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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来路与去路 认知中国哲学的四大困境 自1840年以来，西方世界带着现代化的坚船利炮和文化思潮，轰开了天朝上国的大门。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华文明开始审视自身传统。 民国时期，众多“新文化领袖”以救亡为目的，对文化传统选择了批判、乃至全盘否定的态度。同时，也有人返回文化传统，深入其中，试图寻找适合本土的“中华文明现代化转型”。 两种相反的面向撕扯百年，直至今日，国人对于本土的中华文明，依旧保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推崇它的人认为：众多古文明之中，唯有中华文明一脉流传，绵延几千年而没有断绝。这说明中华文明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优越性，在逐渐失序的未来世界，中华文明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唱衰它的人认为：中华文明固然稳定，却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例如抗拒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文明价值观。因此，只有放弃传统文化，拥抱欧美体系的现代文明，才符合大势所趋。 但是，无论是推崇还是唱衰，都不得不承认：中华文明在三个领域的成就，它们的影响是很难被抹杀的： ◎艺术文化：不仅亚洲周边的艺术文化，无不受到中国影响；而且，随着贸易，中国艺术进入欧洲，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刮起了一阵“中国风”，甚至成为欧洲艺术家的灵感来源。 ◎政治制度：中国的领土广袤、民族众多，却能在两千年的大部分历史时期，维持一种大一统帝国的统治模式，无论褒贬，自有其特出之处。 ◎哲学思想：中国思想如儒学、心学极具生命力，已经深入到了整个东亚的文化内核；《道德经》这样的经典，更是成为人类出版史上印刷次数最多的典籍之一。 三者之中，如果说艺术文化、政治制度更多是表现，那么哲学思想才是从过去直到未来的价值支撑。 近些年来，西方学术界也越来越意识到，面对后现代危机，不仅仅是要“回归”轴心时代的“雅典价值”、“罗马价值”，中华文明的哲学思想，也是必须重视的价值资源。 与此相反的是，面对中国哲学思想之价值，本土学术界却常常因为缺乏足够的反思，从而陷入两大极端： ◎哲学史成了诸子百家史：中国第一个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当属百家争鸣的先秦。不少学者就认为，后世哲学无非就是先秦哲学的演绎。于是，哲学史就不免被做成了诸子百家史。 ◎将哲学，做成了儒学：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一直被视作正统思想。因此，很多学者把哲学做成了新儒学，张口闭口都是成圣人、应帝王，书越写越厚，路却越走越窄。以至于让大众以为，一部哲学史就是儒学的变迁史。 正是长期形成的种种偏误，使国人对中国思想传统的价值缺少真正的认识，反而不加检视地选择一种外来观念作为自己的价值准则。因此，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就不免处于“进退失据”的状态——既不知如何拥抱传统价值，又无法贯彻西方价值观，以至于陷入尴尬、迷茫的困局，最终在自己的国土上活成了无根之木。 ▌中国哲学的认知困境 越是身处多元价值的社会，现代人就越需要深刻理解自身文化的思想传统。因为，真正的传统，并非那些已经逝去的人和物，而是刻在一个民族的基因里。它塑造了这个国家的现在，又左右着国家未来思想和观念的发展。 刻意忽视，或者不求甚解，不仅无法让自己活得自洽，还会因为缺少理解现实的智慧，而被各种舶来的价值观轻易绑架。 因而，站在今天全球化的视角往回看，系统、深刻地了解中国思想，不仅是判断国家未来趋势、走向的重要依据；更是一个追求思想的现代国民，在面对互相冲突的价值观时，正常行事、清醒生活的必备素质。 但是，走入中国哲学思想，我们常常面临着四大难题： ◎去伪存真：获取中国哲学思想的材料，需从古籍入手。阅读古籍史料，稍有不慎，就会迷失在那些真伪混杂、错漏频出的原始材料里。究竟该如何用科学的态度，求证真实的中国哲学? ◎梳理主线：初识中国哲学思想，需要把握脉络。但是思想流派之多、演变之复杂，让人眼花缭乱。该如何梳理出一条主线，可以清晰把握住中国思想的动脉？ ◎抓真问题：理解中国哲学思想，需要找准思想的核心问题。有些学者，直接将哲学史做成哲学的演变史，却丝毫触及不到中国哲学的思想真义。该如何抓住中国哲学史的真问题？ ◎化古为新：对哲学的认识最终应该立足当下。历史中的思想不加检视，甚至会成为“有毒”的思想。该如何立足当下时代的生存和发展，焕发出思想传统的生命力？ 不能破解这四大难题，就难以真正读懂中国哲学，更别说在实际生活中运用历史的智慧。最高效、省力的解决办法，莫过于向这一领域最权威的学者请教——这样就无论如何都绕不开这四位著名学者：为中国哲学史开山的胡适、为中国哲学史奠基的冯友兰、将中国哲学史改写的劳斯光、为中国哲学史注入现代血液的赖蕴慧。 ▌步步为营：中国哲学认知如何破局 这四位学者治中国哲学史，都有一个共同点——从始至终都带着极强的问题意识，而且直接回应了自身时代的挑战。他们所处的时代，迫使他们必须回答：中国的哲学思想，对于当下时代的中国人，究竟有什么意义？ 带着这样的问题和关怀，哲学思想里的历史经验才能转化为当代智慧。正因如此，他们的学术专著，成为了现代人的必备人文读物，同时，也给我们真正认识中国哲学提供了有迹可循的“四步走”。 ◎认识中国哲学第一步：破除虚假历史 读懂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个关键难题，是史料的“去伪存真”。这也是近代中国传统学问面对西方学术体系之时，首先要处理的问题；也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我们如何重新构建本土学问的问题。 当时胡适就注意到，古人记述极为随意，时常有人物时代错乱，材料真伪混同的情况。破解这一难题，既需要深厚的汉学功底来考证材料的真伪，又需要系统的现代学术方法，赋予中国哲学史以谨严的形式。 《中国哲学史大纲》就诞生于这种时代对文化重构的急迫需求中。胡适以严苛、挑剔的态度，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史料去伪存真，打通了中西两种学问。最终，使得中国哲学史获得了焕然一新的生命力。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评价说：“《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提供的并不是个别的观点， 而是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 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前，中国思想的哲学史观尚未真正觉醒。这本书第一次将西方现代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以此截断众流、扫除障碍，既求出了中国哲学的真面目，又为后世学者开辟了中国哲学的研究道路，成为了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的开山之作。 ◎认识中国哲学第二步： 梳理中国哲学主动脉 中国哲学史的第二个关键难题，来自中国哲学史的复杂性：思想流派层出不穷，思想的演变盘根错节，让人一不小心就会迷失在无尽的分叉小径之中，找不到中国哲学史的主干道。 解决这个难题，就要追问，何为中国文化的精髓。这个问题在民族危亡的时代，显得尤其重要。上世纪30年代，面对国内战乱和强敌入侵的危急时刻，哲学史的编撰，必须要回答，当下的中国究竟要高扬起怎样的精神和思想。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便诞生于这一特殊时代，以极强的问题意识写就，梳理出了中国哲学思想本身的价值所在。他用西方哲学概念重构了中国哲学的重要思想和脉络发展，让中国哲学史真正成为了一门成体系的学问。 从此，《中国哲学史》被学术界公认为不世出的学术巨著，名列二十至二十一世纪华语学术著作的前十，不仅对国人影响极大，更是畅销欧美，被多所常春藤名校选为教授中国哲学史的课堂教材。 ◎认识中国哲学第三步：抓住中国哲学真问题 想要了解中国哲学思想，尚不能止步于前两步：仅仅是去伪存真，考证史实，容易将它看成一部走马观花的流派演变史；仅仅是梳理哲学主动脉，又有不够全面深入、泛泛而谈之嫌。因此，中国哲学的第三个难题，在于如何深入其中，抓住各派思想中的真问题，以一己之力踏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哲学思想，被更深入和细致地放在了中西哲学汇融的背景下审视。港台两地新儒家思想兴起；而中国本土则在特殊环境下，文化传统的批判遭遇了更强烈的批判。 身为台湾学者的劳斯光有感于这样的时代，希望哲学史的撰写，能够对当下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帮助，回应当下和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哲学问题。 因此，在《新编中国哲学史》中，劳思光以独辟蹊径的新方法，试图确定一个个哲学理论的“基源问题”，也就是，每一个思想理论所关心的根本性问题；并试图以一套统一性的理论进行评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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