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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 南宋以来，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到了八百年后的清朝，梁启超在于戊戌变法失败十周年写成的《王荆公》中，盛赞王安石：“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又过了六十余年，“批林批孔”运动将王安石视为法家阵营，其变法则被引为宋代法家丰功伟绩。 上世纪七十年代，邓广铭先生在《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中将变法定性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儒法斗争历史上极其激烈也极其重要的一个回合”。到了1997年，邓先生于“垂暮之年”将其重写，换题目为《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称王安石变法与当代“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主张相符，评价王安石为“卓越的政治家”“当时思想界的先进人物”。 以上可见，王安石变法的争议之大，变化之剧烈，同样也成为宋史上的一桩公案。 作者认为，在研究此案前须对以下三点有清晰的认识。 其一，北南两宋终究只是区域性政权而已，而非大一统王朝。 其二，宋朝的政治清明，军力不足，转而致力于造就“太平之世”，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创造了全面的繁荣。 其三，在位四十余年的仁宗对贡献“百年无事”很大，也促使非仁宗嫡亲子孙的神宗忍不住要变法。 一，变法过程 1，国家财政紧张 宋代的经济虽然发达，但却藏富于民，国家财政却没有多少钱。 因为一改兵农合一的传统，宋代采取了职业化的募兵制，让农民专心生产，人们的负担得以减轻，收容饥民、游民、罪犯于军中又稳定了社会。政府却背负着养活多达百万军队的沉重负担。 作者对宋朝关心百姓福祉的德政颇有敬意，同时质疑不顾百姓幸福，随意消耗赋税的做法。 哲宗年间，晁说之曾用十个字对王安石变法做出精简概括： 开财利之途，为富国之术。 指出了变法的目的就是以各种财政手段为国家敛财。 2，八大变法 在短短三年之内，王安石颁布了八项主要的变法制度，即王安石八大变法。 这些王安石策划的一系列“理财”点子，都是在国家赋税钱谷之外，另辟新径进行开源创收。以下逐一进行解读。 （1）青苗法 这项措施是在青黄不接时，政府给农民借贷，以半年为期，收取二分的利息。 看起来是惠民之举，却因为政府的强行贷款，高利率，还贷收钱不收物，使农民承受了巨大的损失。 （2）募役法 百姓出钱免服劳役，官府用这些钱另外雇人。 实际上，旧有的差役法有富人应役、穷人免役的原则，新法却一概征收。底层农民仅有的一项“特权”被剥夺，真可谓是倒行逆施。 变法后期，百姓缴钱而不免役，“募役”名不副实，只是敛剥工具。 （3）均输、市易法 政府在物资采购和运输中，通过垄断市场和物价进行获利。市易法带来三种结果：一、官商独霸；二、物价上涨；三、商品劣质。 （4）保甲、保马法 官养军马的耗费高，改为买民间的养马。养马户可免科赋和征役，有国家牧场租用权，同时也要为马匹死亡进行高额赔偿。最后，一面国家缺马，一面民间养马亏本。 为了减少军费，王安石改募兵为保甲，又走回了兵民一体的老路。但是训练的民兵没有战斗力，替代不了募兵。 （5）农田水利、方田均税法 王安石修水利与现代不同，他是“废湖为田”。田地虽然增加了，却破坏了生态，水患不断，且劳民伤财。 方田均税，是对全国田地重新丈量，评定土地等级与所缴税。仅分五级的评定标准无法对应实际复杂的土地情况，又给了官员串通土豪的机会。 二，变法失败的原因 1，复古的革新家 变法来势迅猛，让人猝不及防，严重影响民生。这是它遭抵制的真正原因，而非所谓进步与守旧之争。作者整理出三点失败原因： （1）新政扰民 变法名为惠民，实际是夺民之食、增加民负。 （2）改革家能力不足 王安石志大才疏，很多做法有违理性，甚至缺乏常识。 （3）盲目复古 他实施的变法脱离实际，方案措施基本抄袭周代。非但无关创新，实则多为复古。本质上说，王安石变法与王莽改制大致是同样路数。 他的“祖宗不足法”之“祖宗”特指宋朝列祖列宗，非谓历史传统。 秦始皇焚书之后，古籍里的陷阱和伪作很多，直到清代考据学的兴起才将其揭穿。王安石当时对此浑然不知，将其中一个伪作《周官》，即《周礼》，奉为变法指南。 当代史界把照本宣科的复古者指为革新家，是闹了一个大乌龙。 青苗、均输、市易，出自《周礼》“泉府”：
保甲法也是不折不扣开历史倒车，更不必说。 方田均税法的架构来自《文献通考》的田赋部分。后来，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也是照搬周代的旧货。 此外，王安石自己坚持为儒家，死后还配享孔庙，而他在治国和经济上却“偷师”先秦法家，采用铁腕政治。后世把他定位为法家，其实是不适当的。 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如果批评司马光等人是“守旧”派，那么王安石的“复古”变法难道不应该受到讥讽吗？ 2，唯我独尊 对经济和理财不在行都有补救余地，只要集思广益、不塞言路、从善如流，都有机会成功。 然而，王安石摒弃协商，追求“能令政必行”的商鞅式独断，将反对者清除干净。这才是变法真正可悲的一面。 三朝元老、名臣富弼因抵制新法，受降职处分，仍拒绝亲自签发与新法有关的文件。王安石大忿： 他日，王安石为上言：“弼虽责降，犹不失富贵之利，何由沮奸？”又言：“行弼事，要未尽法。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夺使相。” 他抗议神宗仅将富弼降职，处分过轻，认为富弼兼有鲧、共工之罪，当领杀头、流放二刑，要求神宗为新法开杀戒。 “不杀士大夫”是宋代政治清明的基石之一，“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 所以，神宗没有答应。但大量官员因不支持新法而被排斥和放逐，甚至下狱，例如郑侠案以及陷害苏轼的乌台诗案。加之后期的蔡京擅权，原来的良好政治局面已不再。 “王安石变法”并非仅涉经济和军事，也伸展至文教领域，借改变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达成思想一元化。 《宋史》本传： 安石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 学官即官学，指国家设立和管理的教育机构及学校。“颁之学官”，即将王安石个人著作公布和规定为国家法定教材，“主司纯用以取士”，是规定国家考试惟以王氏之说为题和标准答案。这一切，是自有科举以来破天荒之事。 王安石未曾用唯我独尊这种模式谋私利，但蔡京等一干人趁机维护王安石形象，将他“圣化”，趁机得势擅权。之后，徽宗与蔡京沆瀣一气，联手断送了国家，但北宋之亡与王安石变法绝非只有间接关系。 3，以民为敌 宋建国以来，努力调和与民众的关系。变法导致国与民陷于对立，明显是其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晁说之上书新君徽宗，认为变法的致命错误是以民为敌： 民者，国家之民也，非有齐、晋不相输之患。或藏于民或藏于府库，其地异耳，其实一也。惟藏于民，则民富而国亦富，将不胜其利也。惟藏利于府库，则国富而民贫，将不胜其害也。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尚复何言耶！ 变法以民为敌，不仅体现在《流民图》中的“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也在变法后爆发的宋代唯二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三，评价变法君臣 1，清官误国 李卓吾认为“但知小人之能误国，不知君子之能误国”，这一直是世人的盲点。因为“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最后，他以一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得其结论：“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王安石不幸成为“清官误国论”的好典型。 2，历史周期律 刘安世对宋神宗的评论更加深入： 至神庙即位……是时见两蕃契丹和西夏不服，及朝廷州县多舒缓，不及汉唐全盛时，每与大臣论议，有怫然不悦之色。 “不及汉唐全盛时”道出了作为汉家正统王朝之君的内心。无论宋朝各方面如何好，没有一统历史疆域就无法释怀。神宗梦想恢复昔日的盛世，情理所在，再自然不过。然而他却生不逢时，作为力量弱小的割据政权，只能依靠岁币换和平。 自大唐衰落，再到蒙元灭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周期再次应验。宋朝与辽、金等国互相牵制，但无法消灭对方，直到蒙古崛起，才结束昔日大唐版图上的反复拉锯。神宗思复汉唐故地壮志难遂，在当时则谈何容易，企图依靠变法也是无济于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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