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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辉:一九九四年,我在医院做陪护

 乡土大河南 2021-11-10
无论走多远,家乡总是我们最温暖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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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在外打拼的家乡游子一个寄放心灵归宿的地方

  乡土文学   

一九九四年,我在医院做陪护



作者 | 张晓辉

原创 | 乡土中原

那是一间有着六张病床的大房间,靠东墙的三张床上,住着三位男病号,靠西墙的三张床上,住了三位女病号。 
白天,房间是大通间,男病号,女病号,男陪护,女陪护,都没觉得有啥禁忌有啥不便,反而觉得挺方便的,身体好一点的病号和陪护一凑,一桌牌就凑齐了,我帮你打壶水,你帮我买份饭,好不融洽的一个大家庭。到了晚上,中间的帘子一拉,形成了两个相对私密的空间,病的再重,也要顾忌男女有别。
我的父亲就是三个男病号之一,住靠东墙最中间的床位,是医生护士口中的五床,而我,就是他们口中的五床家属。
父亲因为在家乡医院查出了食管病变来省城大医院治疗,我初听到父亲患病的消息时,觉得天要塌了,地要陷了,日子没法过了,父亲自己也窝在床上不起来,说不治了,就这吧。
来到医院后,反而踏实了,医院的病人真多呀,生同样病的人也很多,年轻的,年老的,衣着光鲜的,浑身灰扑扑的,当官的,经商的,种地的,居然都会生这样的病,住进同一间病房。
 大家并不互相打探病情,同样住进胸外科的病房,不是等待手术就是做过手术还在术后治疗的,在病房,陪护们不约而同的闭口不提病人的情况,只闲聊离病很远的话题。
出了病房,才会小声的交流一下病情,互相安慰几句,安慰的人很真诚,听着的人顿时轻松很多,没过几天,整个病房的情况就摸的八九不离十了。
住在父亲右边的四床,是一位本市的退休老工人,他家的陪护最多,而且天天都换人,看得我眼花缭乱,不过,时间长了,也大致捋清楚了,又高又壮的是大女婿,大女婿是个小领导,一到病房就像视察工作,看见医生护士就打招呼说,你们辛苦了!伺候病人却不怎么动手,说得多干得少,都是和他搭帮的二女婿在干。
二女婿是厂子里做业务的,要么几天不见人,那是出差去外地了,一回来就从早到晚守在医院里,二女婿嘴勤腿勤,一会儿让老爷子坐起来吹气球练习肺活量,一会儿又让下床走几步活动一下免得肌肉萎缩,老爷子不苟言笑说啥都不见回话,不过很听二女婿的,让干啥就干啥,大概是因为二女婿会说话吧。
 “爸,咱坐一会儿吧,光躺着起床走路该头晕了”说着把床摇起来扶起了老爷子。
 “爸,咱喝点水吧,医生让多喝水,怕你上火起炎症”老爷子就默默接过水杯。
 “爸,咱再吃几口,这是你姑娘专门给你炖的鱼汤,你闻闻多香”老爷子就又喝了几口汤。
 我们家就我一个陪护,看人家的陪护来来往往,分白班夜班,一班至少两个人,当时不知道羡慕,就忙着分析谁是谁的谁了。
父亲说,这一家人跟唱戏一样,一会一换场。大家都能看出来,四床是个犟脾气,从来就没见过他和颜悦色。大女婿光说不干,二女婿能说能干就是看着有点滑头,都没那个三女婿实在,不过太实在了也不落好儿,他老婆动不动就数落他。
有一次出去打水,和四床的三女婿同时在开水房排队接水,他问我:你那个病人没啥别的病吧?
没有,除了这个病,别的都很好!
那你们病情简单,好治,我这个病人啊,愁人,高血压高血脂,心脏也不好,肺上还有点问题,治疗起来麻烦,自己脾气又不好,喜欢闹情绪。
怪不得四床总是拉着个脸,病那么重,心里身上都不好受吧。原来父亲的病这么简单,和别人比,轻多了,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提着水壶回病房的时候,脚步轻快了,看见谁都想笑。
幸与不幸,其实是一种比较级,就看怎么想了。那会儿,我就很傻很天真地认为父亲的病很简单。
父亲左手边的六床,是个19岁的小伙子,那年刚从部队转业,却生了重病,听说是乳腺上的病,第一次听说男人还有乳腺,而且一样会生病,我没顾上同情那个阳光帅气的男孩,捂着嘴才忍住没笑出来。
不过后来真的除了同情更多的是惋惜,多好的一个小伙子,年纪轻轻得了这个病,前途未卜。
六床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边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母亲早几年也是因为乳腺病不在了,大姐也是因为这类病早一年做了手术。他来住院,除了生病的大姐没来,其余的哥哥姐姐姐夫都来了,一群人跟着进了病房,半个房间都是他家人,父亲让出一张凳子给他们坐,却没有一个人坐,一群人有的神色严肃,有的故作轻松。
病号本人却若无其事,盘腿坐在病床上,屁股往下用了用力,似乎想试试床的弹性,然后满意地调整姿势坐好,从背包里拿出两幅崭新的扑克牌“这下好了,有时间打牌了,也有现成的牌搭子,随便一喊就使不完的人”。
 看着六床心情不错,他的陪护团队有跟着笑的、有苦笑的、有转过脸退出病房抹眼泪的。
可是六床只在病房打过一次牌,那是他等待手术的时候。
如果帘子算是一道墙的话,应该说她们三个是隔壁的病号。隔壁的一床,一位微胖的少妇,虽然也是本省人,却说一口听不太懂的方言,偏偏他们两口子都爱说话,大家听不懂反问他们的时候,她就用生硬的普通话重复一遍,听起来很有喜感,我却笑不出来,心里替她的着急。
少妇头一年就在他们当地医院做了手术,术后效果不理想,病变部位压迫神经,导致肌无力,在搀扶下才能勉强在屋里走几步,他老公总是说,明明已经切掉了,怎么还不会走路呢,两腿软的面条一样,一到查房就缠着大夫问个不停。大夫越解释他们越迷惑,下次换个大夫继续问。
行动不便,病情未来咋发展大夫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使得少妇的情绪极不稳定,说着笑着就哭起来,发愁病情,担心留给公婆照顾的两个孩子,她的丈夫,一个看上去很精明的矮个子男人,总是很耐心的哄她安慰她。
少妇身高和丈夫差不多,又有点小胖,她丈夫抱起她的时候很吃力,其实少妇自己能走路,她丈夫外出有事的时候,她自己扶着墙上厕所,来回在病房里活动锻炼,可她丈夫一回来,她就变得不能自理了,矮个子男人就抱着老婆去厕所,如果少妇嫌病房太闷,男人就背起她到病房楼下边的小花园坐一会儿,还很贴心的用一个毯子裹住少妇,好像她是个婴儿。
少妇的临床,二床,是个胖胖的老太太,她是术后来复查的,按说不用住院,但是据说找了医院的什么人,就住院了,这一住,还真查出来了问题,就只好接着住了。
陪着老太太住院的,是她的儿子,约莫三十多岁,说是来陪护病人,他的儿子却很少待在病房,一会儿说出去见朋友,一会儿说单位让去办个什么事,大家都觉得这个儿子不靠谱,老太太却很包容他,她儿子匆匆走出病房,她在后边帮儿子解释:年轻人,总是忙,事情多,我这好好的,没啥事,完全不用人照顾,是他非要来的。
另一个女病号,三床,是一位美丽的深圳女孩儿,她白皙瘦弱,长发随意散在脑后,当她微微弓着腰,捂着胸口在屋里散步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我总是联想到西施,西施就是这个样子走路,引得东施效颦的吧。
她和少妇的病一样,胸腺上长了一个什么瘤子,压迫了神经,导致双腿无力,她的手术很成功,每次大夫查房,都在她的床前停留多了那么一两分钟,问她吃饭怎么样,双腿有什么感觉没有,每天坚持锻炼多久。女孩儿坐在床上,微微扬起头,恬静地微笑着,问一句答一句,她不像一床那么急躁,没事的时候安静地靠在床上看书,和同病房的人不怎么交流,出来进去见面只是微笑一下。
住院的日子是焦灼的,等待手术的日子尤其焦灼,二床老太太手术一年了,大家都喜欢找她咨询注意事项,也想通过她预想一下自己手术后的情况,偏偏这个老太太手术不太成功,每天进食困难,大夫查房的时候,她每次都问同样的问题:我的手术到底成功不成功?
二床是食管肿瘤,要说切除的时候还没有发现转移,切除的也很干净,复查并没有发现有复发,可她连小米粥也难以下咽,检查做了很多,最后大夫告诉她说,病灶切除很干净,就是缝合的时候出了点问题,导致食管狭窄,所以只能吃流食。
大夫走后,老太太崩溃地大哭起来:我为了让手术做好点,专门给了大夫2000块钱红包,请了最权威的老专家做的手术,生病一年我花了七八千,还是吃不下饭,钱花了罪受了还是得死.......
二床的嚎啕大哭引来周围几个病房的病号病号家属来门口围观,都在小声议论咋回事咋回事?送了那么多红包啊,人家有钱啊,退休干部吧?
来了一个年轻大夫来安慰解释,奈何无论怎么告诉老太太,她的病实际上已经治好了,至于吃不下,只是缝合的时候出了点问题,还有办法补救,那就是再做一个小手术,下一个支架撑一下,食管是有弹性的,撑一段自己张开了,完全不影响吃饭。
老太太一听说又要做手术,哭的更凶了:我已经受了那么大的罪,又让我手术,我本来就是吃不下饭才来手术的,结果手术做了还是吃不成饭......
老太太反反复复的说着车轱辘话,年轻大夫怎么安慰劝解都没有办法,只好走了。
老太太正在哭,她儿子终于来病房了,先安慰了几句,老太太还是哭,干脆扯着喉咙哭开她早死的老伴儿。
这一闹不打紧,已经排上了手术的四床老爷子直接收拾东西要回家,陪护四床的是老实人三女婿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四床的孙子。两个人都看看二床看看四床,想去制止哭闹的四床,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这边我父亲小声说,看来手术风险还是挺大的,别像这个老太太一样花了钱受了罪,结果还得埋人。
 我一听这话不对呀,我才听那个三女婿说的,像我父亲这样病情单一的人,还是很好治疗的,医生也一直说,恶性程度偏低,不容易转移,如果手术,效果会不错,父亲一直信心满满地等着手术,马上就要排到了,可不能节外生枝。
二床老太太再哭下去,能把病号都吓走,我看父亲的脸色明显变了。可我也不敢说什么,病人手术失败,心情不好,搁谁谁也受不了。
二床的儿子不耐烦了:妈,你就别想那么多了,你自己得了啥病你不知道吗?有几个做了手术彻底治好的,顶多多活一年半载的,你这已经不错了。
话是没错,可是也不能对病号这么说吧,这比老太太的哭声更有杀伤力。
“你话不能这么说,谁有了病都是往好处想的,在病房里当着这么多病人的面这样说,你觉得合适吗?请你出去说吧,你们家有钱有地位,找大夫给你们换单间去住吧”
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瘦弱内向,见人不敢大声说话更不敢和人对视,那天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梆梆梆给了几句。
二床很快不哭了,反而替她儿子圆场:我自己知道的,这是我的原话,我知道自己的病情,我儿子这么说我不生气,我看得开。
怪不得有这样的儿子!
你看得开是你的事,这样的话以后不要在病房里说,影响病人的心情对治疗不利,请你们注意!
我说完拉着父亲出了病房,少妇的老公在后边给我比了个大拇指,病房里总算消停了。
虽然那天和二床老太太顶了几句嘴,老太太见我还是笑呵呵的,并且一再提醒我,一定要给红包,一定要求让那个王教授给做手术,王教授五十多岁,作为外科大夫是正当年,还有一个大夫,不到四十岁,太年轻,千万不能让那个七十多岁的专家给做,年纪太大,眼神不好,缝合时候再揪巴到一块就麻烦了。
老太太的话让我心里更加七上八下,可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给大夫塞红包,医生办公室肯定不行,那么多人,给谁不给谁呢?给多了也出不起呀。
陪着父亲住院的,就我一个人,母亲要在家里照顾八十多岁的奶奶和年幼的弟弟妹妹,姑姑把我们送到医院安置好就回家去了,人家也一大家子人要照应,不可能一直陪在医院,我只好和要好的同学商量,都是刚出校门的小白,和我一样抓瞎。
最后决定,在手术当天给,进手术室之前一定给到,给晚了就没意义了。
父亲手术那天早上,我裤兜里装了五百块钱守在手术室门口,想趁大夫进手术室的时候塞个红包。
在手术室门口团团转了半天,看见王教授带着医生护士大踏步走过来,对我先笑着打招呼:小姑娘,别担心,没事的。说完径直进了手术室大门,跟在他后边的一位大夫拍了拍我的肩膀,也很快进去了,直到一群人都进去,手术室大门关上,我还是没有把红包送出去!
同病房的家属知道就我一个人在医院陪护,早就交待有事说一声,都会尽力帮忙,可是我那时候太胆小内向,也不知道一个动了大手术的病人出了病房意味着什么,心里并不太担心,盲目乐观地认为,父亲进手术室之前还是好好的人,做个手术又能怎样?不会有多难照顾的。
好在有两位同学陪着我等在手术室外边,男同学怕我紧张,在我面前跳起了新疆舞,抖肩扭脖子摆头配上滑稽的表情,想不笑都不行。
有同学陪伴,时间不那么难熬,旁边有同样等在手术室门口的病人家属,斜着眼一会看我们一眼,大概觉得我们太不懂事。有位阿姨问我,孩子,里边做手术的是你什么人?我说是我爸爸,食管肿瘤,医生说很可能是良性的。
那位阿姨意味深长地笑笑,一年多后,我才理解阿姨笑里的意思。
父亲的手术从早上八点做到下午两点半,两位同学也不吃饭陪我等在手术室外边,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的心越悬越高,蜷在墙角再也不想说一句话,恐惧和担忧使我不住地瑟瑟发抖,两位同学也不敢说话,默默陪在旁边。
父亲被推出手术室那一刻,半昏迷状态中不住地大声呻吟,浑身上下都是管子,想安抚一下他都无从下手,护士高喊着病人家属病人家属接病人了,我却不知道该怎么接,病房里有人出来开始帮忙,有人说这么大的事咋就一个小姑娘在这呢?
胖老太太的儿子,那个被我抢白过一顿的男人,上衣一甩就站了出来,四床的大女婿,总是站着指挥不动手干活的人,这会儿也过来帮忙,病房里的男陪护都过来了,两人抬上身,俩人抬下身,还有人帮忙给拿着管子,一群人把父亲稳稳地抬起来放到病床上。
而我,站在旁边完全伸不上手,从不主动说话的深圳女孩儿挽起我的胳膊小声说“不用怕,刚做完手术都这样,过两天就好了,管子一个一个去掉,就可以下床活动了,我那时候比叔叔还多一个管子呢,我还输了血浆”。
听着深圳女孩甜糯的安慰,心里踏实了一点,我赶紧凑到父亲身边,握着他的手,让他忍耐一下,忍一忍就过去了。
疼痛,在谁身上只能谁受着,亲生儿女也不能代替分毫,我看着痛苦中的父亲忽然意识到这个病估计很麻烦,又不敢哭。
刚在病房安顿好父亲,六哥从天津部队请假来到医院了,我顿时觉得有了靠山,父亲也不那么一直喊疼了,晚上我和六哥都守在父亲床边。
六床的哥哥,也是地方上某局的领导,拿着当时很昂贵话费也很昂贵的大哥大,他慷慨地把大哥大递给我“小妹,大夫说叔叔手术很成功,你给家里打电话报个平安吧”。
村上根本没有电话,我虽然万分感激,却没有接过那个黑砖头一样的大哥大。
看我们守着病号出不了门,有人出去买饭总是问我一声,要不要带点啥吃的,这群素昧平生的人,在我最艰难的时候给予很多很多温暖安慰帮助。
父亲术后恢复很快,果然如深圳女孩说的那样,身上的管子一个一个去掉后,可以下床慢慢活动了,没过几天,就能室内室外活动自如,陪护也变得轻松了,六哥的假期结束,匆匆赶回了部队。
手术后第七天,大夫查房时候说再观察两天没事就可以出院了,我又觉得这个人们谈之色变的病也不过如此,医疗技术真是发达了,哪有那么多绝症。
父亲也高兴地准备收拾起行李,医院暖气很足,我给父亲洗了头泡了脚,剪了脚指甲,父亲自己刮了胡子,看着气色尚好的父亲,我开心地想象着一家人团圆的情景,来时候愁云惨淡,回家无病一身轻,这不是喜从天降是什么?
我的高兴很快被第二天查房的大夫给打碎了,他按着父亲的刀口说,这里边不对劲儿啊,怎么又鼓了,正躺着的父亲就想做起来扭头看,被两个护士按了下来,大夫回头对我说,刀口发炎了,着急回家,这又走不了了小妞,我给他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不知道这个刀口发炎又是意味着什么。
父亲手术的刀口从前胸到后背蜿蜒过来,看着令人心惊肉跳,大夫喊来了一个男护士让换药,已经愈合的伤口被重新划开,父亲疼得不住地呻吟,我躲到门外不敢看。
一床小少妇的老公过来帮忙按住父亲,这个矮个子男人非常温和地笑着让我出去散步,说这里有人看着,“女孩都怕血,其实这没事,我媳妇儿也可怕血,手上拉个小口都嗷嗷叫”这个男人说什么都能说到自己媳妇身上。
 我回到病房的时候,二床老太太问我“小妮,你看账单了吗?花了多少钱了?”我一开始很烦她,可人家完全无视,没少帮我,我再不改变态度那就是我的错了。
一千多了,我们入院时交了两千,应该够用”
 “那咋那么少呢?我看看”
 老太太拿过父亲床头上的账单一看说,“怪不得你爸爸刀口感染,他用的都是青霉素,我那时候用的都是先锋,最新出的先锋,消炎最厉害的”。
 我一听就傻了,原来治病还可以这样啊,大夫为啥不给我们用好药呢?
 “我专门要求一定用好药,大夫肯定是看着你父亲是自费,所以照顾你们的”六床的姐夫说。
我马上就要去找大夫,可是手术后消炎药已经滴了一周不再用药了,说也晚了。因为一目了然的条件不好,大夫给用了便宜药,导致父亲刀口感染受二次罪,我内心很自责,拉着个脸,饭都吃不下。
 第二次换药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问大夫是不是因为用药便宜才会刀口感染,大夫和护士都看着我笑了。
 “你从哪听来的呀?这和那没有关系,刀口感染原因也很复杂,也可能是病人本身体质的原因,原则上只要青霉素不过敏,我们都会用青霉素,能少花钱治好病不更好吗?”大夫几句话说得我一下子豁然开朗。
“没事,过几天就好了,咱病房有暖气,你回家不一定这么暖和呢”。
父亲的刀口感染并没有过几天就好,一拖又是十来天,天冷了,我天天晚上坐在病床前的凳子上过夜,后半夜冻的缩成一团还是觉得冷。
护士长偷偷告诉我,四床离家近,白天在医院治疗,晚上就回家了,让我只管躺那个床睡觉就行,听见查房赶紧起来整理好床铺就行。
二床小少妇的老公说,护士长,你就让这个小妹住,为啥不让我住呢?我也冷得很呢。
“你一个老爷们,和你媳妇儿挤在一块就行了,人家一个小姑娘,这么坚强一个人照顾病号,多不容易,还不得多照顾一点”
“我知道我知道,谁不是想着多照顾这个小妹呢,多懂事的孩子,我就是故意和你开玩笑”小个子男人的方言似乎不那么难懂了。
住院已经快一个月了,父亲让我给家里写封信,免得家里着急挂念。
病房里有人给找钢笔,有人给找稿纸,六床的哥哥给了几页原阳县农业局的稿纸,还说多给几页,留着等回家后给他们写信用,我满口答应。可惜回家后父亲病情反反复复,我哪有心情去写信啊。
父亲在河医二附院住了整整四十天,结账回家的时候,入院交的2000元又找回几十块,还给开了回家后口服的药。
我陪着大病初愈父亲回到豫南农村的家里,乡里乡亲都来探望,大家知道父亲一场大病是我从头到尾在陪着,都说这个女儿没白养,这个小妮儿比男孩还能干。
我自己知道,不是我能干,不是我坚强,是有很多人陪我一起扛,是周围一群人,身体力行告诉我,这个世界很美好,而我,不是一个人在迎接命运的挑战。
时隔多年,他们的恩情我无以为报,但我会永远记得,我只能时时提醒自己,要有爱,要有光,要心中有力量。  



About the Authors

张晓辉,社旗县兴隆镇罗庄村马庄人,妙龄大妈一枚,当年瘦小离家到大城市郑州谋生。热衷自主创业,匆忙半生,并无建树。白天忙生存,夜晚码文,感性和理性并存,一直认为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明天的苟且,但一定有诗和远方,一直坚信住什么房子不重要,和谁住一起更重要。坚持吃粗茶淡饭,过简约生活,写温暖走心的文字。乡土中原特约撰稿人。




乡土文学《乡土中原》发布

总编 | 赵华胜

总顾问 | 王学章  王书义  梁铜勋  刘永科

特约作者 | 晓辉  丽萍  尚钞  春雨  松克

   特约美编  |  穆青冬  

 (所有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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