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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韩非子·安危篇》，其意思是说，国家只有在安定的情况下，百姓的智慧与廉洁的风气才能形成；反之，如果国家处于动荡不安的环境下，那么纷争与各种陋弊将会层出不穷。 为了说明这一点，韩非首先论证：“使天下皆极智能于仪表，尽力于权衡，以动则胜，以静则安。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爱身于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国家久安。”也就是说，假如天下之人均能在法令范围内充分发挥其智慧和才能，假如天下之人均能在法令范围内各尽所能地做事，那么对外，国家就能战而胜之，对内则能国泰民安。还有，只有社会太平了，老百姓方才能修身养性而不去无事生非；另外，一个国家民众知礼节，小人少而君子多，这样的国家也才能江山长存，国家久安。 接着韩非举例道：“左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故号令者，国之舟车也。安则智廉生，危则争鄙起。”其意思是说，处在狂奔而驰的车上，那是产生不了类似于孔子那般之智慧的；同样，覆舟之下也是不可能产生伯夷那般高尚的礼仪品德的。 最后韩非讲了“安国之法”曰：“故安国之法，若饥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于竹帛，其道顺，故后世服。今使人饥寒去衣食，虽贲、育不能行；废自然，虽顺道而不立。强勇之所不能行，则上不能安。上以无厌责已尽。则下对无有；无有，则轻法。法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这段经文说的是，治国安邦的法律，就如同人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一样，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根本。古代先贤把法令书写在竹帛上，因为这些法律条文顺应了客观规律，所以后人都能信服。可如果人们饥寒时无饭吃无衣穿，那么即使像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不可能去为国效力了；也就是说，违背了客观规律，纵使你沿用了先王之道，那也是行不通的。一国之君如果强制人民去做连勇士也做不到的事情，那么这位君主就得不到安宁。而一国之君的贪欲如果永不满足，肆无忌惮地去搜括已被搜刮殆尽的民众，则民众就会回答说：“再也没有东西给你了”；而一旦民众一无所有了，则他们就会轻视法令。岂不知，法令是用来治国的，而当其一旦被民众轻视，则一国之君之功业就不能建立，其文治武功的声名又将何以获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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