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都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一项内容就是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当时，有的学者认为文言文比白话文简略，是因为汉字难写。汉字最初是象形的，在竹木简上刻字很费力，即使毛笔发明后，写起来也很不方便。这个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虽然西汉前期就发明了纸，东汉时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然而竹木简完全被纸取代是晋朝以后的事情了。竹木简存在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竹木简上写字当然没有在纸上方便。这些学者认为，既然写字费时费力，人们为了简省，把有些不重要的字省略了，于是文言文显得简单。现在，写字比原来方便了，文字和语言应该一致，所以应该用白话文，不能再用文言文。鲁迅先生就是持这样的观点，给他写评传的曹聚仁先生也是认可这个说法的。 我们先看曹聚仁的《鲁迅评传》中，鲁迅的观点： 我们再来看看曹聚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是怎么说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位学者都是认为古代汉字难写，所以文言文进行了省略，和口语并不一致。 然而，我想说，这样的观点表面上看很有道理，但也有不合理的地方。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它有那些不合理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文言文虽然总体上简略，但它也有一些地方比白话文复杂。例如，文言文中有很多虚词，没有实意，去掉后对句子的意思没有什么影响。 例如，“陈胜者，阳城人也”，“者”和“也”只是判断句的标志，去掉后，变成“陈胜，阳城人”，句子意思不会变。 还比如，《多宝塔碑》中的“粤，妙法莲华，诸佛之秘藏也”，“粤”是句首语气词，无实意，去掉后意思也不会变。我们今天写文章，没有人去搞个这样的句首语气词。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讲到这里，大家发现问题了吗？如果说写字为了简略，这样的没有实意的虚词，为什么不去掉呢？ 我们学过文言文的语法，同义词连用语文课上肯定学过。 例如，贾谊的《过秦论》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这里的“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和“并吞八荒”意思都是一样的，指兼并天下。 还比如，诸葛亮的《出师表》中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崩”和“殂”都是指帝王的死。 同义词连用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如果为了写字简略，同样意思的词，保留一个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连用呢？尤其是《过秦论》，四个词组表达同一个意思，作者为什么不嫌多？ 我们读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的内容前后重复，甚至有一模一样的。 我们先说《论语》，《论语》中重复的篇目有好几处。 “巧言令色，鲜仁矣”这句话即出现在《学而》，又出现在《阳货》。“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既出现在《雍也》，又出现在《颜渊》。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编书的时候，为什么不校对，不把重复的地方删除呢？ 还比如《孟子》，在《寡人之于国也》和《齐桓晋文之事》，讲统治者如何实行仁政的具体措施，两篇文章写到这个地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从“五亩之宅”到“未之有也”。 以下是《寡人之于国也》的片段： 如果说古人写字要求简略，那么这同样令人费解，重复内容的东西，作者不嫌难得写吗？读者传抄的时候，不嫌难得抄吗？ 通过我们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这样的观点明显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汉字难写，古人为了节省时间故意简省，那么前面列举的三个方面刚好和这个观点是矛盾的。 鲁迅和曹聚仁，他们宣传白话文，搞新文化运动，是带着反传统的主观意识的。他们的学术并不是客观的，受了这样的激进的革命的思想影响，有的论断在学术上并不是非常严谨。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真正到学术研究应该秉持客观，不能先入为主，把政治运动、社会变革等非学术因素带进去，那样的学术就不是纯学术了。  李灿，生于1987年8月。湖北竹山人，祖籍湖北英山。十堰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多发表在《演讲与口才》《堵河》《交通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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