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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本章为老子“道”之续篇。 老子认定似无或存、渊深澄寂的“道”是万物之宗。 用于人事，其能挫人之锐气，解人之纠纷，和众之光明，同众之尘垢，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 作为老子之“道”的续篇，本章被近人张松如称为是老子对“道”的一种“写状”(《老子说解》)。 张松如还进一步指出：“在以后，(老子)还会一续再续，反来复去续下去。”(《老子说解》) 然而，这种本体之“道”光续于“写状”，还总归是“道”之本体。 翻来覆去“道”(说)本体之“道”，似乎不是老子之本意。 述说(即写状)“道”之本体，是为了“道”之用，所以老子于本章一开始就讲到“道冲而用之”。 这“用之”，如徐梵澄说来是用于“人事”(《老子臆解》)。 如将“挫其锐”用于人事，就要明白锋芒显露总非智者所为。 原本以为战争打仗总该保锐气持锋芒，但优秀军事家却又知对方也在“避其锐气”(《孙子兵法·军事》)，所以常常掩其锋芒，藏其精良，为的是虚实奇正无以捉摸，以便寻机给对方致命一击。 “道”之厉害就是如此。 现实生活中，锋芒显露者常遭其剉磨，不断印证这一自然现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三国李康《运命论》)。 所以人如按“道”行事，就该“虚而不盈”。 古人唯恐世人不知此“道”原则，故用“器”来明(铭)之，这就是《荀子·宥坐》中讲到的“宥坐之器”。 此“器”明此“道”，那就是注水于器“中”则正，“满”则倾覆。 以此“器”作为座右铭，就能常常提醒世人，不能锋芒毕露、锐气十足。 招惹祸事均由“锐”、“芒”所致，所以老子要说“挫其锐”。 同样，如将“和其光”用于生活，就会看到人之居处原本就该“阴阳适中，明暗相半”。 为了“和其光”，防止“明多伤魂，暗多伤魄”，室内房中必置帘备屏，“太明则下帘以和其内映，太暗则卷帘以通其外曜”，这样就能使人安心平目、身心健康(明周臣《厚生训纂·治家》)。 由此推向人事，如同商品广告中的过分炫耀引人反感一样，人之炫耀也同样引人反感，且不符合“和其光”原则。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明白炫耀是缺才的表现。 炫耀者终究是无光的，自然界中的珍宝美景在没有发现前是从不会向人炫耀的，它们自有它们的和谐妙处。 即使有才值得炫耀，或对社会不满想示威“炫耀一番”，尽管能使人崭露头角，但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可怕的。 如同过明过暗均伤魂魄一样，三国魏晋的孔融、杨修、嵇康等均因炫耀，不能“和其光”而招致杀身。 对此，开导嵇康的孙登说了一句哲理性的话：“火生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刘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栖逸》注引《文士传》) 这可算是对老子“和其光”的最好注解了。 由此说到“同其尘”。 这“同其尘”犹如入乡随俗，也犹如离乡背井，怀故土一抔流入异地，方能打成一片生存下来一样。 所以河上公对它的注解是：“当与众庶同垢尘，不当自别殊。”(《老子道德经章句》) 而现代张松如对它更从人事方面解释：“天地间到处弥漫着尘埃，人世间的纷繁复杂情况也是如此，超尘出世的想法是不合理的，众人皆浊我独清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不图标新立异，只有同流合污，把特殊混同于普遍中，才合道理。”(《老子说解》) 确实如此，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带来的只能是痛苦。 屈原《渔夫》就记下了屈原因举世皆浊他独清，众人皆醉他独醒而导致的痛苦相：“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并记下了渔夫开导屈原所用的老子式的“同其尘”：“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 而屈原却不肯“同其尘”，还说：“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这使得深得老子“同其尘”真谛的渔夫大失所望，只得“莞尔而笑，鼓枻而去”，这样，屈原的最终结果则是众所皆知的。 而结果比屈原好不了多少的曹植也同样不愿作“浊路之飞尘”(同其尘)，尽管他还愿意作“清水之沉泥”，但这“同其尘”哪能可作这样的区分？ 不肯和光同尘的嵇康也因“排俗而取祸”(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 综上所述，“挫其锐，和其光，同其尘”均体现了老子“道”体虚而不盈的原则，用于人事也能使人得益匪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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