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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陵评论||新作快递:张建全《故乡回眸》

 元辰1948 2021-12-14

夷陵评论

夷陵区文艺评论家协会 主办 

2021-114 总第 745 期  编发:元辰

张建全,陕西人,1978年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新闻干事;1984年转业,当过国企领导,后下海经商至今;业余写作,发表过新闻报道、小说、散文、诗歌多篇。

近年来与多位作曲家合作过歌曲一一

与王佑贵合作《四海同春》(张英席、王庆爽唱)、《想见村里每一个人》(刘和刚唱)、《湖的南》(王欢唱)、《女儿是爸爸的前世情人》(廖昌永唱)、《上了油画的女人》(陈思思唱)、《我的河》(王佑贵唱);

与戚建波合作《记忆中总有一杆枪》(阎维文唱)《开着汽车去旅行》(周澎唱);

与孟文豪合作《荷花谣》(王小玮唱)、《那一首老歌》(孟文豪唱)、《发黄的照片》(孟文豪唱);

与李岱珂合作《会飞的鱼》(张可盈唱);

与赵文琪合作《西安城》(张可盈唱)。

董维常老师

我在距离高陵县城十多里地的岩王小学毕业后,考入"高陵县第一中学”,成了初一四班的学生。我由此开始了为期四年的中学生活。当时按国家教育部的规定,初高中学制各为两年。

初中部的老师宿舍(兼办公室)在校园东门南侧,是东西方向一字排开的平房,门都朝南,共有五六排。我们班主任老师叫董维常,她的名字刻在一块白色的小木板上,与其他老师一样,整齐地挂在门口左上角墙上。

我看着木牌上的名字,以为她是个男老师,可当我报告之后,“进来!”的答话却是女声。推门进去一看,原来是位女老师,她有两条黑色的长辫子,编得整齐好看。

董老师说话慢慢地,始终面带笑容,几句话之后,我就消除了紧张情绪。

我们班共有五十多个同学,男女各半,董老师在挑选班干部的时候,男女搭配。尽管我十分期待担任班干部,哪怕是小组长也行。结果是,我的同村发小同学王文超心偿所愿,我却未能入选。更令我郁闷的是,担任班长的同学叫张建英,名字与我只差了一个字,这让我感觉"建英"压着“建全"一个头。

学期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对班主任挑选的干部都还挺当回事,可是几次考试成绩出来,尤其是张建英的分数有时没有我高的时候,我在心里就有些不服气了。

董老师那时三十岁左右,双眼皮大眼睛,高个头,皮肤白晰,穿着也好。与她同住一排宿舍的英语老师叫薛慧霞,来自大城市,身材高挑、面容娇俏,留着显得干练的短发。

我们那时都住校,男生在宿舍里闲得无聊,有时议论董老师和薛老师的长相,老拿她们俩作比较,有的认为董老师长得好,有的认为薛老师长得好,两种观点自然分成两派,我属于董派,班长张建英却是薛派。

我认为董老师长得好,原因是董老师对我们和气、友善,而薛老师不给我们代课,平时也不理睬我们,说着标准的普通话,没有泥土气,显得清高孤傲,与大家格格不如。

我觉得张建英不对,董老师让他当班长,他却认为薛老师长得好,有些忘恩负义。我在思想斗争一段时间以后,想告张建英的状,于是就借一次送作业本的机会对董老师说“我要承认错误”。

董老师听了,静静地问:“你犯什么错误了?”

我说:“我与男生在宿舍议论老师长相了。”

“怎么议论的?”她问。

“有的说你长得好,有的说薛老师长得好。”我答。

“你认为呢?”董老师笑着看我。

“我当然认为董老师好。”说完,我脸发热,很不好意思地扭过头去。

董老师轻轻地笑了一下,然后严肃地说:"以后不要议论老师了!"还说:“人家薛老师漂亮着呢!”

我本来想说"张建英然认为薛老师长得好",但董老师没有往下追问,我也就收住了话头,告状计划在自己嘴边流产了。

自那以后,董老师慢慢派我干的差事多了,有一次,她让我去找冯忠民老师要蜂窝煤模具,我拿回来送给她时,不料她屋里坐满了高年级的老师,有的还很陌生,我一时紧张得不知说什么好,在坐的老师看着我窘迫的样子,被逗得哄堂大笑,董老师赶忙过来,拉我到门口解围,我这才脱离窘境。

记得第二学期一开始,董老师就宣布由我担任四班板报组组长。这个组长不属于班干部,组长下面有没有组员我已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设有可以指挥的人,凡事要亲自动手,写美术字、画报头、抄"毛主席语录“,选格言警句、写表扬稿;变换不同色彩的粉笔,用不一样的字体,等等等等;我一边模仿别人,一边学习尝试。意外的是,全校进行板报比赛,我出的板报排名却挺靠前,这令我十分得意。

那时,同学们除了想当班干部以外,还暗地里争着入团。我们班第一批团员有三名,全部被班干部瓜分;第二批团员也是三名,却也有我;当我戴上团徽的时候,我感到打了一个翻身仗。

也许是因为入团而心情大好,有一次上晚自习,我一边看书,一边哼唱着样板戏《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恰好这时董老师来教室检查自习纪律,她在我身后悄悄地听了一会,不仅没有批评我破坏学习秩序,反而意外地拍拍手说:"同学们,安静一下,请张建全同学为大家清唱《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她笑着看我,我觉得她要考验或者锻炼一下我。

我只好遵命,在同学们的掌声中站立起来,破天荒地表演起清唱来。前半段倒还顺利,但在后面的高音部分我唱不上去时,就只好自行变调,忽高忽低,忽长忽短地勉强唱完,同学们又是一阵掌声,夹带着笑声口哨声,但我感觉拍的全是倒掌,喊的全是倒号。

我把头埋到胳膊里,董老师让大家安静下来,还表扬我,说我有这种勇气值得同学们学习。

在成为团员以后,我与董老师接触的机会更多了,我内心也认定了自己是班里的骨干学生。

那时教育部门倡导走“五七”道路,叫开门办学,有许多与工农相结合的实践项目。董老师在校办养鸡场负责新鸡种的饲养试验,我是养鸡组五人成员之一;后来董老师又调到校办橡胶厂当厂长,我又是橡胶配件生产车间成员。

与我同在一个车间的同学王宏健,有一次上班的时候议论我姐(因我姐也在同校,高我们一级,同学们也认识),说我姐在校文艺晚会上表演节目时走路一扭一扭的,“太那个了!”

我知道王宏健在讥讽我姐,就质问他"我姐哪个了!"一来二去,我与王宏健先对骂、再拉扯,最后在车床边打了一架。他随手拿了一把锣丝刀,情急之下把我的额头戳破了,还出了血。

打架的事告到董老师那里,董老师严厉地批评了王宏健,王宏健于是向我道歉,保证以后不再犯了。

我在初高中的四年里,每周两次回家背馍(即馒头或面饼等,外加一罐头瓶咸菜),城里的同学有钱和粮票,可以上学生灶就餐,我们这些农家子弟则只能在开水灶打开水泡馍就咸菜。

我常常为吃穿比人不如而羞愧,但董老师对家境不好的同学没有歧视,反而会给予更多一些关爱。她经常表扬我爱干净、爱整洁。这些表扬,化解了我的自卑心理,激发了我的上进心。

董老师的儿子宋忠毛与我同龄同级,但初高中时都不在一个班,七六年高中毕业后,忠毛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我则参军入伍到了部队。

再后来,我从部队转业到了深圳,忠毛也从西安调入深圳。我们成了同在深圳的乡亲、同学与发小,成为相守相望半个世纪的朋友。

由于有忠毛这个纽带,我与董维常老师的联系便没有中断过。

鼠年春节,我在大红纸上写了一个“福”字,用的是空心美术字,这是我当板报组组长的基本功。

我用这个福字给董老师拜年后,又把我近期创作(作词)的几首歌用手机发给董老师听。

董老师夸我学有所成。对于来自老师的表扬,我仍然像少年时代一样,十分高兴和欣慰。

我在回信中告诉董老师,要说我的人生还算顺利且取得了一点点成绩的话,那么在我年少时,班主任老师给予的肯定与鼓励,是我建立学习自信,寻找人生方向的基础。

我想说,是的,我少年时代放过羊,而且想在长大后更好地放羊。放羊在当时条件下,一定是我的人生规划之一,这个规划取决于现实生活的需求,取决于父辈的能力,取决于我自己的愿望;但幸运的是,我在同一时期负责了一个班级的板报编辑与出板工作。以这块板报为起点,我到高中时进入写作组,到部队时担任新闻干事,到转业后写作小说、散文、诗歌及词歌等,直到成为一名作协会员。

可以说,写作既是我的业余爱好,也是我的职业技能。在我四十多年职业生涯中,写作能力促进了我的就业、晋升,也令我获得聊以自慰的荣誉。

显然,我在长大后之所以没有再去放羊,那是因为有人引领我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202002于北京


李甲民叔叔

从十里村往东走三四里路,穿过岩王村,就到小张村。小张村与我们村同属一个大队,大队有一所小学,校址就在岩王村南边,故取名“岩王小学”。

我上一年级的时候,老师指定小张村的李六五当班长。李六五长得高,象个孩子王,同学们有些怕他,所以不敢不服从他的领导。

我个头矮小,本应该坐在前排,可是上课时爱做小动作,总受老师批评,于是我见教室最后一排有空位,就偷偷坐后边了,这样就与班长李六五成了同排坐的同学。

李六五比其他同学牛×的地方,不仅在于他长得高,当了班长,还在于他的书包里总有带橡皮的铅笔,有彩色而精巧的铅笔刀,作业本的质量也比别人好。

我回家给父亲说过李六五的情况,父亲便如数家珍地介绍说,李六五是李甲民的长子,因为是他爷爷65岁时得的这个孙子,所以给他取名“六五”。

父亲象是说传奇故事一般,“你甲民叔……”如何如何。

从中得知,在我父亲那一代人中,谁要是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离开农村,到西安城里谋到差事、端上“铁饭碗”,谁就是响当当的英雄豪杰。

在父亲口中,甲民叔年轻时十分活跃,也不循规蹈矩,一般人管不了他,可他是岩王大队唯一一个得以在西安城里上班的人。

甲民叔还有几个弟弟,留在村子的就当村长,外出当兵的,就提干进城,个顶个的"能行人"。父亲以他闲聊的方式,给我指出了做人的样板。

我向李六五借他的橡皮、铅笔刀时,每次他都来者不拒。尽管他是班长、少先队队长,我则什么都不是,但我与他仍然成了好伙伴。

李六五也有干坏事的时候,有一回他带同村的几个发小,拔了邻村路边新栽的树苗,结果被老师发现,老师通知了各个家长。甲民叔为此发了脾气,他先是赔了人家树苗款,又让李六五带上他的小队员,扛着已死的干树苗,站在学校操场受罚晒太阳。我由于平时老借李六五的文具,觉得欠他人情,就想过去陪他站,结果被班主任老师常克义呵斥了一番。

小学五年毕业后,我去县一中读初中,李六五则去了张卜公社中学初中部。两年后,他也到一中上高中时,我们又碰巧在一个班;他还是班干部,只是改当团支部书记了,我成了他领导下的团员。这时的李六五改名叫李治中了。

也许有甲民叔作后盾,李治中长得更高了,更帅了,平时衣服也穿得高同学们一档。

七十年代的高中,按专业分工,我们班叫文艺理论班,但实际情况是文艺多于理论。其中有一任班主任老师叫乔振武,他教音乐,因此全班同学不仅学会了不少歌,还排了不少节目,有秦腔,有话剧。

李治中通常扮演男一号,与不同的班花搭戏,令我们班的女生为他争风吃醋,也令其他男生心生不快。我只演过一回干坏事的同学甲,还没有一句台词,后来就专心读课外书籍,从《水浒传》中找乐趣去了。

与其他舞台上的活跃分子不同,李治中的阅读兴趣与我一样,甚至更甚。周末或者假期他会约我去他小张村的家里。令我大开眼界的是,甲民叔在他们那个半是窑洞半是平房的家里,竟然给他儿子装备了一间书房,书架上还有许多当时的禁书,我就是在他们家拿到巴金的名著《家》《春》《秋》的,也许我后来爱上写作,便缘于那间书房、缘于巴金。

每每见到甲民叔时,他总是乐呵呵地,他在城里工作,就象个城里人,衣着干净,没有干农活的感觉。他偶尔会问问我父亲的情况,显示他们原本很熟。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从不拿我当小孩看,而是当成大人,当成朋友,许多话由他说出来,听着就很有道理,很舒服。说起他在西安工作让全大队的人羡慕时,他笑着劝告我们" 你们只要把书读成了,将来还可以去更大的城市工作"

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寒假期间,治中约我进西安城,说到他爸的单位住几天。之前我从未进过西安城,因此,我对治中的邀请充满了期待。

一天清晨,我们一人骑一辆自行车上路,刚开始的时候,两人骑得飞快,但过了渭河,再过霸桥,上坡路就多了,车速就慢了,再往后,每前进一里,都有些受罪的感觉。治中人高马大,应付自如,我则有些力不从心。

甲民叔所在的单位,位于西安城西南角的边家村。我们从东北角的十里堡进城,斜穿了整个西安城。到甲民叔的宿舍时,已是黄昏时分。

往后几日,甲民叔安排我与治中脚对脚睡在一张床上,給我们买单位食堂的白面馒头和红烧肉,没事了就让我们尽情地玩耍,说"去看看,开开眼界有好处"

我们过去在村里,一年也看不了一次电影,吃不上几次肉,这回算是赶上了。我俩吃饱喝足之后,就从边家村俱乐部到光明电影院,一部接一部地看电影。《刘三姐》、《六号门》、《战上海》就是那次看的。我与治中还在游逛公园时,照了我人生第一张在城里的照片。照片中的我们俩,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眼眺远方,他嘴角叼着一支烟,而我更甚,手上夹着一支烟,耳根处还别着另一支烟…… 其实我俩都不吸烟,但那时特别想装大人,想急切地离家高飞。好像吸烟更能让我们感觉是长大了。

我通过这次进西安城,认识了什么是大城市,通过看电影、逛公园,也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幻想着将来也能到西安上学,上班。

高中毕业后,治中通过复习考上了师范学院,我则当兵去了南方。几年后,治中上大学时兼顾恋爱,娶了个漂亮能干的媳妇,我则因为部队纪律所限(不许与驻地女性恋爱),不得不通过探亲回乡时找对象。为此,甲民叔一直为我操心忙碌。直到几年后我在外地结婚成家,他才如释重负般放下心来。每每想到这些,我都倍感温暖。

令人痛惜的是,甲民叔退休后常住小张村,一次骑车上塬到菜市场买肉时,因车祸而不幸去世!

我前年回老家时,与治中一起去甲民叔墓地跪拜,可惜当时赶路仓促,竟来不及备上一束鲜花。今作此文,亦是我呈向天国的,给敬爱的甲民叔叔的祭文!

2020 02 05

父亲的生意经

00四年春,父亲因肺癌住进医院,我尽管竭尽全力,试图创造奇迹,可是最终仍然无力回天。半年后,父亲的生命停止在他七十七岁的那年冬天。

此后这些年,我常常想念父亲,有时还会与父亲在梦中相见。父亲曾经的往事,也经常在我的脑际闪现。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渐渐开始记事,那时父亲随男劳力下地干活,母亲随女劳力下地干活,区别在于男劳力往往干的都是重活。

我有一个奶奶,她守在家里看孙子,等她看我的时候,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去上学了,与我玩耍的是小我三岁的妹妹。

很多年里,我们家在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十里村是最大的,当生产队分柴禾、分红薯、分玉米棒的时候,哪一堆大,哪一堆就是分给我们家的。

全家只有父母两个人挣工分,每到生产队年终分红时,也就到了父母该还账的时候。我们家年年在生产队赊账透支,也在村里工分最多的几户人家分别借粮、借钱;对于我们家来说,每年分红必须让生产队先扣除上一年赊的账款,再看看能剩多少,如果有剩余,也先紧着哪一家的债欠的时间长,先还哪一家,还不了的账,父亲又要忙着上人家里去,说要给人家“说一说、缓一缓”。父母亲每到这时,都不由自主地唉声叹气。

这样的记忆布满了我的童年。我那时纳闷,为什么我父亲母亲的工分要比别人家少呢?后来母亲有时唠叨,说你没有看见咱们家几个张嘴吃饭呢、多少人穿衣呢?说你看你爸干得动那些来工分的大活吗?

听母亲这么说,我明白了一些。父亲从小缺吃少穿,与村里那些同辈男劳力相比,身子骨明显弱了不少,那些扛麻袋、轮大锤、拉大车(工分多)的事,通常没有父亲的份儿。

为此,我对父亲感到难为情,也对他留着背头有看法。当时想,全村的男劳力都剃着光头,唯独父亲一人留有头发,那些光头有时候取笑父亲,说他是文明人,是没力气干重活的秀才。

父亲对别人的讥笑不以为意,有时候来了机会,父亲却会的的确确发挥一把他的秀才功夫,比如父亲会打算盘,会裁剪衣服,会踩缝纫机,会当厨师做大菜.....

父亲的这些技能弥补了他身体弱的短板,反而赢得了乡亲们的敬重。有人过了许多年,见了我还说:“我结婚时还是张叔给我当的大厨!”还有人把父亲当能人、当先生,许多疑难事来找父亲商量,于是父亲经常给人当红娘,调解邻里纠纷,就连拜他为干爹的人就有三个。

尽管有这么多能耐,依然无法满足一大家子人吃穿之需,况且父亲对四个儿子的终身大事,早早就提到议事日程,私下里开始谋划起来。

张家在我爷爷那一辈有兄弟四人(其中一个是同母异父),到了父亲这一辈时却只有他一人(同父同母三兄弟所生子女中男性)。于是父亲有时不无感慨地说,你三个爷爷守了我一个独苗。当他有了四个儿子的时候,他仿佛有时候感到欣慰,有时候又倍感压力。

想多挣工分这条路走不通,想搞别的经营创收又怕生产队贫协主席、民兵队长他们把他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的典型来“割",于是父亲用他的办法打起擦边球。

先说养猪。生产队规定一户只能养一头猪,多了不行。如果这样,一头猪从小到大要长一年时间,正常情况下,一年下来,卖给指定收猪站也只有一头。但父亲没有事就蹲在猪圈边观察研究,掌握了一些他认为有效的诀窍,于是他不养小猪,而是直接去市场买那些半大的瘦猪回来,通过三四个月的调养,这些猪成猪(出栏)周期短,一年就能卖到二到三头猪。

再说养羊,与我们村其他养绵羊、肉羊不同,父亲专门买母羊回来养。他看养羊方面的书,又去邻村养公羊(羊种站)的人家交流切磋,使我们家的母羊特别能下羔,这样不定期地出售小羊羔,成了父亲的另一条财路。

我是父亲的小助手,于是放羊、割草也成了我童年生活的主旋律。

我们村在白莽原下,春夏季节,鲜花烂漫。有一年,一个外地养蜜蜂的人路过我们村,见周围有花,就想住上几天。父亲热心地帮助对方安顿下来并把养蜂人当成远方来的朋友,几天下来,两个人就无话不谈了。在养蜂人的鼓动下,父亲也动了养蜂的念头。

父亲是个想做就做的人,不久,养蜂人要去别处赶花期,临走时留下了一小厢蜂,不知是父亲买的还是人家送的。

从此,父亲与守猪圈一样,整天守着他的蜜蜂箱子,看着蜜蜂飞去飞回,父亲的头摆个不停。父亲有时高兴的给我们描述他的发现,以及生产了蜂蜜以后怎么样沾着吃馒头、怎么样冲蜂蜜水喝.....

不料有一天发生蜜蜂大逃亡。早上起来,父亲看不见一个蜜蜂出入,打开盖子,箱子里面也空空如也!

父亲沮丧了一阵子,先是抓耳挠腮地看书,再是火急火燎地外出请教,后来又重打鼓另开张,只是计划更宏伟了,一次做了好几个蜂箱,买回一箱种蜂分箱饲养.....

终于成功了,我每次帮父亲摇蜜时,都迫不急待地吃个够。从此,我们家有了送给乡亲们品尝的礼物,这个能带给人们甜蜜的小飞虫,让村里干部们把它划归社会主义阵营,由此父亲又多了一个称谓——养蜂的张叔!

父亲干什么也忘不了让我帮他,养兔、养鸽子、养狗,令人沮丧的是,养着养着,就好过了别人,我们吃到的少,别人吃到的多。好在我在养的过程中,童年也多了这样那样的玩伴。

父亲不断挑战他的技能,有一年秋季、连阴雨下了一个多月,父亲守在堂屋不停地用高粱穗捆扎扫帚。等天晴以后,他让我用架子车拉到集市上去卖。之前,我跟随父亲跑过许多次集市,买猪卖猪,买羊卖羊。可是当我上了县城中学,成了中学生以后,再上集市就有一百个不愿意,可是父命难违,我只好拉着车,在村里找了一个小伙伴,名叫三谋,答应给他买冰棍,他才高兴地帮我推车,一起赶集。

无巧不成书,当我刚刚在集市上摆开架势,三谋开腔喊了一句“卖扫帚了噢!”。

我的耳边突然就响起一个清脆的女声:“张建全、你在干啥?”我回头一看,竟然是我们的班花张西萍。她家住县城,她是干部子弟!

我吱吱唔唔地不知如何回答,她也来不急听完,就骑着她那崭新的自行车走了。

父亲当过兵,回乡后务农,但我所见,他却一门心思地做着在那个时期所能做的买卖。他以养家糊口为己任,穷尽所能,把奶奶养老送终,助他的一群儿女先后成家立业!

当年过六旬的父亲随我进城生活后,他又用儿女们在他生日时给他的红包摸索着进了股票市场,在他去世后,我们打印他的股票清单,竟然发现这时已有十余万元的市值,与股票凭证放在一起的,还有几张父亲在不同时间给他长孙的汇款底单。

202026庚子年正月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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