亲情而背叛庾亮；他不愿让人格受辱，所以才会义无反顾地辞去会稽内史之职；他醉情于林泉之趣，所以才有兰亭雅集的曲水流觞。他从不标榜魏晋风度，却又十分忠诚、内敛地践行着魏晋风度。在熙熙攘攘的东晋名士中，类似王羲之这样率真、洒脱者，除了陶渊明之外，恐怕再也难偶其踪。 从书法作品来看，王羲之书风的风神俊迈，应当是魏晋风度的最集中、典型的艺术呈现。后世评价其书作为“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其着眼点也应当在此；因为羲之书法的风神俊迈是那样彻底地高出时流，人间难得一见，所以才会以“惊鸿”、“游龙”来比拟。王羲之书法体势妍美而毫不艳丽，笔迹洒脱而毫不放肆，锋芒内敛而毫不涩滞，抒写人间情怀却又毫无尘俗之态，“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蓊郁而起朝云”，“洒散而成暮雨”【12】。魏晋风度最想要实现的是自由人格，其思想基础植根于“道法自然”、“观象取义”之上，王羲之书法融汇书艺之美、自然之美、人情之美，其实正是“在艺术领域最完美地体现了魏晋风度”【13】，是对魏晋风度的艺术诠释。千年以来，每当人们欣赏王羲之书法作品时，必然会欣赏及其中充荡着的魏晋风度和泛滥着的自由人格，在欣赏书法之美的同时，还可以寄寓人生感怀、驰骋自由精神、向往自由人格。也正是在这样一遍遍的欣赏和向往中，王羲之千古书圣的地位被一遍遍地认可、确立和推崇，以至于百世不移。相比而言，苏轼的自由人格有兰亭风神，但其书法却洒脱有余而飘逸不足，因此，他难以超越王羲之。 四、王羲之书法作品表达了浓郁的生命情怀，是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 宗白华先生曾论述道：“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14】宗先生认为魏晋人“浓于热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可谓深识洞鉴。魏晋人任性、张扬的个性背后，是纯真而深情的底色，他们拥抱自然、舒展深情，如王戎的卿卿我我、刘琨的一曲悲笳、桓伊的一往深情等，都体现出浓郁的深情之美。 王羲之真于情也深于情，所以，他真诚待友，热爱人民，拥抱自然，情系家国。《晋书·刘惔传》记载了王羲之称誉“伧奴”（东晋时期对南迁北人的蔑称）的一个故事。郗鉴之子、王羲之妻弟郗愔家有一个佣人，因其懂文章，所以王羲之多次向刘惔夸赞。刘惔好奇，追问此人与郗愔孰优孰劣，王羲之回答道：“他只不过是个普通的下人，怎么能和郗愔比呢？”刘惔当即说道：“既然不如郗愔，那他就很普通了，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可以看出，作为“风流之宗”的刘惔，对于普通佣人根本就不屑一顾，而王羲之则不同，他给予这个佣人很多的赞誉，尊重这个普通生命的自身价值。这反映出王羲之的仁者情怀。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情怀，所以，他对亲人丧乱、病痛之苦等，表现出强烈的体恤和同情，有时甚至是同病相怜，今存其《丧乱帖》《姨母帖》《十七帖》等内容，足以体现其拳拳之真的赤子深情。对于国家北伐大业，王羲之可谓念兹在兹，先后对殷浩北伐、桓温北伐都表达过意见；对于“百姓流亡，户口日减”【15】，他也痛心疾首。他超脱了功名，洒脱于天地之间，但他也从未忘怀现实，所以他关注家国和民生，是一个有仁者情怀的、真情而又深情的东晋名士。 这样的仁者深情，对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艺术不可能是纯形式的，纯粹的形而上的艺术不可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在“知人论世”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更是如此。杜甫之被誉为千秋“诗圣”，秦桧、蔡京的书法难获好评，恰可作为正反例证。羲之书法有唯美倾向，但从来都不乏和善之感；虽无雄浑庄严之象，但也从无花哨轻佻之弊。再加上其内容的温厚雅善，使羲之书法实现了飘逸洒脱与和善温丽的完美结合，实现了俊逸人格与仁者情怀的高度统一。相比而言，怀素《自叙帖》虽然也有着高度的书艺成就，但其中沾沾自喜、引王公以自重的情怀，还是与王羲之有着差距的。 王羲之生命情怀在书法中最集中的体现，在《兰亭》一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篇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神品里，浓缩而抽象地汇集了王羲之人格、思想和书法艺术的最精华，本文所谓羲之书法之集大成、文质彬彬、魏晋风度、生命情怀等，在该序中都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兰亭序》的出现，使王羲之当之无愧地登上了书法史的峰巅。甚至可以假设，如果没有《兰亭序》，王羲之能否在书法史上千古独尊，似乎都成了可以重新考量的论题。 王羲之享受着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自然风光，体察着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人文风情，又与诸贤同道流觞曲水、一觞一咏地饮酒赋诗，兴尽归来后，他放怀宇宙，体悟人生，感慨生命，遂俯仰慷慨，文思勃发。这其实是在短短的时间里，浓缩了极为丰富的人生体验，也理所当然地激发了极为浓郁的生命情怀。哀乐之情，今昔之感，生死之叹，都付之一序。他耀文含质，笔走龙蛇，思入风云，用俊美天成、摇曳多姿的书法艺术去呈现丰富而旷远的精神世界，极大地提升了魏晋以来书法艺术的书写境界和精神品位，实现了书品与人品、文品的珠联璧合。《兰亭序》被推为天下第一而当之无愧，除了书写艺术的俊美多姿之外，还与其中丰富、旷远而厚朴的精神境界与生命情怀密切相关。 五、结语 王羲之书法历史地位的确立，原因是复杂的，除了其书法本身的高度成就之外，其他如文化传播与接受因素、民族审美与心理认同因素、突发的偶然因素（如帝王提倡）、历史文化土壤因素等。我们以为，其根本原因是书法本身和历史文化土壤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所有原因都可归入历史文化土壤因素之内。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历史文化本位的阐释。已往的相关研究多是从书写特点、书写风格以及魏晋风度的角度进行，有许多相当深入的看法；本文在此基础上，希望能较为全面、立体地分析这一问题，更有说服力地解释这一书法史上的重要理论课题。力有不逮之处，还请方家不吝斧正。 【注释】 【1】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3214页。 【2】陆行直《〈荐季直表〉跋》。转引自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81页。 【3】梁武帝《答陶弘景论书启》。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2980页。 【4】【9】《晋书》卷八〇《王羲之传》唐太宗论语。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107页。 【5】王羲之《论书》。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1609页。 【6】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100页。 【7】赵孟頫《阁帖跋》，《松雪斋文集》卷一〇。 【8】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6页。 【10】余嘉锡《寒食散考》一文，有详细罗列，可参。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余嘉锡、杨树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374——376页。 【11】房玄龄《晋书》卷八〇《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098页。 【12】李嗣真《书品后》。萧元《唐初书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164页。 【13】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418页。 【14】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见《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5页。 【15】王羲之《致谢安书》。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098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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