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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重视历史 但也被历史遮蔽得最深 历史，是当下中国的一门“显学”。或许是因为中国历史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相比其他民族，中国人最关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尤其看重历史“镜鉴教训”的功能——规模宏大的二十四史正是此中代表。 不但是因为历史成为了现实中人才选拔的工具，普通民众也最关心“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他们对名人轶事、历史八卦的热衷也是其日常生活的乐趣所在。 不过现实生活中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其实存在着巨大的概念偏差，要从“真实”的历史中汲取指导现实的教训，更重要的其实是读懂历史背后真正影响“现实社会的因素”——比如经济机会、教育模式、阶层心理、安全秩序等等。但即便那些号称熟读史书的人，对于这些能将历史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的“社会史”，也常常表现得漠不关心，或者茫然无措。 为什么最关心历史教训的中国人，忽略了最能提供现实历史教训的“社会史”？究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中国人最重视历史，但也被传统历史视角遮蔽得最深 传统风格的中国历史，通常囿于两种视角——要么是“江河入海式”的宏大叙事，例如整个国家的制度史、思想史、战争史……要么是“涓涓细流”的微观叙事，例如个人的时代经历、家族命运…… 至于处于“中游视角”的“社会史”，例如各个阶层的集体心理、行为逻辑、变动机制，则极少为国人关注，历代史家研究者甚少而近于无。 ◎社会学：一直被国人忽视的“两大人文学科” 宝贵的社会学知识，主要靠中国民间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承。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似乎一直是高不成、低不就的知识，还有教唆奸诈的嫌疑。以至于像“潜规则”、“游民文化”这样冷静的片段式研究，都能让读者感到新鲜、刺激。 其实，在现代文明的语境中，社会学和历史学被视为“两大基础人文学科”——法学、管理学、经济学甚至政治哲学……都要依托于这两个学科。而这两个学科的结合——“以社会学视角的历史”，更是被视为“基础的基础”。 托克维尔、韦伯等社会学、历史学的思想界巨擘，凭着科学的方法、冷静的分析、客观的结论，留下了“社会史”的诸多经典。 纵观各国历史可见，社会史，才是理解“人类集体行动”的关键：看清我们生活环境的全貌，理解国人的组织形态、心灵世界，最重要的是“找准自己所处的社会坐标，把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断层、秩序转型的时代 中国人不重视社会史，还有一个最现实的原因——我们正身处一个文化断层、秩序转型的时代。 近代以降，以宗族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逐渐衰微。剧烈的政治运动频仍，“传统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乡绅、会党、教门等基层生态消失殆尽；西学东渐以来，现代文明秩序始终“水土不服”，本土的社会生态又尚未成型。 诸多研究思想史、制度史的中国学者，已经为我们贡献了不少优秀研究成果。然而，从“好的思想和制度”到“好的社会和秩序”，中间最需要的恰恰是“社会学”。 费孝通先生的研究，可谓开中国社会学之先河，不愧为当代大师。遗憾的是，其研究目标并不是展现“中国历代集体行动”的全貌，其范围往往局限于“中国乡村”、“生育制度”等课题。 在当下中国，人们亟需一本“从社会学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全貌”的著作，以填补我们的知识空白、秩序空白，帮助我们理解“结构性演进的历史密码”，厘清“我们”和“社会”之间微妙、复杂的逻辑关系。 这本《中国社会史》，恰是填补这一空白的切题之作。作者梁庚尧教授生于广东，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执教数十年，是这一领域“文脉传承的担当者”。本书是他一生学术思考的代表作，简体版更是首次引进中国大陆。 本书豆瓣评分9.4分，被无数海内外读者公认为“最系统、最全貌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本书文字精炼深刻，论述精确有力，严谨、凝练地阐释了“中国社会组织形态”的变动历程：官员和百姓，商人和读书人，究竟如何参与、组织社会生活，其阶层变动的逻辑又是什么？在每一个朝代，缺少安全感的富人、穷人，靠什么保护自己、寻求公道？在西方文化无法影响中国之时，民间的社会秩序社会如何自立、自愈……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组织架构，例如法统规制、阶层社群、精神信仰、经济活动的变动，本书为我们读者提供了全新的学术视角和权威的历史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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