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 涛字体：【大 中 小】同步的节奏，一份“时间表”在这里被暗中颁布。穆旦就坦白地指出，“抒情的放逐”在1939年时是一个有效的口号，但在1941年，它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了，“新的抒情”的提出则与当下新的经验结构合拍。“抒情的放逐”与“新的抒情”似乎首尾相接，构成了诗歌历史不可或缺的环节，但这不是文学史封闭的自我循环，而是在一个大写的他者——“历史”的监护下，诗歌现代性追求的不断的进化与扬弃。
在这样一份“时间表”中，对“抒情”的放逐或再度追寻，虽然其有具体的诗学意义，但它首先被提升为一种象征性的，成了历史巨大表盘上的一个指针，它的摇摆标明了当下的处境、可能的作为与一种纲领性的选择。换而言之，“抒情”在这里，成为一种特殊的话语，无论是将其放逐或是再度追寻，所表达的都是诗人对某种宏大的诗歌史图景的热烈构想。
需要说明的是，徐迟、穆旦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从三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四十年代，中国诗人就在西方诗学的策动下，开始探索一种能够超越抒情感伤、综合现代生活复杂感受的诗艺，客观化、戏剧化、非个性化等等论述已成为一批“前线诗人”耳熟能详的写作方案。无论是“抒情的放逐”，还是“新的抒情”，其实都呈现于这一脉络之中。但有一点颇有意味，某种反映论意义上的对诗歌经验与现代生活间一致性的强调，一直都是这种诗艺现代建构过程极其重要的一个理论支撑。通过语言来攥取，捕捉、阐释现代生活复杂的经验，以达到瑞恰慈所说的那种“意识的最大化”，这种冲动贯穿在许多诗人的写作和思考当中。诗歌想象与时代经验间的确有非常深刻的关联，但需要讨论的是，这种关联能否上升为一种具有律令色彩的主导阐述，因为从根本上说，诗歌的主要使命可能不是对历史的忠实，而恰恰是对历史束缚的逃逸(臧棣语)。从这个角度看，在汉语诗歌的历史上，对时代、历史的强调其实是一种特殊的话语策略，它维护的或许不是对遽变中的时代经验的忠实，而只是一种充满争议的先锋性，是一种可贵的变化意识。它的功能在于挪用“时代”这一宏大的称谓来打破诸多成规，为新异的艺术探索提供合理的借口。这意味着，作为诗歌现代性前提的“时代”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学假定，作为虚拟的驱动器，它为诗歌喷吐出湍急的氛围，而本身并非想象力的宾词。
如果只是为了重述某些现代诗学的基本“教条”，回顾半个世纪前的这场讨论，便有些多余了。重要的是，“抒情”与否所暗含的“时间表”，并不是出自偶然的机缘，新诗历史上某种结构性的自我想象逻辑可以从中隐约地剥离出来。在特殊的阶段，对“抒情”等诗学命题的剧烈谈论，总是蕴涵着比一两首抒情诗远为重要的历史扩张过程，在“时代性”的荫蔽下，某种诗学因素会被立场化、宣言化了，变成一个公共脸谱或命名的标记，如此就有了所谓“从抒情到叙事”等提法。这种“想象逻辑”的另一种表现，就是被普遍接受的“有效性”神话，它认为在一个时代中，某一类型的写作是有效的，有效性的标准是文学史上的陌生化尺度以及对时代感受的忠诚。
当然，仅仅作为一种普泛性描述，这些说法本身无可厚非，它们的确提示了诗歌史的走向，激活了崭新的前景，但需要质疑的是“时间表”中暗含的那种不容质疑性，似乎诗歌的总体脉络已经在时代的显影液中清晰地展现，一种“有效性”被转述成一种必然，一种专断。另外，如上所述，对一份“时间表”的构想，对有效性强调，往往植根于一系列的社会学、伦理学假定，比如介入历史显示，把握时代经验等，在特定的时刻，见证性的想象是语言强劲的兴奋剂，但它能否长久哺育写作的活力则值得疑问，因为它们首先是构想历史的一种话语，并不能真正替代诗歌穿透历史云翳后，对自身羽翼的梳理和关注。“有效性”既不是来自空洞的先锋嘴脸，更不是来自拟想中的诗歌与时间的对应性，它应由具体的写作成就来提供。
即便到了当代，我个人认为，对诗歌问题的探讨，仍然潜在地受制于这种逻辑，比如在一种被普遍接受的阐释中，九十年代以来诗学的一个变化，就是对八十年代单纯的抒情诗风的超越，“抒情”虽然没有像在半个世纪前一样被人蓄意放逐，但还是被彬彬有礼请下了诗歌的圣坛，跻身于芜杂的、不洁的、反抒情的因素之间。这种修辞的变化使得一度遗世高蹈的诗歌介入到广泛的生存现实中。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段间建立假想的类比性是十分危险的，诗歌的历史不是若干指针交替的运行，但我们还是可以在九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之间发现某些哪个自十分微弱的相关性。这主要还不是指“抒情”的升沉以及某种“及物性”诗学的凸显，而是围绕这些变化展开的一些解说、申诉或辩护上。仅以“抒情”为例，在构想中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断裂神话中，“抒情”一词所代表的，更多是一种诗人的主体姿态，即，它是以一个大写的文化符码的面目出现的，而作为一种以“呈现和强化”为核心的诗歌表现力的“抒情”并没有被过多的谈论，它仍强有力地渗透在当下写作之中。这就是说，当代诗歌中“抒情”位置的转移，也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对文化语境、日常生存的包容以及历史的个人化等命题是其潜台词。表面上，这些谈论都有具体的针对性，指称着特殊的写作方案，而且还安装了“个人化”这一审慎的修辞保险，但在具体的表述中，它们都有可能被误认为一个普遍有效的命题，忽略了其话语性、阶段性的本质。它的危险性在于，无论是“抒情”的转移，“叙事”的凸显，还是对历史现场的倾斜，都会在无形中为一份脆弱的“时间表”提供依据，在其中“有效”与“无效”的分野被悄然设定，本来滋养、引导想象力自由冒险的诸多构想，或许会成为一种教条，降低诗歌史应有的暖昧性。
需要拒绝的不是在历史与诗艺间构想一种关联(反之，这种关联仍是写作的重要驱动)，而是要警惕“时间表”下暗藏的决定论，在所谓的“时代性”指引下，诗人或许还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他的写作仍处于个人抱负与公共立场交叠形成的阴影下，晦暗不明：他一方面赞同“有效性”的神话，一方面又深知诗歌是“妥协”的艺术，是记忆与自由，成规与发现，意志与糊涂间的艰苦斡旋；他会在一份“时间表”上签名留念，但同时又机警地彷徨于人群的边际，因为除时代、历史之外，他身后还环绕着另外的读者，在他们微小的呼吁中，他或许只有在举棋不定中，才能与自己钟爱的缪斯不期而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