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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善性恶,看布卢姆、亚当﹒斯密、孟子如何说

 郁土 2021-11-05


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一直以来是哲学家们聚讼的一个话题。比如孟子认为人之性善,而荀子取性恶说。美国心理学家保罗·布卢姆则通过做实验的方法,来求得可靠之结果。他在《善恶之源》一书中,就通过许多实验来说明问题。

比如这样一个实验:
(许多)幼儿和母亲一起待在某个房间里。一位成年人走进房间,怀里抱满了东西,挣扎着想要打开一扇柜子门。房间内并没有人望向幼儿,怂恿他帮忙,或者直接向幼儿求助。但是,居然有差不多一半的幼儿决定伸出援手——他们会主动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过去,为那个遇到麻烦的大人打开柜门。(第1章《每个人的内心,都活着一个苛刻的道德家》)

这个实验的结论是“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善良的萌芽”。

通过许多针对3个月大至12个月大婴儿的实验,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婴儿对善意行为和恶意行为拥有普遍性的理解和偏好。他们能够理解多种社会性互动的好坏”。

“人类天生就拥有道德感”。

而“所谓道德感,并不是做好事或坏事的冲动,而是作出某种判断的能力——也就是区分好与坏、区分善良和残忍的能力”。

达尔文在日记中所记录的儿子威廉之行为也证实了此点:
他在6个月又11天的时候,因为看到保姆假装哭泣,他的嘴角夸张地向下垂,脸上流露出明显的忧伤;他对他人苦痛的同情一览无遗(第2章《高尚的本能能否打败自私的基因》)。

在他2岁零3个月大的时候,他把自己最后一点姜饼送给了他的小妹妹。然后他相当自豪地喊叫起来:“啊,善良的多迪,善良的多迪。”(同前)

阅读至此,不由想起孟子的“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孟子之论述性善,只能通过打比方,以水向低处流来比喻人性本善。

我们不能苛求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就能够通过详尽之观察与做心理实验的办法,来求得较为科学之结果来。心理实验室最早不过出现在1879年的莱比锡大学,为莱特所创立。而莱比锡大学是蔡元培求学的地方。

孟子又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怜恤别人)”。他当然也有自己的观察与论证:

今人乍(忽)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恐惧)恻隐(哀痛)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父母也,非所以要(求)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皆有此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布卢姆在第2章《高尚的本能能否打败自私的基因》中也引用了孟子的这段话。他认为,此种行为,系自共情引发的同情之感。

而“共情”是“感觉像进入某人内心世界”,即“我们就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人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和他一样的人”(亚当·斯密语)。

比如大笑是可以传染的,哭泣也是可以传染的。外孙女本学期开始上幼儿园。入园第一天,父母去送,隔壁班级的小朋友哭成一片,而她所在班级的小朋友没一个人哭的。老师见状,马上将教室门关上,以阻断哭声从隔壁传染到自己班级。这位老师可谓富有经验者,她在实践中深知共情作用——一个小朋友哭,马上就会感染到其他小朋友,大家一起放声大哭。

也就是说,孟子的“今人乍(忽)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恐惧)恻隐(哀痛)之心”,便是典型的由共情而引起之同情,看见小孩子将要掉进井里,感觉就像自己马上要掉进去一般,这便是恐惧(怵惕);由此而引发哀痛(恻隐)之心,也就是同情了。

孟子虽非心理学家,然其对乍见孺子入井所进行的准确心理描写,就完全符合当今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岂不奇妙乎?

在该书第二张结尾,作者引用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的观点:
无论我们认为人类有多么自私,我们都无法否认,人类确实拥有某些天性,让他关心他人的命运,把他人的福祉当作自己的事情,虽然除了为他人的幸福感到愉悦之外,他不会得到任何好处。这种天性就是“怜悯”,或称为“同情”,是我们对他人的不幸遭遇产生的情感……这种情感,就和人类天生具备的其他原始情感一样,绝不只为品行高尚之人独有,虽然他们的情感可能更加敏锐细腻。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这就注定他这一生要不停地与人打交道。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归隐田园。他不愿和官场中人打交道,但他还是要与村民打交道的。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移居》)

饥饿之时他也要去乞讨: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
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乞食》)

你看,归隐田园的陶渊明,也要与南村的素心人与施舍的主人打交道的。

而正是这种社会性,决定了人是一个道德生物,“如果我们对他人漠不关心,我们就不可能拥有道德”。

不过此种道德并非仅仅是性善,而是性善性恶皆而有之,“我们生来就懂得以良善之心待人,至少部分时候如此。但我们也拥有某些丑恶的本能,它们可能会愈演愈烈,甚至变为残忍和邪恶”,也就是孟子说的“非人”。

    从两千多年前的孟子之关注人之性善,引孺子将入井引发人之恻隐之心为例;
    到十九世纪达尔文观察记录自己的儿子威廉之种种;
    到欧文·斯通之研究人类的道德情操;
    再到当今的心理学家保罗·布卢姆通过实验来研究婴幼儿之心理,探究人类善恶之起源。
    他们的切入点与方法不尽相同,然最后他们却都走到了一起,其观点有相通之处。这是为什么呢?

此无他,以人性本相通:两千多年前的人性如此,今日之人性亦如此;中国人如此,英美人也如此。而哲学家们以追求真理为己任。正因如此,他们方能殊途而同归也。
二零二一年九月廿九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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