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本文选自钱穆先生《中华文化十二讲》。特此摘录，以飨读者。 三 我以上讲的是善恶问题。若此下再转到真伪美丑问题上去，则又有不同。善恶辨在“己”，真伪美丑则辨在“外”。一是情感方面的事，一是理智方面的事。《中庸》上说： 尽己之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 尽己性，尽人性，主要在情感，在善恶问题上。尽物性始是物理，是真伪问题，主要在理智上。自然科学纵极发展，但与善恶问题无关。科学增强了人使用物质方面的能力，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 可以为大善，亦可以为大恶。在现代科学未发展以前，人类中已出了孔子、释迦、耶稣，但现代科学发展以后，未必更能多出几个孔子、释迦、耶稣来。 若照《中庸》上“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的道理讲，在没有电灯以前和既有电灯以后，在人生之真实境界上，不该有大分别。 我们能说在没有现代科学以前，人过的都不是人生吗？若如此讲，再过三百年以后的人来看今天的我们，也将说我们不是过人的日子，也算不得人生。在我们能服吗？ 今天人类快能上月球，但少数人上月球，对整个人类变动不大。以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也是人类一大发现，但接着此一大发现而来的，也不见得是好。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法国人，一批批到美洲去，印地安人灭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相继发展，人事一切大变，但西方人做人的道理在此发现上并没有大变。 现代科学，究竟是研究物的问题，不是研究人的问题。所以对人的问题上，可以有大利，亦可以有大害，谁也说不定。而且科学纵使不断发明，对此世界仍还保留着一个不可知。 “可知”与“不可知”仍是两极端，科学也还是在此可知与不可知之中间过程内。因此一切科学发明，仍该运用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来好好处理才是。 再细分辨，真、善、美三分本是西方人说法。科学不能说是由伪向真；艺术不能说是由丑得美。换言之，科学真理本不与伪对立，艺术美化也不与丑对立。 那只是从自然中演出人文，这可以把我提出的性道合一论来讲，却不是我此刻所讲执两用中，所谓中庸之道上所有的问题。在中国文化中，艺术一问题，我已在另一讲中述及，此处不再详论。 西方哲学中有黑格尔的“辩证法”，提出“正反合”的理论来。如说甲是正面，非甲便是反面，合起来是乙，又有非乙，合成丙，如此递演而上。 但此种辩证，似乎用人的语言文字来讲是如此，若配合到实际世界实际人生上来，便有些不合适。如说白昼是正，黑夜是反，到明天，岂不还是此一正一反。 黑格尔说的只是一种观念，观念之外有事实。“观念”与“事实”，又可成两端，其间仍该有一中道。所以说“相反相成”。一阴一阳是大道，阳包在阴之内，阴亦包在阳之内。若相反，实不相反。 宋儒把此一阴一阳画成了一个“太极图”。就人生论，生是阳面，死是阴面，死生合成了人生之整体。生之内便有死，死之内也有生。有了死，并不曾克灭了生。有了生，也不曾克灭了死。 由中国人讲来，一阴一阳，一生一死，只是循环不已，老跟着此一环在绕圈。重要却在此环之内，亦即“环之中”。庄子说： 超乎象外，得其环中。 阴阳死生都是表现在外面的象，人能超出此外面的象，深入观其实际，才能进入此实际的环之中，而确然有所得。若要辨是非，那么死了的是你，活着的便不是你；活着的是你，死了的又不是你。 同样说昨天的是你，今天的便不是你；今天的是你，昨天的又不是你。依此理论，正反两面可以互相取消，但亦可以互相完成。 中国道家思想偏向“取消”一面；儒家最是“切近”人生，从完成一面来发挥。道家把一切相反对立取消了，合成一“天”；儒家则又把人与天对立起来，而执两用中，乃有所谓中庸之道，那里便有“天道”“人道”之别。 如善、恶相反对立，是在人道上如此，若把黑格尔辩证法来讲，显见讲不通。试问善恶正反相合，又合成个什么？在中国道家讲来，那便是天，在天道中却无是非善恶可言了。 四 所以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从此方面来讲，正是一套哲学，亦是一套思维方法。是在人本位人文主义的文化大体系中一套重要的哲学和其思维术。 现在很多人分别中西文化，说中国文化是静的，西方文化是动的；中国文化是向内的，西方文化是向外的；中国文化讲心，西方文化讲物。如此种种说法，亦正是一正一反。 但中国人观念，主张“心”与“物”相通；“动”与“静”相通；“内”与“外”相通。相通可以合一；合一仍可两分。既不能有了心没有物；又不能有了物没有心。心与物看来相反，实际是相成的。 动与静亦然，不能有动无静，也不能有静无动。内外亦一例，那有有内无外，有外无内之理。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正要从此相反之两面讲入到一“中道”上去。 你要讲任何一事一物，最好先找出它相反之两面，然后再从此相反两面间来“求其中”，那中处便有“道”。所以孔子说：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他若和你讲心，你便和他讲物。他若和你讲动，你便和他讲静。不是要把这一边来反对那一边，取消那一边，是要把握到两端，便可获得中道。所以孔子又说：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今若我们把中国文化认为是唯心的，来反对西方文化是唯物的；把中国文化认为是主静的，来反对西方文化是主动的，那便是孔子所说的攻乎异端，便要害事。 当然根据西方来攻击中国，说中国文化是唯心的，主静的，要不得，那亦同样是攻乎异端，同样要害事。就中国文化之本质与其特性讲，究竟是“中和”的，决不是偏陷的。中庸之道便可代表中国文化。 五 现在再讲“新旧”，这亦是一个观念上的两端对立。在实际世界事物中，既无一个十足完全的新，也无一个十足完全的旧。近百年来，中国人讲到文化问题，总爱把新旧来作论点。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若是从旧的中间再开出新的，在新的中间来保持旧的，那也可以。若说我们究是要新还是要旧，那会永远得不到结论。文化不是唯物的，像一所老屋，可以拆旧建新。 文化则有其内在之生命，如一棵大树，连根斩了，栽下新种子，那大树的生命已毁灭了。而且文化种子是民族，我们不能不要此文化而连带不要此民族。 中西文化不同，最后还是在中西民族不同上生根。我们纵要新，也得从旧的上生根，来发展出新。果能保存并发展吾民族生命，则可中可西，可新可旧。 在物质与精神，在动与静，在内与外，在时人所认为的中西文化不同之两极，尽可执两用中，不必定要偏走一端。 若谓中国文化重在讲人文，西方文化重在讲自然，则人文只在自然中产生，人文亦不能脱离自然而独立，人文仍是一自然。 天地生下人，赤裸裸的，那叫自然。穿上了衣服，那是自然还是人文呢？又建筑了房屋，这又是自然还是人文呢？中国人爱讲“天人合一”，所谓自然与人文，也仍该是相通合一。 在人的身上便有了天，在文化中便包有了自然。而此人与文化则从天和自然中演生。 在此等观念与意识之下，我认为中国文化里尽可以渗进西方文化来，使中国文化更充实更光辉。并不如一般人想法，保守了中国固有之旧，即不能吸收西方现代之新。 似乎大家总爱把一切事物作相反对立看，不肯把此等相反对立来作互通合一看。所以我们中国所讲“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此刻实该大大地再阐明。这和我们当前所该采用的一切想法和做法实有很大的关系。 诸位又如说，今天我们该积极提倡民主精神，不要再如以往般只讲私人道德。今且不讲治国，先讲齐家。 如果说，父亲出去喝酒，母亲在家打牌，哥哥邀朋唤友去看电影，妹妹约男朋友去参加跳舞会，试问你那时怎么办？你若有理想有希望，岂不仍只有从自己一人先做起，也只有这一条路才能做得好。 所谓民主，也只有从每一人自己做起。要讲世界大同，也只有从每一人自己做起。“群”与“己”又是对立的两端，“公”和“私”又是对立的两端。群中不能无每一己，公之中不能无每一份的私。 若必要对立起来，便成为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之大对立，自由主义与统制集权主义之大对立，西方历史和思想界为此对立缠苦了。 但中国的中庸之道，则执两用中，承认有此对立，而把此对立调和融通，使每一人当下有了一条路。 中国人惟其有此中庸之道，亦可使各不同的宗教信仰也一样调和融通起来。佛教、回教、耶稣教来到中国，不仅和中国传统文化无冲突，在此诸大宗教之相互间都能和平共存，没有大冲突。 你看中国社会上，这里一个天主堂，那里一个和尚庙；母亲信佛教，儿子信耶稣。这不是信仰不真，却是受了中国人相传那一套中庸之道之影响，大家可以说得通，不争执。 此刻我们又说，我们该讲科学呢，还是仍应提倡固有道德？这又是一对立，而实则非对立。诸位只要善为运用中庸之道的思维方法，则一切相异都可安放进来，不见有冲突。 若再把中庸之道的实行方法一切从我个人先做起，自可当下满足，而又永无止境。如此一步步向前，这就是大道。但就此大道而论，你一步也离不开，亦没有所谓进。 此刻我们人类要上月球，但上了月球，还如未上月球前，大道依然还是有一条人生在前面。换一句话说，纵使我们上了天堂，也还如没有上天堂，那条大道也还依然在前。 如是则刹那与永恒虽是两端对立，也还是相通合一。这一理论，像是何等的高明，其实也还是中庸之道。 六 只因我们误解了此中庸之道，好像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不痛不痒，不黑不白。一人说这对，一人说那对，不要紧，大家都对。这就成了滑头主义，走上了乡愿的路，所以孔子孟子要讲此中道，却最讨厌乡愿。 我想再重复一下。诸位今天最大的责任就是在复兴中华文化这一件大事上。复兴中华文化是我们中国人每一人的责任，每一人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善尽职责，相互配合起来就成。 即就空军言，平时如战时，后方也如前方，无论空勤与地勤，既要人与人配合，又要人与机器配合，处处都是两端对立合成一体，而运用此一体者则在每一人之身上与心上。 如此则诸位今天早已在此中庸大道上行，只是“行矣而不著，习焉而不察”。《中庸》上所谓“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 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真是如吃饭喝水般，易知易能，但又是其味无穷，又很难知得其味的，这就是所谓中庸之道，由诸位自己去体味吧。 （一九六九年二月《自由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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