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时代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重要时期，杨光先反教案曾使天主教传播进入低谷，而1692年容教令的颁布则令传教士兴奋不已，天主教事业也由此得到发展。然而好景不长，“礼仪之争”的爆发及其之后教廷特使来华，令清廷和教廷的关系陷入僵局，最后导致雍正初年的禁教活动。中国教徒无疑应当是这段历史事件中的主角，他们的日常宗教活动如何？“礼仪之争”开始之初他们对传统礼仪究竟有何看法？这些问题仍有深入研究的空间。
1700—1702年间，“礼仪之争”达到了高潮，耶稣会士在各地广泛征求“誓状”，以期通过中国教徒和士人的声音，来争取教廷对祭祖、祭孔的支持。江南地区（主要指松江、嘉定、太仓、常熟、苏州、江宁、杭州等地）是人文荟萃之地，又是中国最早开教的地区之一，作为当时天主教传播的重镇，许多教徒应耶稣会士的要求，就礼仪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本文将根据欧洲所藏第一手史料，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1]进一步探讨江南教徒的宗教活动及其在“礼仪之争”中扮演的角色，对祭孔、祭祖的看法，与耶稣会士的关系，希冀对康熙时代天主教史有更全面清晰的认识。
一、康熙时代江南地区教徒的活动
江南一带是明清之际最早开教的地区之一，其中著名的天主教“三大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均是江浙文人，他们宣扬西学，不遗余力。1595—1599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曾在南京传教。后来由罗如望（João da Rocha, 1565—1623）接替，1603年，徐光启受劝化而入教。之后，徐光启把耶稣会士带到上海，建堂传教。往来上海、嘉定、杭州的神父，自郭居静（Lazzaro Cataneo, 1560—1640）以来，有龙华民（Niccolò Longobardi, 1565—1655）、罗如望等十余人，但居上海最久，且为上海教会奠定坚实基础的实为潘国光（Francesco Brancati, 1607—1671）。[2]
1663年，江南省有十二座大教堂，约有五万多教徒，由六名耶稣会士分担传教重任，教友主要集中在上海附近以及运河两岸，如淮安、扬州、南京、苏州、常熟、嘉定、松江等地。1673年，在江南地区传教的耶稣会士有成际理（Feliciano Pacheco, 1622—1687）（南京）、金百炼（Manuel de Pereira, 1637—1681）和刘迪我（Jacques le Faure, 1613—1675）（上海）、张玛诺（Manuel Jorge, 1621—1677）（淮安）、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松江），以及在常熟的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 1624—1676），为康熙时代教会的兴盛打下了基础。[3]
此时的江南地区已有不少文人信教，如何世贞，字公介，与清初画家吴历同里，曾担任鲁日满的传道员（时称相公），[4]著有《崇正必辩》，反驳杨光先《不得已》。[5]陆希言（1631—1704），字思默，松江府华亭县人，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和吴历随柏应理到澳门，1688年加入耶稣会，长久在上海，[6]著有《圣年主保单》《澳门记》等书。此外，有陆道淮，嘉定人，是吴历、王翚（1632—1617）的学生，可能也奉教。
康熙初年，江南地区奉教的文人不少。如常熟儒童许嘉禄信教的经历，即为其中典型的例子，何世贞对此作了记载：
儒童许嘉禄，原名永龄，大司成石门公之曾孙，司李嘉生公之孙，庠士鸣先公之长子也。许为海虞著姓，族大繁溢，屡发祥于松常二郡间，……。及探天学大旨，……钦崇一造物大主，而以省愆改过为归根复命。嘉禄遂喟然曰：大道在是，夫复何疑？更得教中叶西满为师，朝夕提诲，闻所未闻，而愿奉天教焉。……闻铎德鲁谦受先生奉旨归本堂，不克往见。……年十六，伤哉病入膏肓，自以洗心奉教已及四载，从未解罪，于乙卯（1675）岁之闰五月，敦请铎德告解，行终传礼，神思爽然。
当时杨光先掀起的反教案曾使中国天主教徒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但许嘉禄信教的决心并没有动摇，何世贞还写道：
受耶稣会士多年熏陶，江南教徒信仰之坚定可见一斑。
清初著名画家吴历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崇祯五年（1632）出生于常熟，卒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自幼受洗，[8]1682年入耶稣会，五十七岁（1688年）时由华人第一位主教罗文炤（Gregorio Lopez, 1617—1691）祝圣为司铎，和他同时晋铎的有刘蕴德、万其渊二人。[9]三位司铎中，吴历最为出名。在中国天主教史上，能兼擅诗、琴、书、画的，吴历一人而已。[10]吴历在宗教活动中同样十分活跃，1680年，曾跟随耶稣会士柏应理到澳门，在澳门期间写下了《三巴集》，对宗教生活有生动描述。1683年返回江南。晋铎后在上海、嘉定传教，达三十年之久。[11]吴历在嘉定曾成立圣方济各会，会员六人，即赵仑、朱畹九、朱园荣、张青臣、张仲、杨圣生。[12]这些人都是吴历的朋友。
吴历墓碑拓片
1679年，吴历作为常熟会长，曾与教徒一起专程到杭州瞻仰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墓，并留下了记载：
除此之外，吴历还以虞山昭事堂的名义记录此事，与上述记载大致相同：
后来有关卫匡国的神迹及其流传，大概和吴历的记述有关。对于同一件事，杭州教徒洪济、朱轼等人也有记载：
可以看出，1679年前后，吴历等人不仅和传教士的来往非常频繁，并且和杭州教徒也多有接触。[16]上面提及的“鲁师”，即是西班牙耶稣会士鲁日孟（Juan Miguel de Irigoyen, 1646—1699），曾在江南一带传教。[17]“殷老师”则指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 1625—1696），他于顺治十六年（1659）抵达杭州，习中国语言文字，不数月即奉会长命，往江西建昌府传教。继往南丰、新城二县，建堂教化信徒。[18]杨光先反教案起，于1665年被带至北京，后放逐到广州两年，1669年1月21日受命离开澳门，返回欧洲，1671年到达罗马。1674年8月从欧洲回到中国，即在杭州传教。殷铎泽有感于“浙省地广人稠，会城一堂不足以便远以及来慕者。于是嘉兴府海宁、平湖二县，峡石、王店、新坊、濮院诸镇，皆辟堂设像，令归教者得按期瞻礼。”[19]对开辟浙江传教颇有贡献。1689年，康熙帝第二次南巡到浙江，殷铎泽“朝迎于关外。皇上命侍御挽先生舟近龙舰，奏对良久。御赐珍果嘉饼四簋，先生即颁教众，俾咸饫上泽焉。后圣驾回銮，复命侍御驰赐白镪二十金。”[20]
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
值得指出的是，1686—1691年间，福建人罗文炤也多在南京、杭州之间活动，1688年为万其渊、吴历、刘蕴德祝圣。1690年，教宗设立北京、南京教区，罗文炤被任命为第一任南京主教，但他次年即去世，后葬于南京雨花台西。当时在场的有意大利副主教余天民（Giovanni Francesco Nicolai da Leonessa, 1656—1737）和法国传教士刘应（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21]余天民代表教会，为罗文炤树碑立传，墓志全文如下：
墓碑后署名的有罗文炤同会（多明我会）会士费理伯（Pedro de Alcalá, 1641—1705）、马希诺（Magino Ventallol, 1647—1732）、白诚明（Salvador de Santo Tomás, 1624—1694）、郭玛诺（Manuel Trigueros, 1644—1693）、利安定（Agustín de San Pascual, c.1637—1697)（均为以西巴尼亚国人），方济各会会士伊大任（Bernardino della Chiesa, 1644—1721）、余天民、叶崇孝（Basilio Brollo da Gemona, 1648—1704）（三位均意大理亚国人）、林汉默（Jaime Tarín, 1644—1719）（以西巴尼亚国人），以及耶稣会士刘蕴德（湖广巴陵人）、洪若（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刘应（两位均法郎济亚国人）、安多（拂兰第亚国人）、张安当（Antonio Posateri, 1640—1705）、毕嘉（Giandomenico Gabiani, 1623—1694）、殷铎泽（三位均意大理亚国人）、张开圣（Francisco da Silva, 1665—？）、徐日昇（Tomás Pereira, 1645—1708）、郭天爵（Francisco Simoes, 1666—1694）（三位均路西大尼亚国人）、吴历（江南常熟人），以及会中人陆希言（江南华亭人），还有“功服从孙罗日藻”，墓碑由“后学浙姚徐硂敬书”。[23]其中余天民1684年8月27日到广州，被立刻送到徽州府学习汉语九个月，后来跟随罗文炤，于1685年5月14日从广州到南京，1696年11月13日离开南京，次年元月4日到达广州，3、4月间坐船到菲律宾，6月坐船赴墨西哥，后回欧洲，1737年在罗马去世。[24]罗日藻是罗文炤的侄孙，他当时在南京，曾跟随余天民学习十二年，关系颇为密切，罗马保存的信件记载了他们的往来：
天主耶稣降生后一千七百一十七年圣母升天瞻礼前六日，门下沐恩学生罗日藻百拜叩首跪手书字，谨禀恩师台余大神父老大人：
另据余天民致多明我会会士万多默（Thomas Croquer, 1657—1729）信，罗日藻是天主堂的传道相公，[26]在南京的十二年间，与余天民在一起，辅助传道工作。从上述信件可知，他的行迹范围非常之广，不仅在南京，还在广州，极可能与余天民同船至吕宋（菲律宾马尼拉），1697年6月在那里与余天民告别。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罗日藻的家眷和亲属都在南京。
康熙三十年（1691），浙江巡抚张鹏翮严禁传教，“欲夷主堂，毁经像”，为此殷铎泽上书在京的耶稣会士徐日昇、安多，请他们从中斡旋。第二年，康熙授意顾八代等人发布了著名的容教令（edict of toleration），[27]容许天主教在中国传播。这无疑对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教会是一剂强心针，教士、教徒无不额手相庆。[28][28]四月三十日，殷铎泽进京陈谢。五月初一日陛见，“天颜怡悦”；又于初九日，在乾清宫朝见。“随赐茶，命理藩院李、治理历法安二位大人同殷先生回南传教。十七日，殷先生又于畅春苑叩辞，随蒙圣恩赐宴。上命侍卫以手搀扶，复蒙纶音云：'你老人家行路艰辛，可乘龙舟由河而出。’又赐琼玉膏一瓶，滋补气力。”[29]殷铎泽受到康熙帝的接见厚待成为教会的一段佳话。
然而，次年的3月26日，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传教士颜珰（Charles Maigrot, 1652—1730）就在福建长乐发布了七条禁令，严禁祭孔祭祖的礼仪。[30]这是“礼仪之争”进入高潮的标志，也成为天主教在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牵涉到了当时在华传教的各派传教士，中国各界也均有反响，与吴历同时晋铎的钦天监左监副刘蕴德等人都有积极的表现。尤其是江南一带的士人、教徒，明确表达了他们的意见。
二、礼仪问题：江南文人、教徒和耶稣会士的互动
颜珰禁令的主要内容包括：（1）God一词应称作天主，而不应称作天或上帝。（2）严禁在教堂悬挂“敬天”之匾。（3）传教士不得容许教徒参加敬孔祭祖之活动；这些活动视为迷信。（4）在祭悼死者的活动中，应移去一些匾额，若不能移去，也至少去掉“神祖”“神位”“灵位”等字样，只能书写死者的名字。[31]1694年，他派两名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赴罗马，将禁令上呈教宗。1697年，当他升为福建宗座代牧，此意见始得教廷之重视，[32]教皇英诺森十二世（Innocent XII, 1615—1700）把这一敕令交给圣职部去审慎讨论，[33]四位红衣主教受委派讨论了有关问题，1699年末，初步工作完成。1700年教皇英诺森十二世去世，调查工作受阻，后来由教皇克莱门十一世（Clement XI, 1649—1721）继续，1704年11月20日得到批准。[34]
起初，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不知道颜珰已派人在罗马上书，1698年消息传回中国。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敦促北京的耶稣会士寻求清廷对有关礼仪问题的支持。为回应颜珰禁令，康熙三十九年十月二十日（1700年11月30日），以钦天监监正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 1638—1712）为首的北京耶稣会士就祭孔、祭祖等礼仪问题发表了看法，上呈康熙皇帝：[35]
他们把自己的观点送给康熙，请求皇帝声明敬孔敬祖的意义，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寻求朝廷的支持，从政治和社会方面使祭孔祭祖合法化。在这之前的11月19日，他们先向满族官员、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提交了一份请求书。[37]在见到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礼仪的意见之后，康熙作了批示：“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38]明确表示同意耶稣会士的看法。1701年，这份文字被译成拉丁文，题为Breuis relatio，在北京印刷后寄回欧洲。[39]
Breuis relatio
耶稣会士认为，康熙皇帝的批示有助于抛弃无神论观点，将是上帝存在的有效说教，可能对异教徒、许多官员、大部分文人和广大人民的思想带来影响。[40]于是耶稣会士把这一批示，由四条不同的路线寄往罗马，其用意显而易见，是为了在罗马开会时，能够提供更多中国人有关礼仪的看法，以说服教廷，反驳巴黎外方传教会、多明我会的攻击，而康熙作为清朝国君，一言九鼎，更具说服力。
为了在“礼仪之争”中取得更有利的地位，耶稣会士不仅请出了康熙皇帝，闵明我等人还把自己的阐述送给清廷高官与文人，请他们发表意见，并在各地多方取证，以便送达罗马。这些人就有宛平王熙（1628—1703）、桐城张英（1638—1708）、长洲韩菼（1637—1704）、阙里孔毓圻、闽中林文英、嘉定孙致弥（1642—1709）、淮阴吴晟、山阳李铠、枚里刘愈等人，[41]他们都发表了简短的意见，并被分别单独成册，寄回欧洲。[42]他们对闵明我的看法全表赞同，内容大同小异，如孙致弥、韩菼、吴晟、李铠分别写道：
这些文人无疑对天主教怀有一定好感，他们或是高官，或是教徒，大多来自江南地区。如王熙与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有来往，撰有“祭治理历法南敦伯文”；[44]韩菼是礼部尚书，1703年曾为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的《天学本义》（《古今敬天鉴》）写序；[45]孙致弥是孙元化之孙，也是徐光启之孙徐尔斗的女婿。[46]并且这些同情西学的人之间关系密切，如王熙和韩菼、孙致弥有师生之谊，关系非同一般。耶稣会士选择这些文人作为取证对象，用意昭然若揭。
三、“誓状”：江南教徒对祭祖、祭孔的看法
除了上述高官文人之外，耶稣会士取证的对象还包括哪些人？他们的身份如何？通过对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档案的统计，发现取证主要集中在江苏（苏州、江宁、松江、常熟）、江西（赣州、南昌）、湖南（湘潭、衡阳）、福建、北京等天主教传教中心，对象大多是教徒，多任教职（如县学教谕），或任知府、知县，其中有一人是进士、举人，有一些则是监生和生员。
江南教徒就祭祖、祭孔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的这些证词，亦称“誓状”。合写“誓状”的有：江宁府教徒刘巴臘斯、姚斯德望等，苏州府教末吕方济各等，苏州府太仓州教末徐若翰等，苏州府常熟县教末任本笃等，松江府并嘉定县奉教缙绅士宦孙致弥等，松江府上海县奉教士民艾类思等。此外，苏州府太仓州处士朱国桢、盛守谦、王长世、徐人龙各写了《敬天说》，苏州府常熟县吴登、任晟和江南徽州府休宁县王宪吉也就礼仪发表了看法。其中任晟出生于信教之家，其父任叔良在崇祯十一年（1638）即由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Francisco Sambiasi, 1582—1649）受洗，与鲁日满也多有来往。[47]
这些誓状中，最为重要的一份是“松江府并嘉定县奉教缙绅士宦”所写，原文如下：[48]
这里的“翰林院大主考孙弥额尔”也就是孙致弥。此外，刘巴腊斯和其他江宁教徒在康熙四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写下《江宁府教中公同誓状》，请求教皇允许中国人使用“天”“上帝”来指God，不应该禁止祭孔、祭祖，全文如下：[49]
这里提到的刘巴腊斯即指刘蕴德，湖广巴陵（岳阳）人，是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的学生，曾参加多部天文著作的编纂，后来跟南怀仁学习，帮助编纂星图。他并非出自信教家族，通过和南怀仁经常接触而奉教受洗，取教名巴腊斯（Blaise Verbiest, 1628—1707）。从清代官方历书看，他先后被任命为主簿、右监副，1677年升为左监副，掌握钦天监的实权。1684年入耶稣会，1688年8月1日，与吴历、万其渊一起，由罗文炤主教祝圣为神父。在钦天监工作时，他热心教会事务，1680年在福州期间曾给著名天主教徒李九功的《文行粹抄》写序。1690年，他不仅在南京和湖广，也在广州停留了一段时间。1692—1701年，他时在上海，时在南京传教。[50]
耶稣会士之所以请文人、官员和教徒作证，无疑是要利用他们的道德文章、社会地位和威望，向罗马教廷说明祭孔、祭祖等礼仪并非迷信。那么，有哪些耶稣会士参与了取证工作？这些证词又是如何达到罗马的呢？
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证词来看，1702年是“礼仪之争”关键的一年。在此前后，闵明我、白晋、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苏霖（José Soares, 1656—1736）、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 1663—1738）、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 1665—1741）、汤尚贤（Pierre Vincent de Tartre, 1669—1724）、戈维理（Pierre de Goville, 1668—1758）、聂崇正（若翰, Jean Noelas, 1669—1740）、顾铎泽（Etienne-Guillaume Le Couteulx, 1667—1731）等耶稣会士分别在北京、福建、江西参与了取证。
安多在1701—1704年间担任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之职，负责教会事务，在礼仪之争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相当多的文件上面都有他的签名。为使教廷了解中国文人对礼仪之争的看法，1702年底，安多在“誓状”上签名之后，寄往澳门，再由澳门主教嘉素（João de Casal, 1641—1735）签名后寄至罗马。1704年，许多“誓状”到达罗马，其中一些上有卫方济（François Noël, 1651—1729）和庞嘉宾（Kaspar Castner, 1665—1709）在罗马的签名，[51]有些誓状可能是经由他们之手译成拉丁文，[52]他们作为耶稣会的代表，力图把中国教徒的观点转呈教廷。除安多之外，耶稣会士（如傅圣泽）也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谈到这些“誓状”。此外，南京主教罗历山（Alessandro Cicero, 1639—1703）负责江南的天主教事务，[53]也参与了取证工作，有些“誓状”上有他的签名。在1704年11月教皇发布敕谕之前，这批“誓状”应该已经到达罗马，并在罗马引起了轰动。随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主教梁弘任（Artus de Lionne, 1655—1713）到罗马的福建人黄嘉略，在1705年的日记中即提及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取证问题：“有闻耶稣会神父云：中国五千进士、十二千庠生，俱证彼会所云者皆真。此信传于罗马京城通知，真可叹哉!”[54]这些消息应该来自刚从中国返回罗马的耶稣会士卫方济等人。黄嘉略在罗马期间，除和梁弘任密切接触，还与方济各会余天民主教频繁交往，也见到了卫方济神父。[55]从黄嘉略与他们的交往密切程度和日记的行文口气看，在对待礼仪之争问题上，他应该是站在巴黎外方传教会一边，维护禁止祭祖、祭孔的立场。
余论
康熙时代中国天主教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17世纪60年代，杨光先挑起了反教案，虽然影响了天主教的一时传播，但是江南一带的教会仍然有所发展。1692年宽容诏发布，到了1702年前后，“礼仪之争”达到高潮，教皇派遣特使多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 1668—1710）来华，导致了清廷和罗马教廷的严重冲突，使得传教士在中国的处境日益艰难，没有领票的甚至被逐至澳门。
从1697年教廷开始调查颜珰的敕令，到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莱门十一世发布敕谕，在此期间，为了与巴黎外方传教会等相对抗，耶稣会士也多方努力。耶稣会士和皇帝、文人和教徒的互动，现存档案即有生动反映。康熙皇帝对礼仪所发表的评论，显然是对耶稣会士的最大支持；一些文人和部阁大臣仿效皇帝之例，对耶稣会士的看法发表评论，无疑有助于提高天主教在中国的地位。但是皇帝、文人及教徒的参与，其结果适得其反，[56]并未能改变教廷对礼仪的态度。1715年，教皇发布《自登基之日》（Ex illa die）敕谕，禁止祭祖、祭孔礼仪。
中国教徒经历这场巨变，宗教及日常生活都不免波及。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应耶稣会士之请参与了“誓状”的写作。目前所见证词多为江南一带教徒所写，反映出他们对“礼仪之争”的关切，及其对禁止祭祖、祭孔的担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证词涉及的不乏吴历的同乡同里，同僚同侪，以及教友弟子，但目前并未见到有关吴历本人的材料。吴历经历明清鼎革巨变，身处江南地区并且一直热心教务，见证了康熙时代天主教的发展，“礼仪之争”高潮时仍然健在。而我们所知的吴历和传教士的来往，大致始于1676年之后，[57]而集中于17世纪80年代。1702年前后，吴历确实年事已高，已逾古稀，但离他去世尚有十余年，以他对教会的热心程度为什么没有参与当时教徒的活动？也许是由于他身体状况不佳，对于“礼仪之争”未发表意见，但是这沉默依然出人意料。结合其他史料，也许我们可以提出怀疑，这些誓状证词是否能够代表全体江南教徒的意见？本文在此只是想从一个侧面展示1702年之前江南士人和教徒的社会和宗教活动，[58]希冀此项研究能推进对江南传教史，乃至教廷特使来华之后中国天主教史的认识。
另外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江南和福建的一些教徒（相公）跟随天主教神父，为传道服务，其流动范围非常之大。如为巴黎外方传教会服务的“江左汪良斌”，曾随教廷特使多罗到广州、澳门。有意思的是，朝鲜燕行使的记载中也有与相公交往的记载，如在康熙五十九年，朝鲜人李器之（1690—1722）在北京期间，到教堂拜见了耶稣会士，在与戴进贤（Ignaz Kögler, 1680—1746）的谈话中，杭州人奉教天文学家、春官正孙尔蕙居间沟通，详细讨论了天文学问题。李器之还提到“天主堂三处皆有浙江贡生，以通笔舌，”其中在北堂担任相公的是来自杭州的教徒杨达，曾与张星曜等人合写了一部颂扬天主教的著作，名叫《钦命传教约述》。[59]这批相公，不仅宣扬教义，与教徒沟通，还为传教士代笔捉刀，翻译天主教著作，对于这批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传教活动中产生的影响以及作出的贡献，仍有待更深入研究。
注释
[1]1997年春，笔者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发现了一批1702年中国教徒的誓状，随即对教徒在“礼仪之争”的角色进行了研究。1998年夏，在比利时鲁汶南怀仁基金会（Verbiest Foundation）主办的中西关系史国际会议，以及2001年北京举办的“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均发表了奉教天文学家与“礼仪之争”的成果，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与关注。2003年11月，在澳门利氏学社举办的“文化、艺术、宗教：吴历（1632—1718）及其心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江南地区的天主教徒及其活动（1669—1702）：基于档案资料的新研究”一文，英文译稿以“Catholics in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zi River (1669-1702)”为题，发表在Culture, Art, Religion: Wu Li (1632-1718) and His Inner Journey（文化、艺术、宗教：吴历（1632-1718）及其心路）（Macau Ricci Institute, 2006, pp.129-143）一书。2004年、2006年、2007年，应邀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华中师范大学作了题为“1702年：中国礼仪之争关键的一年”的报告。发表的成果有“The Role of the Directorate of Astronomy in the Catholic Mission during the Qing Period,” in N. Golvers, The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in the Verbiest Era: Some Aspects of the Missionary Approach.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85-95；“Science and Belief: Christian Astronomers in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Ex-Change, No.8 (2003), pp.18-22；《奉教天文学家与“礼仪之争”（1700—1702）》，载《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81—399页；繁体字本见Wu Xiaoxin ed., Encounters and Dialogues: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Chinese-Western Exchanges from the Six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2005, pp.197-209。此后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依据相同的资料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见其Chinese Voices in the Rites Controversy. Rome：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012。
[2]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6页。
[3]A. M. Colombel,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Shanghai: T'ou-sè-wè, ca.1900, Deuxime partie, p.269.
[4]关于鲁日满和江南的传教，参见Noël Golvers, François de Rougemont; S. J., Missionary in Ch’ang-Shu (Chiang-Nan): A Study of the Account Book (1674–1676) and the Elogium.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99.
[5]《崇正必辩》，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BnF）东方手稿部，藏书号Courant 5002。
[6]A. M. Colombel,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Shanghai：T'ou-sè-wè, ca.1900, Deuxime partie, pp.378-79.
[7]何世贞：《许嘉禄传》，BnF，Courant 1022。
[8]方豪根据罗文炤主教的信，认为吴历自幼受洗。
[9]万其渊，江西建昌人，1676年在杭州加入耶稣会，在殷铎泽指导下学习，读完神学后，1680在上海、1684年在南京和淮安担任传教员工作。
[10]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03页。
[11]关于吴历的研究，参见陈垣：《吴渔山先生年谱》，北平：辅仁大学，1937年；周康燮主编：《吴渔山研究论集》，存萃学社编集，1971年；章文钦：《从儒学到天学》，载林宗泽主编《华夏文明与西方世界》，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3年，第123—144页；Lin Xiaoping, Wu Li (1632-1718): His Life, His Paintings.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1；章文钦：《吴渔山及其华化天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12]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36页。
[13]罗马耶稣会档案馆（ARSI）藏，Jap. Sin.166，fol.432-433，同页有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1701年11月3日北京证词及耶稣会红章。fol.428，有1701年12月10日耶稣会视察员潘国良（Emanuele Laurifice，1646-1703）杭州证词，以上中文文件该是他寄的。
[14]ARSI, Jap. Sin.166，fol.435，有安多1701年11月3日手迹。
[15]ARSI, Jap. Sin.166，fol.437，有安多1701年11月3日手迹。关于吴历等人发现卫匡国尸体的新史料，笔者曾在澳门利氏学社主办的“文化、艺术、宗教：吴历（1632-1718）及其心路”国际会议（2003年11月27-29日）上提交“江南地区的天主教徒及其活动（1669—1702）：基于档案资料的新研究”一文，予以披露，参见上引“Catholics in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zi River (1669-1702)”一文。章文钦先生据笔者提供的材料，在《吴渔山及其华化天学》一书中也有讨论（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11—113页）。
[16]杭州教徒张星曜是耶稣会士的相公，著有《天儒同异考》等书，与吴历也应该有来往。
[17]Joseph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973, p.130。鲁日孟1667年到菲律宾，1678年底到厦门，1679—1680年间在常熟、常州，1679年亦在杭州。
[18]《泰西殷觉斯先生行略》，BnF，Courant 1096。收入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 Dudink）、蒙曦（Nathalie Monnet）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2册，台北：台北利氏学社，2009年。
[19]《泰西殷觉斯先生行略》，BnF，Courant 1096。
[20]《泰西殷觉斯先生行略》，BnF，Courant 1096。
[21]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44—162页。
[22]ARSI, Jap. Sin.157 (Testimonia Imperatoris et Doctorum circa Ritus 1700-1705)，fol.3-4。罗文炤（Gregorio Lopez），以前多误作罗文藻，生卒年也多有争议。据此墓碑，可知他生于1617年10月18日，卒于1691年2月27日。1997年春，笔者访问罗马时发现此一碑文文字。
[23]马希诺即马喜诺，叶崇孝即叶尊孝，林汉默即林养默，利安定实为方济各会会士，感谢杜鼎克博士的提示。
[24]Georges Mensaert, Fortunato and Antonio Sisto Rosso eds., Sinica Franciscana. vol.6, Quaracchi: Collegium S. Bonaventurae, 1961, pp.3-18。感谢杜鼎克博士告知此一信息。
[25]BAV，Borg. cinese 516(5)。罗日藻洗名Joseph Lopez，余大神父指方济各会主教余天民。
[26]Anastasius van den Wyngaert ed., Sinica Franciscana. vol.4, Quaracchi: Collegium S. Bonaventurae, 1942, p.529。感谢杜鼎克博士告知此一信息。
[27]以《新旨通行》之名正式刊出，全文参见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85页。
[28]Charles Le Gobien, Histoire de l’Edit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en faveur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avec une éclaircissement sur les honneurs que les Chinois rendent à Confucius & aux morts. Paris, 1698.
[29]何文豪、张星曜、杨达：《昭代钦崇天教至华叙略》，Jap. Sin.150，Ritus Sinici Liturgica 1622-1708，fol. 454-465。
[30]颜珰1687年起任福建宗座代牧。参见Caludia von Collani, “Charles Maigrot's Role in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n D. E. Mungello ed.,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ts History and Meaning.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4. pp.149-183.
[31]100 Roman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1645-1941). Translations by Donald F. St. Sure,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s and summaries by Ray R. Noll, San Francisco: The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1992, pp.9-10.
[32]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台中：光启出版社，1961年，第96页。
[33]100 Roman Documents, p.11.
[34]George Minamiki,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from Its Beginning to Modern Times.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43.
[35]Jospeh Dehergne, “L'exposé des jésuites de Pékin sur les cultes des ancêtres présentés à l'empereur K'ang-Hi en novembre 1700,” Actes du II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Chantilly 1977 (Paris, 1980), p.204.
[36]Breuis relatio eorum, quae spectant ad declarationem Sinarum Imperatoris Kam Hi circa Coeli, Cumfucij, et Auoru cultu, datam anno 1700. Reprinted in Tokyo, 1977. 此书原刊本欧洲不少档案馆仍有收藏，此书有英文版，1703年伦敦出版，题为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claration given by the Chinese Emperor Kam Hi in the year 1700。参见Paul Pelliot, “La Brevis Relatio,” T’oung Pao. Vol.23, No.5, 1924, pp.355-372。罗丽达：《一篇有关康熙朝耶稣会士礼仪之争的满文文献》，《历史档案》1994年第1期，第94—97页。
[37]同上引Joseph Dehergne文，p.201。
[38]Breuis relatio一书。
[39]韩琦：《奉教天文学家与“礼仪之争”（1700—1702）》，《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81—399页。
[40]Dehergne. op.cit., p. 205。
[41]孔毓圻是衍圣公，孔子后裔，来自山东曲阜，在康熙时代名声显赫。林文英，福建侯官人，康熙戊辰（1688）进士。淮阴吴晟，康熙壬戌（1682）进士，翰林院编修。李铠，江南山阳人，顺治辛丑（1661）科进士，知县，好理学，曾入博学宏词科，官翰林院编修，有《读书杂述》存世。刘愈，康熙壬戌（1682）进士。参见上引韩琦《奉教天文学家与“礼仪之争”（1700—1702）》一文，第381—399页；Han Qi, “Catholics in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zi River (1669-1702),” in Culture, Art, Religion: Wu Li (1632-1718) and His Inner Journey. Macao: Macau Ricci Institute, 2006, pp.129-143.
[42]此册上有1702年10月3日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的手迹，并盖有耶稣会中国副省的红印，因安多1702年任副省会长之职。小册子上尚有1703年1月22日澳门主教收到此件后的手迹。因此这一小册子是由安多寄往澳门，再由澳门寄回罗马耶稣会总部。
[43]ARSI, Jap. Sin.157，fol.26-30；Jap. Sin.160，fol.104-109。
[44]参见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13-414页。王熙是王崇简（1602-1678）之子，王崇简与汤若望有唱和。
[45]韩琦：《张星曜与〈钦命传教约述〉》（Zhang Xingyao and the Collected Discussions on the Imperial Decrees concerning the Missionaries），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XXII (2000), pp.1-10。
[46]孙致弥，字恺似，号松坪，嘉定人，曾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著有《杕左堂集》，与吴历应该有往来。
[47]任晟《先考叔良任公行述》（康熙二年三月十六，1663.4.23），Jap. Sin.112，fol.160-161，背面有拉丁文。陈纶绪（Albert Chan）神父将常熟的任晟误作福建将乐的丘晟，参见《罗马耶稣会档案处藏汉和图书文献目录提要》（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IV. M. E. Sharpe, 2002, pp.47-48）。国内研究礼仪之争的学者也沿袭此误。
[48]ARSI, Jap. Sin. 160，fol.112-114。人名后有花押。
[49]ARSI，Jap. Sin.160，Originalia Testimoniorum Sinicorum 1704，fol.116-117，1702年10月7日。誓状上有南京主教罗历山的签名。有拉丁文译本，上有罗历山手迹。卫方济、庞嘉宾收于罗马。
[50]参见上引《奉教天文学家与“礼仪之争”（1700—1702）》一文。
[51]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有些誓状上有他们俩个人的手迹，可以为证。据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台中：光启出版社，1961年，第99页），教皇克莱门十一世曾建议耶稣会士派代表到罗马，因此卫方济、庞嘉宾于1702年12月30日抵罗马。1704年，耶稣会士从北京接到许多文据，闵明我等人请钦天监官员所写的誓状，即是这一年到达罗马。
[52]为了更好地向教廷解释，在京的耶稣会士和卫方济等人参与了誓状的翻译工作。
[53]罗历山，字登庸，“泰西意大里亚国之谷穆府人也。胄演帝室，领袖西泰，岐㠜天成，日月为姿，未弱冠，而志超群伦。年十六而进会耶稣，宅心穷理尽性之学，傍通格致象纬之奥。二十四岁，始登进士，授司铎尊品，天工人代，躬膺大祭。康熙庚申传教中国，先抵粤东，继巡小西，服勤数载，返棹澳门。三十年辛未，钦奉圣旨，召取入都，供事御前，德才既展于经纶，声名扬溢乎中国，劳谦荩萃，殊恩宠锡。三十五年，采薪抱𤹂，复奉俞命，养疴秣陵，旋晋秩司教，行坚振圣事，讵非天主笃生而帝心简在者乎？……躬巡各堂，耳提面命，历艰诸试，寒暑备尝，致沾河鱼之患，罔奏勿药之喜，癸酉仲冬之望，没于金陵之昭事堂寝。十有二月朔，谨择聚宝门外雨花台麓之原，奉之以葬。”郭廷裳《南京罗主教神道碑记》，BnF，Courant 4935。
[54]参见黄嘉略罗马日记，BnF，Fr. n. a. 8976。
[55]参见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56]同上引Minamiki书，p. 42。
[57]1676年，吴历和鲁日满曾有往来，参见N. Golvers, François de Rougemont; S. J., Missionary in Ch'ang-Shu (Chiang-Nan).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79, 208, 284。
[58]教廷特使来华后，江浙一带的教徒也多有反映，参见韩琦：《张星曜与〈钦命传教约述〉》（Zhang Xingyao and the Collected Discussions on the Imperial Decrees concerning the Missionaries），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XXII(2000), pp.1-10。
[59]韩琦：《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第2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