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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碑》又名《夏仲兖碑》，全称《汉北海淳于长夏承碑》，立于东汉建宁三年，也即公元170年，为隶书刻碑，共14行，每行27字。该碑原碑已毁，据宋代赵明诚《金石录》跋云：“碑在洺州，元祐间，因治河堤得于土壤中。” 明成化十五年，也即公元1479年，广平知府秦民悦发现此碑仆倒于府治后堂，遂在堂东隅建“爱古轩”将其保护起来，但当时该碑的下半截110字已为后人剜剔。 到明嘉靖二十二年，也即公元1543年，因筑城，《夏承碑》被工匠毁掉。 之后，知府唐曜在漳川书院取旧拓重刻一碑置于亭中。 重刻碑高259.2厘米，宽124.8厘米，文13行，行35字，碑末有“建宁三年蔡伯喈书”一行8字及唐曜重刻题记，均为正书。 现《夏承碑》存世拓本多为重刻本。 据称，《夏承碑》存世唯一比较可信的原石拓本，为明无锡华夏真赏斋本，缺30字，有翁方纲题跋，世称之为孤本。 自元代王恽开始，该碑被定为蔡邕所书，此后诸家多沿其说，但此说实无确据，曾有人对此提出怀疑。 不过，尽管对该碑的作者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历代书家对该碑书法褒贬不一。 元代王恽曾说：“近观公（蔡邕）建宁三年所书《五官功曹掾夏承墓表》，真奇笔也，如夏金铸鼎，形模怪谲，虽蛇神牛鬼，宠杂百出，而衣冠礼乐已胚胎乎其中，所谓气凌百代，笔陈堂堂者乎？” 明代王世贞称：“其隶法时时有篆籀笔，与钟（繇）、梁（鹄）诸公小异，而骨气洞达，精彩飞动，疑非中郎不能也。然蔡集不载，而他书亦不可考，姑阙之以俟知者。” 然而清代王澍则称：“此碑字特奇丽，有妙必臻，无法不具。汉碑之存于今者，唯此绝异。然汉人浑朴沉劲之气，于斯雕刻已尽，学之不已，便不免堕入恶道。学者观此，当知古人有此奇境，却不可用此奇法。”认为有人若是模仿此碑之文法练习，难免会堕入恶道，嫌弃鄙夷的态度溢于言表。 两汉时期是汉字正体字篆书与隶书、楷书转化时期，三者之间的变化，也都在汉代石碑上有所体现。隶书分为秦隶与汉隶，一般认为它承前启后，是由篆书发展而来，又发展为楷书的，其字形多呈宽扁态，横画较长而竖画较短，有“蚕头燕尾”与“一波三磔”之说法。 汉碑中隶书的集大成者，当属《乙瑛碑》、《衡方碑》、以及《曹全碑》、《张迁碑》、《鲜于璜碑》等，它们作为汉碑中的代表，诠释了当时隶书发展的最高成就。 《夏承碑》的石碑，此碑曾被人为损毁100多个字。但据赵明诚《金石录》记载《夏承碑》“刻划完好如新，余家所藏汉碑二百余卷，此碑最完”，由此可见，在北宋年间，刚刚出土的《夏承碑》应该是完好无损的状态。 同样是一块《夏承碑》，为何有人对其盛赞，有人却将其视作“恶道之物”呢？ 究其原因，其实也很有趣。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夏承碑》本身诞生于汉代，并在隶书流行的同时，篆书开始逐渐有所没落，并且楷书的书写形式也在悄然崛起。《夏承碑》中的文字杂揉三体，甚至还囊括了隶书、篆书、楷书的之外的一种怪体书法，令初学者无法弄清其中的奥妙，最后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让自己的书法成为“邯郸学步”似的牺牲品。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我们要说的是，《夏承碑》以及其碑拓能流传至今，其实是一件幸运之事，毕竟它的存在，为我国文化宝库增添了一抹奇异的光彩。 清代碑学兴起，清初郑簠（1622-1693）专精隶书，少时便立志习隶习，学汉碑达三十余年，为访河北，山东汉碑，倾尽家资。他倡学汉碑，对后来汉碑之学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他自称：“作字最不可轻易，笔管到手，如控于钧弩，少驰则败矣。”其隶书飘逸虚灵，活脱洒丽。包世臣《艺舟双辑》将其隶书列为“逸品上”。后人称之为清代隶书第一人。 郑簠广习汉碑，《曹全碑》为其基本体势与风貌。在此基础之上，又溶入行草。《夏承碑》与其他汉碑的某些特征，晚年形成了奔逸超纵，神采奕扬的隶书艺术风貌，以异军突起之势，竖起碑学复兴的第一面旗帜，是清代三百年隶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下面这件《隶书谢灵运石室山诗卷》可以窥见，作品颇有《夏承碑》的遗韵，横画往往重顿，而收笔处用笔放纵，出锋，具有汉简书法的率性。在一些字的笔画上接入篆书结构，如草字头即是，为书法增加几许古朴、雅致。
郑簠《隶书谢灵运石室山诗卷》，纸本，纵39厘米、横283厘米。安徽省博物馆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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