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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家与历史编纂的创新 张峰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提要】唐代史学在广泛汲取前代史学精华的同时，又注入了时代活力，呈现出反思、总结与创新的特点。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唐初史家不仅承继了前代正史编纂的优良传统，而且从制度、观念与方法等层面破解了正史编纂中的诸多难题，为后世正史的编纂树立了新典范；二是杜佑注重从现实出发，借鉴历代典志编纂的范式，同时融入时代的思考，表现出对历代典志的融合、创造与超越，开辟了影响深远的典制体史学新格局；三是刘知幾撰述《史通》，自觉总结传统史学中的“实录”精神，反思批判阻碍史学发展的因素，为唐以后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唐代史学承前启后，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长河中有其内在演进逻辑，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创造力。 【关键词】唐代史家；历史编纂学；理论总结；学术创新 终唐一代，史学成就蔚为大观。举其要者，如前朝正史的编纂、史馆制度的形成、史学理论名著的产生、典制体和会要体的开创、历史笔记撰述的兴盛、史地著作的发展等，无不彰显出民族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以往学术界对唐代史学的研究，多侧重于从史家和史著等角度立论。然而，唐代史学何以在中国历史上大放异彩？它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脉络中呈现何种态势、特点与趋向？这些问题都需要从理论上作出总结与阐释。 一、反思、探索与开新：正史编纂难题的突破 唐初纂修的《梁书》《陈书》等八部正史占据“二十四史”的1/3，是中国历史编纂学上的空前盛举。八部正史的编纂，折射出唐初史家对前代正史编纂的反思、探索与开新。 唐初史家以大历史的视野自觉检视前代正史编纂的成就与不足，希冀为当朝的正史编纂提供学理依据。武德四年（621年），令狐德棻首次提出纂修前朝史的建议。他说：“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如臣愚见，并请修之。”可见，他的提议是建立在对魏晋时期正史编纂的总体考量之上的。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移史馆于禁中”，重启高祖朝纂修“六代史”的未竟之业。对此，史臣经过反复讨论，认为“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因此，作出了改修“六代史”为“五代史”的决定。这种对于已纂前代史学术价值的反思，在贞观二十年（646年）重修《晋书》的实践中也有体现。其时，存世晋史18家，唐初史家在检核、审视后认为，这18家晋史“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书亏实录”。于是，太宗下诏重修《晋书》。这说明，唐初史家对前代史价值的反思与研判始终未曾中断。 在唐初大规模的正史编纂中，史学家遇到了不少新的难题与挑战。如，武德年间，高祖虽下诏纂修“六代史”，却无得而终；《五代史志》的编纂从贞观十五年（641年）即被提上日程，但迟至显庆元年（656年）方才成书；南北朝至唐初纂修的关于南北各朝的纪传体断代史，既有重复又有遗漏，难以凸显历史演进的大势。对此，唐初史家在总结以往正史编纂经验的同时，注重从制度、观念和方法上不断创新历史编纂的范式，开创了正史编纂的新格局。 第一，实行集体纂修、分工协作和监修负责的三位一体的修史制度。唐以前，已有集体修史的先例，如《魏书》之纂，既有监修，又有从修。但是，监修高隆之只是“署名而已”，从修“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让虽夙涉朝位，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业见知，全不堪编缉；高孝幹以左道求进”。所以，《魏书》名为集体纂修，实为魏收一人所撰。唐初史家汲取以往集体修史失败的教训，更加重视修史过程中团队的分工与合作。在贞观三年（629年）启动的修史实践中，《梁书》《陈书》与《北齐书》委于姚思廉和李百药，实因他们皆有家学渊源和修史基础；《周书》和《隋书》则由令狐德棻与魏徵领衔，重建团队，分工协作。在此基础上，令狐德棻还负责“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魏徵则协助房玄龄“总监诸代史”，为“五代史”的顺利撰成提供了制度保障。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是一项有领导的人才分工与人才合作的史学工程，其合理性、可行性颇值得后世借鉴。”在贞观二十年（646年）重修晋史时，朝廷组建了一个规模更为宏大的修史团队。史载： 二十年闰三月四日诏：令修史所更撰《晋书》……于是司空房元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掌其事。又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著作郎刘子翼、主客郎中卢承基、太史令李淳风、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主客员外郎崔行功、刑部员外郎辛邱驭、著作郎刘允之、光禄寺主簿杨仁卿、御史台主簿李延寿、校书郎张文恭，并分功撰录。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仪郎敬播、主客员外郎李安期、屯田员外郎李怀俨详其条例，量加考正。 由此可见，在重修晋史的过程中，房玄龄等三人为监修，令狐德棻等四人负责体例的制定，来济等14人承担了各卷内容的撰写工作。郑樵说《晋书》之纂“皆随其学术所长者而授之，未尝夺人之所能，而强人之所不及”，可谓确论。因此，《晋书》的纂修“体现了七世纪前叶唐家皇朝学术上的组织力量”，“是众手成书的第一部真正的纪传体官史”。自唐以后，正史编纂多因循唐初开创的集体纂修、分工协作和监修负责制度，成为一种惯例。 第二，适时变通，不拘前例，以整体观念为指导书写“五代”史志的沿革损益。贞观十年（636年）成书的“五代史”，仅有纪传而无典志，实难反映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代历史的全貌。为弥补这一缺憾，永徽元年（650年），高宗下诏纂修五朝典志。无论是南朝的梁、陈，还是北朝的齐、周，甚或统一的隋，统治时间均极短暂，如果按照之前断代史编纂的做法，则需将五个朝代的典志分附于各史纪传之后，如此则会令各史典志多寡不一、支离破碎，每书典志不追述前代则原委不明，追述过多则又会重复过甚。面对历史编纂上的这一困境，令狐德棻等人不囿于前代一史一志的做法，自觉将“五代”典志视为一体，合而书之，遂成《五代史志》30卷。对于唐初史家在历史编纂中体现的创造性精神，赵翼高度评价说：“盖唐初修梁、陈、周、齐、隋五代史时，若每史各系以志，未免繁琐；且各朝制度，多属相同；合修一书，益可见沿革之迹。” 第三，勇于打破前史断代记事的成法，力求从宏观上再现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脉络。李延寿秉承了司马迁开创的通史家风，贯通南、北二朝历史，撰成《南史》《北史》。李氏将宋、南齐、梁、陈、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诸代帝王的事迹按时代顺序编为本纪，克服了之前断代史著对历史大事重复记载或遗漏的弊病，客观上有助于反映朝代更迭与历史发展的趋势。在列传的设置上，李氏按家世而非朝代编列人物传记，完整呈现了某些贯通几朝的家族史。对此，清代四库馆臣很不理解，批评李延寿“以姓为类，分卷无法。《南史》以王、谢分支，《北史》亦以崔、卢系派。故家世族，一例连书。览其姓名，则同为父子，稽其朝代，则各有君臣。参错混淆，殆难辨别……观延寿《叙例》，凡累代相承者，皆谓之家传，岂知家传之体不当施于国史哉”。事实上，这种按照世系编纂列传的做法，既反映了当时高门大族盛极一时的社会现象，又解决了一个家族之中的人物分在数卷、查考匪易的难题，旨在客观反映时代特色与历史走向，实为李延寿对史书编纂体例作出的创新性改造。 综上，唐初史家在官方支持下开展的大规模正史纂修活动，既融合了前代正史编纂的优良传统，又开启了后世官修正史的端绪；既发挥了集体修史的优势，又彰显了个人在修史过程中的革新精神，是民族文化非凡创造力的重要体现。 二、融合、创造与超越：从典志篇到典制体通史 刘知幾在总结史书体裁时言：“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刘氏所言，反映了唐代及之前史家竞相采用纪传体与编年体撰史的盛况。然而，刘知幾对史书体裁发展不出纪传、编年二体的预言，不免武断。在他去世后不足百年时间内，杜佑便撰成《通典》，开辟了典制体写史的新路径。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一直左右着人们对杜佑历史编纂创造力的评价，即杜佑《通典》取法刘秩《政典》，故成书较易。《旧唐书·杜佑传》云：“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新唐书》的作者也强调：“先是，刘秩摭百家，侔周六官法，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称才过刘向。佑以为未尽，因广其阙，参益新礼为二百篇，自号《通典》。”其后，清代学者王鸣盛亦主张杜佑《通典》“以刘秩书为蓝本”，“成亦可云易也”。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通典》中的“很多部分根本不是杜佑所作，而是从更早的刘秩的《政典》中完整地抄录过来的”。实际上，杜佑《通典》与刘秩《政典》存在诸多差异。 自先秦至唐，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礼乐、刑法等制度渐趋成熟，对于典章制度的记载，很早就引起了中国史家的兴趣。“《尚书》的《禹贡》和《洪范》，从内容和形式来看，都可说属于典制体。《尧典》的部分内容，也可说有典制体性质。”典制史体的开创，与历代正史书志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司马迁在吸收、熔铸先秦时期各种史书体裁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在《史记》中设置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其中“书”的内容包括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与平准八个方面，从多重维度反映了远古至汉初典章制度的演进。这一历史书写的新范式，在撰写人物之外容纳了更为广阔的史实，极大地拓宽了史家的治史视野。《史记》八书编纂的成功，很快在后世史家的历史撰述中引起了回响。东汉时期，班固在《汉书》中设立十志，进一步完善了正史典志的内容与形式。此后《宋书》《南齐书》《五代史志》等书志篇目的设置，为典制体通史的开创提供了基础与条件。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形势的剧变刺激着人们探寻改革方案，挽救时弊。处在这一特殊时代的杜佑，从县丞做到了宰相，现实的任职经历使其颇为重视从历代制度的沿革中探寻治国理政的门径。他有感于国家“理道乖方，版图脱漏，人如鸟兽，飞走莫制。家以之乏，国以之贫，奸冗渐兴，倾覆不悟”，于是撰述《通典》，旨在“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缘于此，杜佑的《通典》对于“天文、律历、五行、瑞异、艺文、释老等，旧志虽列为专篇，但《通典》则或以其非治道所急，或以其荒诞不经，均弃而未取”；历代书志中所载食货、职官、礼乐等内容则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同时杜佑又根据现实需要增补了选举、甲兵与边防三个门类，构成了探讨唐代及之前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问题的系列篇章。《通典》所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个门类，各依时代先后叙述制度沿革，其间兼采前人言论，又通过“论曰”“说曰”“议曰”和“评曰”等形式发表杜佑的独立见解，在历代书志的基础上，发展成为贯通古今的典制体通史。 杜佑继承并发展了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和孔子“既富而教”的社会经济思想，认为经济是国家统治的基础，故于《通典》之中，首设“食货典”，在“食货典”中又以田制为先。与历代正史缺乏食货志或以简短篇幅记载某朝经济的情况相比，《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这一做法反映了杜佑的卓识。食货之后其他八典的编次亦有深意，杜佑指出：“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因此，《通典》整篇结构的安排，犹如清代《重刻〈通典〉序》中所论：“观其分门起例，由食货以讫边防，先养而后教，先礼而后刑，设官以治民，安内以驭外，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 同时，杜佑又具有鲜明的历史进化观，他反对俗儒“非今是古”的论调，认为远古时代虽然“朴质事少”，但是“鄙风弊俗”却远过于今。他说：“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在居住条件方面，“上古中华亦穴居野处，后代圣人易之以宫室”；在丧葬制度方面，“上古中华之葬，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代圣王易之以棺椁”；在饮食方面，“殷周之时，中华人尚以手团食”，以后逐渐改变了这种饮食习惯。尤其是，杜佑认为原来一些上古时代的遗风陋俗，如“中华人祭必立尸”等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不断加以改进，甚至废除，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故而，杜佑强调华夏族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质朴向文明演进的过程。在制度的兴废方面，杜佑主张“古今既异，形势亦殊”，制度的发展“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特别是当社会制度严重阻碍社会发展时，就应该“酌古之要，适今之宜，既弊而思变”，然后才能“泽流无竭”。 由此可见，《通典》在学术视野、丰富内容、关注重点，尤其是在对封建社会结构和制度运行的逻辑关系的认识上，是刘秩《政典》无法相比的。再者，杜佑的《通典》亦非正史书志的简单叠加，而在历史编纂上表现出明显的融合性、创造性与超越性，蕴含了杜佑对于社会历史的深层理解与认知。 三、审视、批评与总结：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 中国史学自先秦产生，历经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唐初设馆修史，呈现出异常繁荣的景象。至此，中国史学取得的成就虽伟，但其间积弊亦深，需要史学家从理论上予以审视、评论与总结，为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扫除障碍。 刘知幾《史通》产生之前，魏晋南北朝至唐初的史家已经表现出对史学理论探讨的兴趣，为刘知幾从多维度、深层次进行史学批评和理论总结提示了路径与方向。譬如，对于历史撰述的主体，范晔评价司马迁和班固均“有良史之才”，差别在于“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北魏李彪品评史官曰：“史官之达者，大则与日月齐明，小则与四时并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迁、班固是也。”令狐德棻等人在编纂《五代史志》时，亦强调史官的素养：“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斖斖。”除了对历史撰述主体的评价之外，魏晋以来的史家对于史书体裁亦有自觉的讨论。干宝认为《左传》“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遂以编年体撰述《晋纪》。对此，范晔有不同的认识，他指出：“《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南朝文学家刘勰参与了这场讨论，指出：“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实际上，刘勰的史学评论不限于此，他还就晋宋之前史学发展的流变、历史编纂中“述远诬矫”与“记近回邪”的现象、“总会”与“铨配”的处理等问题，从理论上提出了一家之言。 刘知幾后来居上，继承并大大发展了前代史家的史学理论，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至刘氏生活的时代，史学发展面临的深层问题如张舜徽所言：“一大堆丛脞而复杂的材料，客观上急需要一部总结账的评定书籍；但是没有融会贯通之才，而济之以闳博渊深之学，也无由下手做这种浩大艰难的工作。”刘知幾长期研史、修史，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因不满史馆修史现状，故退而私撰《史通》。在《史通》中，刘知幾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六家》《二体》统摄全书，总结了史学发展的脉络趋势与理论特点。其中，《史官建置》与《古今正史》侧重从历时性的角度梳理史官制度的沿革兴废与古今正史的发展流变，史事论证的倾向颇为突出；《六家》和《二体》着意于从历代史著中提炼、概括出史著的六种类型和两种体裁，理论总结的色彩较为明显。在这些篇章中不乏精彩的理论概括，如评价编年、纪传二体优劣，最后得出“考兹胜负，互有得失”“欲废其一，固亦难矣”的结论。这种评价不仅具有理论的深度，而且洋溢着辩证的思想。可以说，刘知幾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抛开了前代史家对编年、纪传某一史体的偏见，立论更为客观、公正。 刘知幾的《史通》不再像前代史家那样偏重对具体史著的个案评论，而是在融汇历代史著的基础上，从中抽绎出《断限》《叙事》《直书》等若干史学理论的范畴。在对这些史学问题的归纳、概括与批评中，透视出刘知幾评史论史的睿见。刘氏以历代纪传体史书为依托，综论史法义例、史料采择、历史叙事、撰史原则与官修之弊等诸多内容，首次对千余年来史学的发展作出了系统阐释与理论总结。刘知幾认为，史法义例对于历史撰述尤为重要：“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故而，他对纪传体史书的本纪、列传、表历和书志等构成要素均有专篇析论。他论史料采择，强调应该在博采的基础上做到慎择，反对将讹言、传闻妄载史册。他言历史叙事，倡导“文约而事丰”和“用晦之道”，反对叙事“虚加练饰，轻事雕彩”的做法。刘知幾从正反两方面讨论了《直书》与《曲笔》两个命题，大力表彰史家“仗气直书”的精神，反对“舞词弄札，饰非文过”的曲笔态度。刘氏还提出，对待儒家经典不应泥古与盲从，而应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体现了他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刘知幾又以他在史馆中任职的经历，指陈当时史馆修史之弊：“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可见，刘知幾有着强烈的史学批判精神，正如他在《史通·自叙》中所说，其书“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多讥往哲，喜述前非”，目的是要批判前代史学之弊，总结中国传统史学的“实录”精神，从而推动史学的发展。 在刘知幾看来，史学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种种积弊，无不与史家的素养密切关联。因此，以评价历代史家为主线，成为刘知幾反思传统史学的另一面相。在《旧唐书·刘子玄传》中，有一段他与监修国史郑惟忠关于“文士多而史才少”的经典对话，表达了他对史家素养理论的基本看法。文云：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 刘知幾认为史家应具备才、学、识“三长”。这一理论，虽非在《史通》中提出，但“在《史通》全书各篇中都可以体会出来，特别是在《辨职》篇里表达得最明白”。《辨职》篇言：“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实际上，刘知幾不同于前人专注对某一史家的品评，而是把先秦至唐初的史家都纳入其考察视野，将这些史家的素养与史学成就相互关联，进而在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划分史家之境界。在刘知幾的心目中，史家一应具有“彰善贬恶，不避强御”的著史品格，二应具有“编次勒成，郁为不朽”的史学才情，三应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的广博知识，也即其所谓才、学、识“三长”。从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超越了前人就史家论史家的局限，完成了由一个个具体史家到抽象模范史家的升华，成为评价历史撰述主体的重要准绳。 要之，刘知幾从史学发展的全局着眼，所论问题贯通古今，史学批评切中要害，理论总结深入全面；《史通》也具有鲜明的理论自觉与范式总结的学术意义，是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结语 唐代史家持有一种固本开新的历史编纂精神，他们在吸收、借鉴唐前史学精华的基础上，进行了长时段的观察、反思与总结，勇于打破历史编纂中的思维定势，改革唐前史学的积弊，创新历史编纂的内容与形式、理论与方法，深刻影响了唐以后史学的总体走向。除上文所述，还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推进史学的整体发展。魏晋以来的史学成就为唐代历史编纂的深度发展提供了基础。《隋书·经籍志》所载史部图书“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计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唐朝的建立促使南北文化汇合，进一步激发了历史编纂学的巨大创造力。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唐代“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这个数字反映的是唐代开国之后百年间的成就，“如以唐代学者所著书，平均分配于四部，史部应得七千一百多卷……把这个数字的每年平均数跟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的史书著述的每年平均数相比，要多出一倍以上”。据此可见，唐代史家在著史规模与数量上大大超越了前代，推进了历史编纂学的深入发展。 二是创新历史编纂的形式。唐代之前，史书体裁主要以编年、纪传二体为主，虽兼有其他史体，但未为史家所重。唐代史家除杜佑开创典制体、刘知幾开创史评体之外，尚有史论体、会要体等新型史书体裁的出现。例如，虞世南的《帝王略论》、朱敬则的《十代兴亡论》和吴兢的《贞观政要》可视为史论体的代表；苏冕的《会要》和崔铉监修的《续会要》可视为会要体的新创。同时，历史笔记在晚唐时期获得史家的青睐，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作为一种史书编纂的新载体，历史笔记具有不受传统史书体裁束缚、记载形式灵活多样、内容涉及面广等特点。这些历史编纂的新形式，反映了唐代史家力求从多维视野反映历史面貌的努力与尝试，对唐后史学的演进路径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三是拓宽历史观察的维度。自班固撰成《汉书》以后，史家观察历史的维度主要以断代为主。尽管其间南朝梁武帝主持编纂了《通史》620卷、北魏宗室元晖组织儒生撰写了《科录》270卷，但两部通史于体裁、内容全无创新。唐代史家李延寿在南北朝断代史的基础上，“拟司马迁《史记》”之法，以纵贯的眼光考察南北朝历史的演变，纂成《南史》《北史》，打破了以往断代的局限，拓宽了史家观察历史的维度。其后，杜佑的《通典》、马总的《通历》、姚唐的《统史》、陈鸿的《大统记》、高峻的《小史》等多部通史性论著相继撰成。唐代通史性论著的大量出现，是对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优良著史传统的接续，同时也开启了宋元时期《资治通鉴》《通志》《文献通考》等大型通史的编纂。 因此，对唐代历史编纂学成就的考察，既要观照时代变迁对史学发展的浸染，又要重视史学自身的动态演进及其内在逻辑，进而才能深解唐代史家对历史编纂革新与创造的深层意蕴。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5期，注释从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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