剂量问题应该说是中医非常核心和关键的一个问题，有经验的医生，你在跟师学徒的时候，他可以告诉你方子，告诉你到药，但是如果不告诉你量，你仍然是“摸黑”，所以说中医的不传之秘在于药量。那么，伤寒论中一两到底是多少克？按一两等于3克？还是一两等于15.6克？
倪海厦老师在讲《伤寒论》第四集的时候说，有一个很有名的经方家陆九芝，他的外曾祖父，叫王朴庄，是乾隆末期，嘉庆年间，很有名的一个名医，根据他们考证，汉制的8两，就是今制的6钱，所以桂枝3两，差不多2.3钱，就按3钱来算。倪海厦老师是台湾人，台湾一钱等于3.75克，所以倪师一钱等于4克（3.75克），二钱等于8克（7.5克），三钱12克（11.25克），4钱等于15克(15克)，5钱等于18克（18.75克），六钱等于24克（22.5克），一两等于38克（37.5克）。考古工作者在1981年出土的“光和大司农铜权”，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被认为是推算汉制的权威标准，此权铸于光和二年闰月廿三日，光和二年为公元179年，与张仲景为同年代。是汉灵帝刘宏继位第二年（公元179年）颁布的“国家标准度量衡”，而这个“国标”的颁布正是仲景先师写作《伤寒论》的年代。
从权上铭文可知，此权为当时中央政府为统一全国衡器而颁布的标准。铜权，按秦汉密制的单位量值和权的量级程序，此权当为12斤权，标准重量当为2996克。每斤是 2996÷12≈249.7(克)，所以按照这个重量来折合，1两应该是249.7÷16≈15.6(克)，据此东汉1两合今之15.6克。那这时候就有很多朋友有疑问了，我到底是按照倪师讲的一两等于一钱4克，还是一两等于15.6克呢？
这时候就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古今中药的区别，二是因人而异。
古时候的药材，基本都是医师自己或者百姓在农闲时候上山采摘，而根据古书考证，汉代几乎所有的方剂都是先称量后炮制，显然这个用量是大打折扣的。这是好多学者都忽略的重要问题。文献考证，唐代以后用药才是先炮制后称量的。由唐以前的论述可见汉方是先称量后炮制。药有多末少末，又去根、茎、节等，故所称药量无法准确。《伤寒论》处方则更是如此，如麻黄汤：麻黄三两，去节桂枝二两，去皮甘草一两，炙杏仁七十个，去皮尖。若这些药都是先称量后炮制，麻黄先称后去节，用量几乎减少3~5%。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合和篇明确指出：“诸经方用药，所以熬炼节度，皆脚注之。今方则不然，于此篇具条之，更不烦方下别住也”“凡药治择熬炮讫，然后称之以充用，不得生称”“凡麻黄，去节，先别煮两三沸，掠去沫，更益水如本数，乃纳余药，不尔令人烦，寸斩之”。这里进一步明确了炮制后称的是处方实际用量，更为准确。所以，考证汉代处方用量，不能单从重量出发，还要看其是否是先称量后炮制的减重，彼时的处方用量，单从度量衡角度考证是有不足的。
比如同样的桂枝汤证，如果是张飞这样的体格，你如果按一两3克来开方，用倪海厦老师的话来说，那就是刷牙漱口，根本起不到多少疗效。如果是换成林黛玉这样娇柔的弱女子呢？你按一两15.6克，开桂枝三两的话，桂枝差不多要47克，一个不小心，轻则心跳过速，重则可就一命呜呼了！
并且如果换成小孩子来说，没有成人那么强的体魄，剂量更是要慎重，所以开方用药一定要因人而异，不能死板的药典说只能用3克，那就小心翼翼，一点不敢多用，本来剂量大点吃一两次就好的，因为剂量不够，生生拖成重症。或者度量衡说15.6克，不管患者高矮胖瘦统统大剂量，如果患者是桂枝汤证，结果你判断错了使用了麻黄汤，那病人本来毛孔打开着，一直都在出汗，喝了麻黄汤出汗更厉害，就有可能会出现大汗亡阳的情况，那可是会死人的。所以为什么伤寒经方慢慢不如温病派？就是因为经方属于峻剂，药效太厉害，对症的话一两副就痊愈，而用不好会出人命，历史上就有一些庸医用麻黄汤治死过人的案例，所以现在的温病派中医是没几个敢用桂枝汤、麻黄汤等经方治疗感冒的。所以，如果想要试药，一定要多学一段时间，将基础掌握的扎实了再试也不晚。 同时，现在还有种植药材，转基因药材等问题，这些药材有古代深山老林里野生药材多少的药效就不好说了。
最后来说下《伤寒论》中的一升大约是多少。
也是依据考古学，馆藏上海博物馆“光和大司农铜斛”，以及，馆藏南京博物馆“永平大司农铜合”的实际“度量衡”，我们可以获知，仲景同时代的一升相当于今天的200ml，所以原文上的“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大家应该知道是多少了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