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个体化过程中的公共生活和认同重构——上海SL广场舞团的个案研究

摘要：

本文通过上海SL广场舞团的个案分析，考察了在社会转型下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过程中公共生活重构和认同建构的模式。在单位制瓦解和家庭衰弱的背景中，中老年妇女们从私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成员资格（membership）和国家力量带来的制度化认同（institutional identities）初步确立了群体认同（group identity）。群体内部又依靠权力、能力和关系（power, ability and relationship）三种社会资本，表现出分层的差异化角色。最终，内部形成的认同共识（identity consensus）和外部施加的同化机制(external assimilation mechanism)共同完成了群体认同的重塑。藉由国家与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互动，自由的个体之间建立起普遍的联系，公共生活也得到维持。

作者简介：

Jun Yang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

Tianli Qin  香港城市大学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Yang, J., & Qin, T. (2021). Public life as identity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based on an SL square-dancing group in Shanghai.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00, 1– 24

本文作者：青年学者杨君

导论

近年来，广场舞成为中国的国民健身运动。社会学中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广场舞噪声的冲突与治理，以及参与广场舞活动群体的原因分析，缺乏对广场舞的文化价值以及群体本身社会意义的关注。本文深入采访了广场舞的参与者，探索群体认同是如何在个体化和公共生活中建构，并被国家所赋权。

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

公共生活（public life）泛指人们在公共领域中的活动，有三种研究视角：第一种强调政治自由，公民能够平等和自由地对话（Arendt, 2009），解决经济利益的分化（Habermas, 1999）。第二种视角强调重建当代社会和集体意识(Durkeim, 2006)。第三种视角关注福利国家的介入，个体依仗国家提供的财富和安全来维持自身认同和存在的稳定。但是这三种视角忽略了社会转型的背景。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变得更加积极，自我身份的建构成为了当代人的责任（Giddens, 2016），贝克主张，风险社会中自我身份的连续性被消解，社会制度应当被纳入考虑。认同隐藏在制度和个人的自我反思之中(Beck, 2011)。

个体化理论（individuation theory）被用于分析公共生活中的认同。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分别从社会合作、阶级和社会地位来剖析群体的自我认同，但是这些外在的结构性的标记忽略了人对自我身份的感知和反思，未将外在和主观的认同结合起来。贝克的个体化理论揭示出：个人-社会关系随社会结构转型不断变化，迫使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反思并重构自我认同。稳定的社会群体和标准遭到分解；新的需求和限制被施加在个人之上，个人再整合入社会中（Beck, 2011）。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20世纪中叶，个人逐步从家庭解放出来，嵌入社会主义体系，从属于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全局管理 (Guo, 2011; Lu, 1999; Yang, 2019, 2020）。改革开放之后，个体并没有欣喜于国家管制的放松，而选择在国家-个体互动过程中重塑群体认同（Beck, 2011; Wang, 2009; Rofel 2008）。在中国，个体化过程的核心是国家-个体（state-individual）关系的变化，而不是个人-社会（individual-society）的关系。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广场舞群体的集体认同在个体化和公共生活中的建构过程和由此呈现的当代中国的国家-个人关系。

本文在上海市金山区石化工业区的SL广场开展实地研究。石油制造业为当地带来了发达的经济和充足的公共资源。作者采访了广场舞团的组织者、核心成员和普通参与者，其中95%是女性，大多处在五六十岁的年龄段，她们经历过集体计划和改革开放时期。这一群体有如下显著特征：平均教育程度低；平均收入低但足以维持日常花销；普遍具有国企员工经历；健康状况良好，生活满意度较高。本研究完成于2016~2018年，采用个案访谈（case interview）和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两种方法。

SL广场舞团成员基本情况

广场舞：认同转变中的公共和私人生活

在集体计划时期，单位代表国家负责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个人面临制度性认同和家庭角色同时衰弱的境遇，情绪和社会联系的需求驱使她们将自我认同和生活的意义延展到了公共空间，完成了私人生活的公共化。

单位制下的集体生活和制度认同。20世纪70年代，上海石化总工厂重组为国营的中国石化有限公司，全局负责员工的公共生活。部门组织了丰富的文艺活动，其中最流行的便是交谊舞，演出和比赛频繁，单位甚至租下专门的场地以供练习。1974年的房屋分配让超过十万人定居在工厂周边，形成了大型的社区，经济、文化、社会的综合福利使单位制度下的整体生活形态日趋成熟，国家权力延伸到个人生活中，家庭的角色模糊化为劳力的输送。

认同的混乱：单位制的瓦解。1993年，国营企业开始重组，单位退化为纯粹的经济实体。行政力量逐渐介入以弥补单位制瓦解带来的服务空缺，2005年的居委会成立。在非集体化之后，公共生活在公共物品分配、文化、道德价值等方面都被大大削减，或被年轻人占据。女性的社会经济角色也在工作和照顾家庭之间来回切换，丧失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让家庭关系和职业规划截然对立起来，她们的孩子很早就离开家庭独立生活，基于家庭认同在互相依赖和亲密联系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同样难以建立。于是，个人的多重身份被削弱，启动了强迫的个体化过程。

广场舞的兴起：从私人生活到公共生活。2005年，社区营建了SL广场，吸引了退休后的她们从家庭走向社会。最初，广场舞的参与人数很少，只被视为锻炼和聊天的平台。她们把家庭事务毫无保留讲给陌生人听，分享自己的私人情绪，希冀得到情感上的支持。SL广场上的跳舞活动折射出个体化过程的两个面向：寻求个人自由和重构公共生活。

70年代·金山石化厂速写（郑通校作）

集体身份：走向公共生活

广场舞团在形成集体身份的过程中经历了两个阶段：居委会的合法化；成员资格的获得。广场是自由的公共空间，没有一个群体能够独占。很长一段时间内“广场舞”的概念也仅出于舞者的自我界定。场地的争议和各种社会事件的频发促使当地居委会介入。为了便于管理，2013年居委会书记邀请Z教师建立了广场舞团，确立起它的合法身份，广场舞也转型为社区公开支持的活动形式。Z教师主动吸纳四周的居民，不愿意加入的人群和活动则被要求离开广场。除了授权之外，居委会也保证广场舞活动的顺利开展，他们提供音响和照明设施，安排管理人员，同时控制音量以免扰民，保护跳舞人群的安全，SL广场拥有了公共性。要成为广场舞团的成员，必须保证投入时间和常规参与。首先，较高的舞蹈更换频率要求参与者能跟上群体节奏，共同形塑稳定的公共生活。其次，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队形整齐和减少闲聊成为组织的要求，一旦决定加入组织，就接受了固定的站位，态度轻浮的成员将被取消资格。在更新硬件设备时，是否自愿捐赠也成为成员资格的要求。然而，这些管理举措只是在现象上将广场舞群体成员与他人区分开来，成员尚未形成对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

认同获得：公共生活的体验

广场舞团并非内部统一，个体凭借权力、能力和关系自主行动，定义自我认同，并在等级制的群体中有边界地互动。群体认同的建构伴随着自我分类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共同情感的缺失。

权力和能力主导的内部秩序。“能力”一词有多种含义，首先是“教授舞蹈”，从2008年开始，Z教师就因出色的舞技在化工社区内小有名气。其次是“领导力”，Z教师在竞争场地时态度严厉，领导身份始终得到参与者的认可。权力和能力划定了Z教师的权威角色，构建起舞团内部的秩序以及管理-服从关系，其他人愿意主动为Z教师收集费用和搬运设施。Z教师积极利用社会资源，为舞蹈团争取比赛、筹资和表演的机会，受到成员的广泛尊重。

能力和关系取向的社会互动。除了领导-成员的区分，成员内部也分为骨干和普通学员。Z教师需要骨干来分担日常教学工作，其中同时包含跳舞水平较高和与Z教师关系密切的成员。熟人“关系”成为超越能力的认同区分条件。来自领导和学员双方的认可持续加强了骨干的自我认同：骨干能得到Z教师的高度评价，获得Z教师个人的资源；和学员之间则保持着平等的友谊，并不表现出权威。

学员的自我追求和情绪表达。相较领导和骨干，普通学员并不具备出色的舞蹈能力，也不具有熟人关系，只是出于兴趣加入了舞蹈团。学员的认同更多通过互动呈现——听从领导的要求，向骨干学习跳舞。她们的自我追求从不依赖于他人，只是为自己而生活。对她们来说组织内部的交往是随意而消极的。当然，学员认同的维持也需要个人的持续投入。

SL广场舞团的认同建构机制

从共识到同化：维持公共生活

广场舞群体依靠内部活动唤醒参与者的集体记忆，形成情感和价值观的共识。与此同时，国家干预以监管方式从外部同化这些群体，从制度层面巩固认同。 

内部共识：集体记忆和情绪分享 集体活动连接成员资格和认同，帮助群体打破了角色分化造成的分割。每晚的常规活动后，成员自由组队进行双人舞，同伴间亲密互动，产生情感共鸣。每年6月和9月的纳凉晚会则提供全体在舞台上共舞的机会，不再有技术的门槛，汇聚起被分割的认同，相似的表演环境和欢呼场景与单位时代遥相呼应，激发起每个人的集体记忆和欢愉之情。公共生活得以稳定化、群体认同也被塑造。除此之外，广场舞群体在竞赛和表演中被推广到更大的社会范围内，“比他人更受欢迎、更专业”的自豪感为群体内部的积极评价施加正向反馈，证实了在与外部世界接触时的优越性，群体认同再次被强化。

外部同化：群体的认同管制 居委会将广场舞团纳入管理体系中，形成双赢的局面。前者提供设备和资源，后者丰富社区内部的文化和艺术生活。然而，居委会始终将舞团看作社区志愿组织，并不以专业舞团的规格资助，财政预算也十分有限。社区勾连国家与个人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整合的责任又回到了国家-个人关系中。2015年，文旅部和体育总局联合推出12套标准广场舞，不久就风行全国。各级部门接连举办广场舞大赛，舞团可以在国家主导的活动中公开获得资助，业务舞者有机会接受职业训练，进行长期排练备战比赛，在磨练技术的过程中再造他们的认同。广场舞的正式合法地位得到确认，群体认同在外部力量的作用下被重新整合。国家还管制着广场舞活动。2016年，《国家广场舞管理条例》突出广场舞的健身而非美观属性，不雅的动作设计和穿着会在比赛中减分，甚至取消参赛资格。SL舞团曾在区级比赛因动作过于艳丽而栽跟头。自此之后，舞团自觉符合国家要求，不自觉被外部标准所同化。在开放多变的公共空间，群体凝聚力通过内部共识和外部同化而提高。贝克所说的“制度的个体化”在国家塑造个人的过程中得以体现。认同建构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成员既得到了明确定义，但又受某些标准的限制。

结论

当认同难以在变动的社会基础中得到确认时，具备自我反省性（self-reflexity）的个体开始将情感和社会互动从私人领域扩展到公共空间，主动与他人建立联系。这种联系强大到一定程度时，公共生活就会表现出一致性和稳定性。聚集的群体会对获取资源和规范指导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一方面，国家权力的退出使个人得以脱离集体，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另一方面，习惯了国家行政的个体在组织群体公共生活时，不自觉地向国家寻求帮助，呈现出个体自我反思行为与国家制度相结合的个体化路径。西方在保护个人权利的过程中施加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培育并加强社会权力，而在中国，集体化的传统则培养了个人对国家权力的敬畏和依赖，故而个体化不诉诸于平等和权利的维护，社区也无法架起个人和国家，而呈现国家-个人关系的重构，最终完成群体认同的塑造。

编译 | Mono

审核 | 林陌声

审核 | 李致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