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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距今约一万年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有人工栽培的稻，而距今七千年前的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中有很多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有十八个粟窖，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很多稻谷、谷壳、稻叶、稻秆。 这些材料证明，我国农业的产生，大约在距今一万年以上，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国家之一。 新石器时代晚期，南方和北方分别普遍种植稻、粟等粮食作物，大麻、苎麻、花生、芝麻、蚕豆、葫芦、菱角、莲荷和一些豆类、瓜类作物都已开始种植。 炎帝神农氏的传说表明，在距今四千五六百年前，中原地区的农业已经脱离原始生荒耕作制，进入锄耕阶段。 周人的始祖后稷，在尧舜时任农官，是最早种稷的人。 夏代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包括数量较多的石镰、石刀等收割工具。 庄稼以畎亩法进行种植，就是在两垄之间留一条沟，庄稼种于垄上。 夏代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产量迅速提高，饮酒之风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商人从一开始就是以农业为主的民族，商汤曾派亳人帮助葛人种地。 甲骨卜辞中屡见“其受年”（能获得丰收吗？）的问语，反映商朝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 农作物的品种繁多，中原地区也开始了水稻的种植。 农业生产技术提高，知道整治土地，施用粪肥，培土除草，并将田地划分为规整的方块，用劦田的方式进行集体耕作，可能已经发明了牛耕。 产量增加，粮窖到处都有发现。 西周时，锋利的青铜农具得到较普遍的使用，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垦殖和耕耘。 原来的抛荒制被休耕制代替，土地利用率提高。
王朝中担任司稼的官员必须熟悉作物的不同品种及其适应地区，从而更好地指导农业生产。 农作物品种增加，谷类有黍、稷、粟、禾、谷、粱、麦、稻等，豆类有菽、荏菽、藿等，麻类有麻、苴、苎等。 王朝特设场人，专管园圃，从事蔬菜、瓜果的生产。 春秋时期，铁农具较多地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许多荒地被开垦为良田，耕作技术由粗放转向精耕细作，农业产量大增。 私田增加，井田制崩溃，土地关系向私有化发展。 诸侯们不得不陆续实行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高涨。 战国时，铁制农具已排斥木、石农具普遍用于生产中，便利了砍伐树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 在深耕除草的同时，农民们注意识别土壤性质，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作物进行种植。 施肥技术提高，懂得用肥汁拌种，粪便、绿肥和灰肥被普遍施用。 开始注意选择籽种，防治病虫害，实行畦种法，播种疏密得宜，便于通风排涝，善于培根、除草、间苗和掌握农时季节。 普遍推广一年两熟制，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年产量。 魏国李悝曾对当时的粮食产量估计说，一亩地（约当今三分之一亩）在平常年景，可以产粟一石半（约合今四十一公斤），大、中、小丰收时可以达到六石、四石半、三石，小、中、大歉收时则只能打一石、七斗、三斗。 农民平均每人每月需口粮一石半，五口之家，一年食用九十石，则平常年景一家种地百亩所产粮食，够全家一年半食用。 秦始皇实行重农政策，宣称：“上农除末，黔首是富。” 要求农民们男耕女织，勤劳农事，按时耕作、收获，使诸产繁殖。 据说有许多逃亡已久的人都返还故乡，从事农业生产。 然而，由于秦赋役过重，终致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农业生产遭受到巨大破坏。 水利与农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夏人有重视水利的传统，大禹治水，便致力于疏通河道，开凿沟渠，排水灌溉。 与大禹一起治水的伯益还发明了凿井技术。 在洛阳矬李遗址发现有水渠和水井，在邯郸涧沟遗址发现有两眼深约七米、口径二米的水井。 商代和西周的方块田之间，沟洫纵横，有比较进步的排灌系统。 春秋时开始进行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 吴国开凿的邗沟，沟通了淮河和长江水系。 楚国在今安徽寿县修建的芍陂，经历代扩修，至唐代可以灌溉一万多顷土地。 桔槔汲水灌田法普遍推广，既省力又提高了效率。 战国时的统治者更加重视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 魏国西门豹担任邺县（今河北临漳）令时，就组织百姓开凿了十二条渠道，引漳水灌田。 魏国还在黄河与圃田泽之间开凿运河，引水灌溉，是鸿沟最早开凿的一段。 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6），蜀郡守李冰领导修建的都江堰，以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三大工程，将岷江水流分散，既免除了水患，又便利了运输和灌溉，还能天然排沙，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 水工郑国在秦国主持修建了郑国渠，自中山西瓠口（今陕西泾阳西北）引泾水东流，经今三原、富平等县，至今大荔县再注入洛水，全长三百多里，灌溉土地约等于现在二百八十万亩。 中原各国还修建了许多堤防，以防止水灾，保护农田，并扩大耕地。 位于今广西兴安县境的灵渠，又称兴安运河，由史禄主持，开凿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贯通湘水和漓水，方便了长江流域至珠江流域的水运，促进了岭南地区的开发。 畜牧业是原始狩猎经济发展的结果。 广西甑皮岩遗址发现的家猪骨骼，将先民养猪的历史上溯到近万年前。 距今七八千年的中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猪骨、狗骨、鸡骨和羊骨，南方还发现有水牛骨。 传说伏羲氏服牛乘马，取牺牲以充庖，被视为畜牧业的始祖。 五千年前的墓葬中，猪、狗、牛、羊、马、鸡这六畜的骨头都有发现，说明畜牧业至此时已基本定型。 夏代普遍使用猪、牛之骨进行占卜，数量较大。 商代遗址中，除六畜的遗骸外，还有象骨，说明当时中原还有驯象。 已经掌握了猪的阉割技术，开始了人工养育淡水鱼。 商代的家畜，在食用和作动力的同时，大量用作祭祀的牺牲和随葬，每次少则数头，多则几百上千头。 周代畜牧业的规模又有发展，一般畜禽的喂养分散到农家，而马的饲养则由行伍负责。 许多贵族拥有牧群，周宣王时一位贵族自称无羊，然而王室考查发现，他仅成群的羊就有三百只，成群的牛就有九十头。 春秋战国时，由于战争的需要，马的数量增多。 中原地区的畜牧业则基本上变成了农业的附庸，专门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很少。 秦国畜牧业素称发达，相马的始祖伯乐就是秦人。 战国末年的乌氏倮畜养的马牛数量很大，必须用山谷来估算。 手工业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 最早是制造生产工具，包括由打制石器至磨制石器、骨器，发明和制造弓箭等。 新石器时代发明的陶器、纺织苎布和利用蚕丝织绢，则开始了生活用品的生产，并发现有少量的铜器。 夏代有了制石、制陶、制铜、制玉、制骨、造车、造酒、建筑等部门的分工。 青铜冶铸业技术达到一定水平，有纯熟的镶嵌工艺和合范浇铸法。 陶器种类繁多、花纹考究，昆吾（今河南许昌）是著名的制陶中心。 有专司制作车辆的官职——车正。 骨、角、蚌和玉、石产品，加工精细，有较高的工艺水平。 有了漆器。 能纺织出比较贵重的缯和大量的麻织物。 商代手工业全部由官府管理，分工细，规模巨，产量大，种类多，工艺水平高，尤以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发展到高峰。 那些雄浑厚重、造型奇巧、纹饰繁缛的青铜器，成为商代文明的象征。 重达八百七十五公斤的司母戊鼎，需要同时由二三百人操作七八十个坩埚，密切配合，才能完成。 青铜器有礼器、兵器、工具和生活用具等，以礼器为主，已经开始铸造铜镜。 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发现的铁刃铜钺，将我国用铁的历史提前到商代。 商人已经发明了原始的瓷器，洁白细腻的白陶颇具水平，造型逼真、刻工精细的玉石器表现了商代玉工的高超技艺。 丝织物有平纹的纨，绞纱组织的纱罗，平纹绉纱的縠，已经掌握了提花技术。 西周比较重要的手工业都由王室和诸侯控制，众多的百工在司空的领导下负责管理各项手工业，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青铜铸造业。 其分布地区很广，生产能力扩大，效率和水平提高，铸造工艺改进。 发明了一模翻制数范和焊接的技术。 陶器业已逐渐采用快轮法，产品走向规格化。 原始瓷片的烧成温度已达1200℃以上，胎质更为细腻，施以青、黄绿二色釉，矿物组成已接近瓷器。 能够生产石灰石——矽石琉璃。 漆器制作逐渐普遍，器表夹苎，施以红、黑两种彩绘，颜色鲜艳，花纹精美。 家蚕的饲养十分普遍，纺织成为农家的一项重要副业。 丝织物有斜纹提花织品和刺绣品。 已经掌握池水沤麻的微生物脱胶法，以便将纤维分离出来。 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造型轻巧灵便，出现了错金铭文。 存世的吴、越青铜剑，其冶铸淬炼之精，合金技术之巧，外镀之精良，花纹之铸造，皆世所罕见。 煮盐、冶铁、漆器等部门发展起来。 铁器主要为手工业工具和农具。 齐国的丝织品、楚国的漆器等水平很高。 一部分工匠成为个体生产和经营者，聚居于城中的“肆”里，边生产边销售。 被称为匠师之祖的公输般（鲁班），就生活于春秋末年。 战国时，手工业大发展，冶铁、青铜器铸造、漆器、丝织业的生产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 已经较好地掌握了高温液体还原法的生铁冶铸技术，能锻打出用于剑身的高碳钢，铸铁柔化术开始出现。 青铜器的制作普遍使用熔铸、焊接、失蜡法和金银嵌错工艺，产生了在铜器表面涂金、鎏金和刻纹工艺，器型轻薄灵巧，花纹细致繁复，具有高超的技术和艺术水平。 已经能生产铅钡琉璃。 漆器制造业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所造漆器以木为胎，有黑、红、黄、蓝、紫、白等十多种颜色的漆，在器物上绘出各种光泽美丽的花纹，并发明了催干剂。 有了结构和花纹都较复杂的织锦以及手工针编织物。 出现了一些私营大手工业主，如鲁国煮盐的猗顿，秦国巴地开采丹砂的寡妇清，赵国冶铁的郭纵等。 秦时的冶铸业十分发达。 青铜兵器都进行过铬盐氧化处理，以增强其防锈能力。 出土的秦陵二号铜车马，总重一千二百四十一公斤，由三千四百六十二个铜、金、银零部件组成，表现了当时金属铸造和造型艺术的高度水平。 丝织物有锦、绮、绢等，一件出土的绢衣，其平纹绢的经纬密度达到每平方厘米160×56根。 秦时，仍有许多大手工业主，如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都从事冶铁，富拟人君。 建筑水平甚高，万里长城多以夯土筑成，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极为壮观。 商业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以物易物。 传说，在神农氏时，就已定时、定地为市。 帝喾时，已经有了商人贩运物品出售的事。 商先祖王亥到有易地区从事牛羊买卖被杀，是第一位见于史册的夏代商人。 商代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牵着牛车和乘船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贾。 到商代后期，都邑里出现了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吕尚就曾在朝歌以宰牛为业，又曾在孟津卖饭。 西周时，商业已成为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部门，由官府垄断，设有质人之官作为市场的管理者。 商贸的品种有奴隶、牛马、兵器、珍异等。 春秋时的商业打破了官府垄断的局面，商人的足迹遍布各地。 郑国商人弦高智退秦军的故事，说明商人政治潜力之大。 晋都绛城（今山西翼城）的商人极为富裕，能以金玉装饰乘车，穿花纹考究的华丽服装。 孔子的弟子子贡和越国的范蠡都是游历各国，买贱卖贵，既发了大财又贵为卿相的商人。 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和社会的变革。 战国时，虽然《管子》书和商鞅、韩非等已经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但尚未对商业产生实际的影响，商品交换活动进一步扩大，不仅有农副产品的交易，奢侈品的经营获利更多。 一些著名的商人，如魏国的白圭、韩国的吕不韦，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买贱卖贵，乐观时变，发了大财，富埒君侯。 秦时的大商人，如齐地的刀间、周地的师史，往往拥有数百辆车子，雇佣多人为其四处贩运买卖，坐收巨利。 而从事贩脂、卖浆、羊胃加工，都有成为大富的。 但秦实行“上农除末”的国策，将一般商贾视同贱民，随意征发，使商业活动受到抑制。 货币和物价。 最早的货币是贝。 夏文化遗址中出土有海贝，以及模仿海贝制作的骨贝和石贝，说明贝可能已成为交换的媒介。 商代作为货币使用的主要是海贝和玉，同时还有仿制的石贝、骨贝、蚌贝、铜贝等，用于流通。 每五枚贝穿为一串，两串（十枚）称为一朋，用作计算单位。 从青铜器铭文看，当时一件青铜器的价值，大体是二朋、五朋、十朋贝，一只卜龟值十朋贝。 西周的货币除贝以外，已开始使用青铜，其单位是“寽”。 铸造金属货币产生于春秋时期，晋国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铸币的地区之一。 春秋后期，越国的谷价，每石最贵时六十钱，最贱时三十钱。 为了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战国时货币的种类多，流通数量大。 各国铜币的样式不同，齐、燕主要是刀形的刀币，三晋主要是铲形的布币，秦、周主要是圆形有孔的圜钱，楚国主要是形似贝壳的蚁鼻钱。 金币有楚国压成方块的郢爰、陈爰。 战国初年，魏国每石粟卖三十钱，农民每户种一百亩地在平常年景的收获，除去吃饭和交税，余四十五石粟，可卖一千三百五十钱，每户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要用三百钱，每人一年穿衣要花三百钱，全家要花一千五百钱，还不足四百五十钱。 秦始皇统一六国，下令在全国使用统一的货币，上币是以镒为名的黄金，下币是半两铜钱。 珠、玉、贝、银等都被排斥于货币之外。 圆形方孔的铜钱加工方便，不易磨损，又可贯穿起来携带使用，从而完成了货币形态的改革和定型，通行了二千多年。 《秦律》规定，长八尺宽二尺五寸的布帛价十一钱，中等的褐衣用枲十四斤，价四十六钱，禾（小米）每石价三十钱。 人口在这一阶段没有统计资料，难以说清。 晋人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 夏禹时，有民口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 周成王时，有民口一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 春秋周庄王十三年（前684），有一千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人。 战国末年，有一千余万。 现代学者估计，战国至秦时，总人口约两千万。 赋税制度是与国家一起产生的。 五帝时的任土作贡，是赋税制度的萌芽。 所贡物品，为各地土特产和财物。 夏禹规划九州，制定各州贡物品种，规定各地按三等九类交纳贡赋。 商代在实行贡纳制度的同时，还有劳役租“助”，就是要求农人助耕公田（籍田），收获皆为统治者所得，其比例约占农人收获的十分之一。 殷纣王加征赋税，用以充实鹿台和钜桥。 周朝对各地进贡物品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包括祀贡、嫔贡、器贡、币贡、材贡、货贡、服贡、斿贡、物贡，合称九贡。 同时，助法更为普遍。 遇有战事，又要征用牛、马、兵车和其他军用物品，称为赋。 春秋时，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 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 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 鲁成公元年（前590），作丘甲，按土地面积征收一定量的军赋（甲），从而使税和赋合而为一。 春秋战国之际，地税的征收已很普遍。 秦国于简公七年（前408）实行“初税禾”的实物地税制度。 战国时，各国税制不一。 秦国首先实行户口登记制，并据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按人头征收“头会”（人口税）。 统一后的秦少府还征收山泽之税、盐铁之税和市税，即手工业税和商业税，专供皇室花费。 楚国还征收贩运牲畜的税和过关卡的税。 齐国则是按土地的好坏规定租税的等级，并按地区征收军赋，还按户征收户籍税，按人头征收人口税。 秦王朝征收赋税的数额达到农户收入的大半，迫使农民起而造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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