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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坚范 从《李约瑟研究著译书系》出版座谈会回来之后，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72年夏天，我陪亚非作协的一些外宾在北戴河度假。恰巧，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的李约瑟博士偕夫人李大斐女士及助手鲁桂珍博士，也在北戴河避暑，且我们在同一个外宾浴场，所以每天下午，我有机会瞻仰这位世纪伟人的风采。除了游泳之外，更多的是看到他穿泳裤在西斜的太阳下沿着海边散步。每次散步时，总是与鲁桂珍博士边走边聊，聊的那么投入，那么专注，好像是在切磋着中国科技史上的某个问题。他的夫人李大斐女士总是默默地尾随在后，相隔三五米。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 这一记忆之所以如此深深的印在脑海中，也许是因为这一幅两前一后的三人行的图像恰巧说明了鲁桂珍博士以及她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在李约瑟一生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 早在1931年，李约瑟就出版了凝聚着十年研究心血的三卷本的巨著《化学胚胎学》，享誉国际，奠定了“胚胎生物化学之父”的地位。10年之后，又出版了另一本重要著作《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此书被誉为“自达尔文以来生物学上一部真正划时代的名著”。这样一位在生物化学上不断攀登高峰、功成名就的专家，为什么到了中年戏剧性地移情别恋，转向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红娘就是鲁桂珍。1937年，鲁桂珍与其他两位中国学生来到剑桥生化实验室深造。这三位学生，特别是对中国科学史较为熟悉的鲁桂珍使李约瑟迷恋上了中国和中国文化，“发生了信仰的皈依”，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沉醉于中国古代文明之中。后来鲁桂珍在多种领域与李约瑟合作研究，长期担任该项目的总协调员，可以说为《中国科技史》的撰写工作，为李约瑟奉献了一生。李大斐女士本身也是一位杰出的生化学家，两人不但敬如宾，举案齐眉，是李约瑟事业的一个积极的、坚定的、不声不响的支持者。1987年，李大斐不幸逝世。两年之后，89岁的李约瑟与85岁的鲁桂珍结成伉俪。两位年迈老耄之人的这一举措，令外人大吃一惊。但李约瑟说得好，他的“信条是'再晚也比没有强’”；还说：“再没有比娶中国人为妻，更能说明我对中国文化的爱恋了。”诚如李约瑟的另一位华人合作者，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何丙郁先生所说：“鲁桂珍对中国科技史的最大贡献就是引出了一个李约瑟。假如她没有在1937年去英国，恐怕在科学史界上不会有一个李约瑟。而仅在生物化学界中有一个Joseph Needham。” 李约瑟和鲁桂珍的奇缘，恰巧指证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中西文化交流之所以能在李约瑟身上开出如此硕大而艳丽的花朵，那是与李约瑟的自身条件分不开的。爱因斯坦悼念居里夫人的演讲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一生的时候，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她的坚硬、她的意志纯洁，她的律已之严重，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妥协地并且极端顽强地坚持走下去。”用今天时行的话来说，爱因斯坦在强调情商的重要性。1990年李约瑟在日本接受第一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时说：“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我的事业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给我人生带来很大影响的W.F.桑得森这位昂德尔公学校长和他对我的忠告 ----'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和'要找到激励自己去执着追求的东西。’”桑德森不愧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 “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就在李约瑟出生的前一年1899年，英国诗人吉卜林发表诗歌《白种人的担子》，道出了西方世界的心声：对野蛮的东方世界的教化是白种人义不容辞的“担子”。此诗一出，殖民主义者大加喝彩，接着吉卜林又在1900年的《东西方之歌》中写道：“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相遇。”李约瑟正是在欧洲中心主义大行其道时渡过他的青少年时代的，但他能冲破欧洲中心主义藩篱，以“广阔的视野”拥抱中华文化，实属难能可贵。他喜欢把自己比为“桥梁建设者”，他确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了一道牢不可破的桥梁，“还给中国科技一个公道”。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高度赞扬李约瑟的贡献“是比外交承认还要高出一筹的西方人的'承认举动’”。 二十一世纪的曙光已经在地平线上出现。这是一个希望和挑战并存的世纪。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知识创新，依靠的是人的思维创新。培养一大批具有敢想敢干、标新立异和勇为人先精神的人，桑德森校长的两点思想不无现实意义。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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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singer0852 > 《科技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