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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心里已经有些准备，但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父亲还是很迷惘。工作说没就没了，以后怎么办？做什么？站在五月的阳光下，父亲有些眩晕。他打开通知书，薄薄的纸上写着“下放证”几个字，中间还有一行小字“光荣下放，支援农业。待国家经济好转，凭此证优先录用”。父亲感觉心里很空，全身轻飘飘的，一点力气都没有，有点像手中的纸。经济好转？什么时候？安慰人罢了。父亲苦笑了一下，把下放证塞到口袋里。回到家，母亲正站在门口等他，整座校园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学校本就不大，几名同事前两天就接到通知走了，学生也都放假了，只剩父亲一家了。一顿沉闷的饭吃完，母亲问，学校解散了，你也下放了，以后怎么办？还在这吗？父亲说，既然不教书了，在这就没意义了，回老家吧！那面亲戚多，看能否入个户口，分点地。母亲同意了。
第二天，父亲从邻居家借了辆板车，放上全部家当，再放上大姐二姐。父亲在前面拉，母亲在后面推，不要半天，就到老家了。那是一九六四年五月，离父亲师范毕业当老师正好五年。父亲一九五九年师范毕业，一九六四年国家经济困难，正式下放。到老家后，很快入户，编入生产队，父亲由老师变成了农民。每天和农民们一道出工，一道分粮，在一个田间地头干活，春天播种，秋天收获，能够熟练地使用各种农具，喂鸡养牛。一段时间后，除了不骂人，不说脏话，已经看不出父亲曾经是一名老师了。一个麦季，父亲劳累了一天，正准备上床睡觉，村支书易大爷来了。易大爷说，小刘，我知道你以前当过老师，现在村里没学校，孩子没地方上学，想办个学校，你来当老师。父亲说，我教书，生产劳动怎么办？工分怎么算？易大爷说，你就负责教书，不要参加劳动，工分按一个整劳力算。父亲说，行，校舍从哪弄？易大爷说，村里有几间仓库，暂时不用，你去看看行不行，要行，我叫人收拾一下。父亲说，好，等麦收结束，我看看，不耽误孩子九月份上学。麦季结束后，父亲去了仓库。说是仓库，其实就是三间矮矮的草屋，一张木门有些朽，四处透风，没有窗户。父亲对易大爷说，门坏了，不安全，得换，还得开几个窗户，不然光线太暗，看不清楚。易大爷说，我来想办法。不久，仓库换上一扇新木门，墙上开了几个方洞。父亲用板车拉几车土，挑水和泥，垒成几排板凳和桌子，一个教室便做成了。但招生却遇上了困难，因为那时孩子都不上学，家长也没这个意识。易大爷说，你挨家挨户去动员，愿意让孩子上学的，给家长算工分，不愿意的，没工分。父亲按易大爷说的，很快招了几十名学生，再从城里买点书，课就上起来了。一个学期下来，来上学的学生基本都能读书、识字，效果还不错。但父亲发现，学生都是男孩，一个女孩也没有，原来家长都重男轻女，留女孩在家干活。父亲又挨家挨户动员，但家长就是不愿意。怎么办呢？父亲想了个主意，开设中午班。每天中午放学后，父亲再留下来，花一段时间给平时不能来上学的女孩上课。因为不耽误家里正常的活儿，家长一般都会允许女孩来上课。女孩也大多喜欢来，因为她们对上学充满好奇，也渴望知识。中午班虽不属于正规教学，但对文化知识的普及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中午班的女孩，都属于自觉自愿，兴趣浓厚。我有时很好奇，父亲一个人教一上午，放学还教中午班，不累吗？父亲说，那时年轻，身体好，也吃苦吃惯了，感觉不出累。除了有时肚子饿，别的没什么。中午班一直伴随着这所学校的诞生与撤销，教会了无数女孩认字写字。有一部分女孩因为上了中午班，继续跟着读了更多的书，有的就上了几年就不上了。我三姐就是通过中午班，然后一直读到初中毕业的。包括她后来处得好的几个同学，都是从中午班出来的。现在看她们熟练地玩着微信，上网淘宝，我就想，如果她们当初没赶上中午班，会是什么样子？因为学校办得好，父亲获得好几次县里表彰，还单独去地区开过几次会，这在那个年代是很难得的。一天上午，父亲正在教学，门口来了一个穿蓝色中山装的人，打量了学校，又伸头向教室里看了看。父亲正准备和他说话，他却点了点头，走了。第二天教室里多了一男一女两个新学生。原来那天来学校的，是乡里新来的徐书记，听说父亲学校办得好，特意过来看看，然后把他的儿女带过来上学。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多，父亲忙不过来，征得村里同意后，又聘了一位老师。但那位老师但只教了一年，就因为生孩子不来了。后来又聘了一位，一段时间后也因为别的原因不教了。父亲说，那年月想找一个初中毕业生真难啊！找不到老师，就只得父亲一个人继续教。几年来学校里学生在变，老师在变，只有父亲不变，维持着学校的正常运转。父亲的学校一直存在了好几年。一九七零年，国家在原乡镇学校的基础上增加校舍，扩大规模。因父亲学校离的近，撤销，并入乡镇学校，父亲成了里面一名民办老师。父亲的学校成为了历史。我一九九三年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学校和父亲做了同事，那时父亲已经转正，成了正式国家教师。父亲是第一批民师转正的，免试，曾经的“凭此证优先录用”终究成了现实。我后来去找过父亲学校的地点，仓库早已不在了，地上被一户村民盖起了几间平房。父亲的学校已经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之中，不留丝毫痕迹。唯一留下的，是那些在这上过学的孩子脑海里的知识和父亲内心深处的记忆。父亲二零零零年退休，如今已经八十多岁了，身体还算硬朗，但耳朵背了，我们和他说话得用很大的声音。如今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对教育投资越来越大，学校越盖越好，老师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早已不是当初那个难找初中生的年代了，不知父亲看到今天，会有什么感想，还会不会想起他那一个人的学校了？但无论如何，父亲和他的学校都不应该被忘记。他在国家困难的情况下，凭自己一己之力撑起了地方的教育事业，值得敬佩。他那种对教育的热爱与奉献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父亲的学校，将永远地留在我心中，激励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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