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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阿尔门·阿维尼西安 译｜蓝江 摘自｜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导论·形而上学 人类的起源现在得到了证明。形而上学必须蓬勃发展。了解狒狒的人将比洛克对形而上学的贡献更大。——查尔斯·达尔文 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最坏时代，但也是最好时代——我们的社会正在各个层面上遭受着压倒性的挑战和意义危机，而我们已经忘记了将其视为形而上学的社会。技术的飞跃或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进步，曾经为缓解甚至将我们从地球上的问题中完全解放出来而大显身手，但现在不一定对我们有任何进一步的帮助。相反，我们越来越多地面临着现代性技术革命带来的附带损害（例如，气候变化），它威胁着我们地球的生命形式——包括人类——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提出了无法从经验上解决的问题。 即使现代科学的胜利无可争议地导致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整体寿命的延长，但不断增长的预期寿命和超人类主义对无尽生命的幻想引起了新的形而上学问题，就像那些关于我们物种可能消失的问题一样。说得夸张一点，无论是永恒的生命迫在眉睫，还是整个人类在被称为“人类世”的时代面临灭绝的风险——一个由超人类“智人”主导的世界和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都让我们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面临着形而上学的问题。 人不再是的劳动的动物（animal laborans）——人类是天生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曾给他的情人伊丽莎白·布洛赫曼（Elisabeth Blochmann）写道：作为人类，就是要进行哲学思考，而哲学传统中充满了对人的定义，即人是一种形而上的动物和理性的动物。这种形而上学和理性的动物也是一种工作的动物，一种劳动的动物。事实上，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革命的和资产阶级的）一样，传统上都同意，人可以通过他的劳动被定义为劳动的人（Homo faber）。 随着十六世纪开始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建立，以及十八世纪的工业化，大多数工人和中产阶级（最初主要是男性）的生活得到了界定，他们的职业和工作塑造出他们对自己的概括。然而，今天，职业赋予人类生活内部稳定性的概念（Helmut Schelsky）在很大程度上只说对了一部分。它反而是资产阶级不安全感的一个主要来源，特别是因为工作和非工作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不稳定。根据社会学家和著名的风险专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说法，标准化的充分就业制度——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为人们所熟悉，并经常被认为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状况——“正在开始弱化，并在其三个支持性支柱的边缘出现裂痕：劳动法、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1]因此，无论我们谈论的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如果这样的区分——这个区分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区分——还算恰当的话），劳动的动物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成为重大问题。 1.天地之间 关于哲学家与世界脱节的说法，或对哲学家表示悯惜的言论与哲学本身一样古老，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当时一位色雷斯少女嘲笑米利都的泰勒斯在仰望天空时掉进了井里，这个故事众所周知。一种老生常谈的偏见认为，形而上学与现实直接相悖，使其成为一种无可救药的过时或老套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思想的可疑名声也可以从“思辨”这个词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具有的负面含义中看出。特别是自两个世纪前现代性出现以来，它经常被当作一个纯粹的贬义词来使用。“纯粹思辨”指的是与现实脱节的毫无根据的推测。 一些现代哲学史的书会说，人们不再天真地相信哲学有能力直接处理问题，而是转向一种先于所有既定知识的认识论。然而，哲学的形而上学或思辨能力从未真正减弱，这主要是因为形而上学的问题总是具有历史内涵，因此在我们处理当前流行的科学和技术时不断地重新出现。也许哲学的思辨能力总是在技术革命的时候经历一个高潮。那么，阿那克西门尼、阿那克西曼德和泰勒斯所阐述的最早的爱奥尼亚和希腊的宇宙论和自然哲学也将是对文字的获得、智人的安居以及伴随而来的向农业社会的过渡等问题的回应。 例如，还有一个流传较少的轶闻，泰勒斯被认为是由于他的天文学知识让他获得了巨额财富，这让他能够预测橄榄的收成。现代哲学的兴起同样不能与印刷术的发明分开，也不能与今天新的思辨方法的出现分开，不能与数字化的需求分开，数字化——尽管它在几十年前才开始，但正变得越来越显著——正从根本上改变着我们的社会。 2.强制加入一个没有人愿意加入的俱乐部 如果我们看一下现代形而上学的历史，特别是近几个世纪的历史，我们会注意到哲学家们有一种倾向，即努力解决他们认为是前人作品中未解决的形而上学问题。“万物的征服者”康德与怀疑论者休谟一起做了这件事；悲观论者叔本华与康德一起做了这件事；自称是“所有价值的传播者”的弗里德里希·尼采与叔本华一起做了这件事；马丁·海德格尔与尼采一起疯狂地努力通过诉诸于前苏格拉底哲学来颠覆形而上学的历史；雅克·德里达与海德格尔一起，洞察到我们最终不能克服形而上学……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历史的转变，这些转变揭示了不同时代所理解的形而上学的意义的变化。在现代早期，随着十六世纪哲学的复兴，我们看到拉伯雷、蒙田和伊拉斯谟等人文主义者对大学哲学家的批评越来越尖锐，他们认为这些哲学家与生活无关，与生活脱节，甚至对生活充满敌意（从那时起，“学术”、“学者”和“形而上学”等词就经常带有了负面的含义）。 与此同时，那些致力于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们在方向上和在内容上也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十七和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如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涵盖的主题范围远远大于中世纪的神学家。现在，形而上学者不仅关注永恒的存在、最高的物质或上帝，而且还关注一系列相关问题：人与上帝的关系、凡人或不朽灵魂的本质、身体与心灵的联系、感性生命的自由意志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问题，等等。坦白来说，所有那些不容易被分配到另一门哲学学科（如逻辑学、认识论或伦理学）的问题，从此都被认为是形而上学的。无独有偶，同一时期还诞生了“存在论”，即处理存在、存在或物等问题的学科，在此前的几个世纪里，这些问题一直被认为是形而上学的真正目标。 3.当我们不确定我们在说什么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 在现代性中，形而上学的自我批判性的重新定位和重塑也与一个本质性的变化相关——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而言——在形而上学以前所面对的内容中，即一个不可改变的、永恒的、实质性的、神圣的本质或所有存在的真正存在或本质。随着物理学和其他越来越多的“经验性”和自然科学开始涉足这一本质，将物理学置于它们的分类之下，即所谓的元物理学让哲学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方向。由于其高度的抽象性，即使是由笛卡尔开创的理性主义的哲学调整也不能避免受到霍布斯、休谟和伯克利等经验主义思想家的再次批评。在18世纪怀疑主义也加入批判的队伍，他们认为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或者甚至不认为形而上学有任何权利或理由存在。它的问题介于无法回答（根据较温和的怀疑论者）和毫无意义（根据较激进的批评者）之间；无论如何，让自己陷入形而上学的冒险或形而上学的冒险中是没有意义的。 界定形而上学的一个难度在于，对于它研究对象是什么，人们并没有普遍的共识。就像生物学探索生命或经济学探索经济领域那样，形而上学真的有一个研究对象吗？亚里士多德将形而上学的对象定义为万物之灵，对后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世纪哲学）。他断言，与伦理学或逻辑学等其他哲学学科不同，形而上学关注的是神性、第一动因（本身不动），或者用不那么神学的术语来说，关注的是（不可改变的）存在本身，即一切事物的基础物质，或者关注纯粹的逻辑原则，如同一律（A＝A）。 然而，如果反过来说，正如亚历山大·戈特利布·鲍姆伽登在十八世纪中叶提出的那样，形而上学是包含人类知识的第一原则的科学（metaphysica est scientiaprima cognitionis humanae principia continens），如果，那么它是否仍然有一个永恒的对象，超越可以知道的事物？还是说它现在只自恋地占据着人类知识本身？就像塞缪尔·贝克特的《电影》结尾处的巴斯特·基顿，终于摆脱了所有的追求者和外部利益，哲学在其历程的后期，看着自己的眼睛，惊愕地发现，当一个人只看到自己时，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哲学一直处于危险之中，由于它对知识的纯粹占有或热爱，它失去了它应该知道的东西。 4.一门没有对象的科学？ “形而上学是一种追问，在这种追问中，我们把诸存在物作为一个整体来探究，而且探究的方式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自己，即提问者，也因此被包括在问题中，被置于质疑之中。因此，基本概念不是普遍性的，不是一个领域的对象（如动物或语言）的普遍属性的一些公式。相反，它们是一种适当的特殊的概念。在每一种情况下，它们都在自己内部包含了整体，它们是全面的概念。……形而上学的思维在这种双重意义上是全面的思维。”[2]海德格尔通过这样的声明，试图再次揭示哲学追问的激进性，以及它深入事物根源的探究能力。在其他地方，他也曾写道：“不仅仅是哲学的对象不在眼前，而是哲学根本没有对象。哲学是一种发生，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为自己重新创造存在……只有在这种发生中，哲学的真理才会被打开。”[3]那么问题来了，哲学没有对象是否代表着对其已经可疑的声誉的最后一击，或者抑或它是否为形而上学提供了一个优势。因为在现代——也就是在上帝死了（尼采），永恒物质的概念不能再被预设为不言而喻的东西之后——形而上学总是必须首先证明它有存在的理由和权利，这一事实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机会。也许它的潜力恰恰在于其特有的无对象性。因为“超越对象”绝不意味着，它与“超越所有客观性”或“纯粹主观”是一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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