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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辨 老子，既是人名也是书名，然而老子本人及《老子》都有不少疑问。 一，《老子》的背景 1，人名 春秋末年的老子姓李，而李是战国之后才有的姓氏。 至于“名耳，字聃”，是开始于汉代的说法。在先秦典籍中皆称老子或老聃，没有称'李耳”的。钱穆先生认为，“其实'老聃’只是寿者的通称”。 2，书名 《老子》的书名来自作者的名字，和当时的《庄子》《墨子》《列子》《韩非子》等类似。 对于《道德经》这一书名，却查不到详细来源。《史记》也只说“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未提《道德经》之名。 另外，该书分上下篇，各称“道经”“德经”，合称为“道德经”。然而1973年出土于马王堆墓葬的《老子》甲乙帛书，按照内容顺序却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按此就不应称《道德经》，而应称《德道经》。 这也证明“道德经”之名正式固定下来，是在吕后、文帝之后。其中，甲本用篆书抄写，应写于始皇末年废古文之前，比隶书抄写的乙本更早。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了三种战国中期的《老子》竹书片断，说明早在战国中期《老子》就已经存世了。 关于《老子》的作者，也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老聃原著，后经战国时期的其他人续写的；也有人说根本就不是老聃的著作，而是他的弟子后学们根据他的学说写成的。 3，为谁而写 《老子列传》的首句为：“周守藏室之史也。”即老子是周朝中央图书档案馆的史官。 春秋晚期的周朝每况愈下，老子于是归隐。途径一处关隘时，被关令强留下了五千字的《老子》。 作者认为，《老子》的读者不是关令，而是仍以史官的写法，为少数人所写。所以，《老子》应视为非正式的官方书籍而非私人著作。 4，章节顺序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是笔者以往读《老子》不得法的切身体会。 在迄今《老子》的版本中，最早的是郭店三种竹书和马王堆帛书甲乙本，其章节顺序与后来的通行本不同。 由此知，阅读《老子》可以大胆跳出通行本的制约，不拘泥于零散孤立的句子，而应联系上下文，从整体出发，来理解其内涵和精神。 二，《老子》是政治书 要研究《老子》是怎样一本书，作者认为须从四个方面入手：老子的职务与所学，写作的起因与背景，隐含的读者预期，阅读的方式方法。 他认为，过去将其视为宗教、哲学、兵书的看法都不准确。 《老子》是政治书，是中国最早的立足历史经验讨论和探究理想国家、理想社会、理想政府图景与模式的归于个人名下的著作。 1，言治之书。 近代的严复首次提出“故知《道德经》是言治之书。” 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 夫甘食美服，安居乐俗，邻国相望，鸡犬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如是之世，正孟德斯鸠《法意》篇中所指为民主之真相也。 世有善读二书者，必将以我为知言矣。呜呼！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 严复等人的新解是借鉴了西方学说，只是证明我国古代早有这样的哲学，并没有仔细讨论其中的道理是否与老子的原意一致。 2，老子的国家观 中国早期思想中，提出过完整的国家观并给出其形态的有三家，即老子、孟子和商鞅。 孟子思想的内核是“民本”。商鞅则是推崇极权和专制。这两者背后的理念分别是“善”与“恶”，与人类两大主流国家观相同。《老子》的国家观比较奇特，其立论明显无关善恶。 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秩序。他眼中正确的国家，是无悖上述“自然”之理的国家，既不专制，也不民主。 3，老子的“理想之国” 《老子》描绘的“理想之国”如下：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什伯即十百，指军队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此段知名度很高，却往往被误会为“小国寡民”、世外桃源。 作者认为，“小”与“寡”应指政治上要简单、简易、简化、简约、简俭。老子又讲“治大国若烹小鲜”，专门强调大国也要以“小”来治理。 “小国寡民”是极简政治，“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与其说主张“开倒车”，不如说是呼唤社会回归到自如和单纯。 国家宜居与否既看物质文明也看精神文明，而最终要看精神文明。“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往往被误为“小农”观念乃至于社会封闭意识，从上下文的意思理解，这明明只是对于“理想之国”国民幸福满足心态的写照。国家幸福度越高，国民对于其他国家的关切与好奇愈低。 4，无为而治与无政府主义 老子的无为而治也常常被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熟悉的人物附会成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消除政府、发展社会互助，达到人的解放。而老子则只讲“无为而治”，从未说过“无政府而治”，且“无为”恰恰是指政权的治理方式。老子认为最好的政权应该化于无形，消除所有的压迫感，使百姓几乎感觉不到或者淡忘它的存在。 老子的思想有明确的来源，是对古代治理观念的有序传承。 《尚书·武成》中有“垂拱而天下治”，《易·系辞下》也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无为而治”出处显然在此。“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明显是对古代圣王之道的概况。孔子说的“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应该是他访问老子后的体会。 经过以上的梳理，我们不应将老子之说与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 三，思想污点之辨 1，愚民 《老子》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常常有人把这段话说成是老子主张愚民政策，其中也包括往日的作者。 从上下文完整地来看，并将主语定为“治国者”，那么这段文字是在追求无人不自在、不和平的治世：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真正的愚民统治是什么样的，请参考《商君书》的描述，其实是很好分辨的。 另有一段话，更为指老子持愚民立场者所必提：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我们必须注意，古代的遣词用字习惯与现代差异极大。在没有纸张之前，文字只能手写在竹简上，非常麻烦。所以，文章愈古愈简约，意思的表达就不像后世那样一览无余。 愚民并非目的，只是手段。 没有人为愚民而愚民，一定要能从中获取利益。以《商君书》为例，我们判定它主张愚民，就是因为它把目的讲得明明白白：“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也直言不讳，他所谓的“国”乃独夫之国，“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君权至上、独占独享，不给“民”留余地——所以，结论自然是“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愚则易治也”。 商君愚民主张的逻辑十分清晰和完整，而老子的愚民理由却丝毫找不出。 《老子》通篇所谈的，全是统治者应该与民和光同尘，以至于要求他们“无心”“无欲”，而以百姓之心为常心。 需要注意的是，汉字的古今字义变化极大，“愚”字本身便是很好的例子。“愚”字的现代用法基本已偏贬义，如愚昧、愚蠢、愚笨等。 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戆也”，对“戆”则解为“愚也”，可见当时两字同义。而“戆”则不能说是贬词，多指迂直、不知变通，有时也指心地憨诚甚至刚直。 《仲尼弟子列传》：“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描述了孔子五位弟子的中的高柴“受业孔子，孔子以为愚”。此处，“愚”明显不是指愚昧、愚蠢、愚笨，何晏释为“愚直之愚”，亦即接近“戆”的含义。 另外，《论语·阳货》还记有孔子专门就“愚”的不同性质所讲一句话：“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孔子紧接着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某种意义上，“愚也直”或许更易接近“仁”。 在较古的意义上，“愚”至少不一定是坏字眼。《康熙字典》就单独列出一种后来已经不用的含义：“一曰愚之言寓也，无所为若寄寓然。”无所谓、浑不介意，谓之愚。 作者认为“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中“愚”的用法，最接近“无所为若寄寓然”，尤其是当它与“明”相对而提出时。 王弼将此句注释为：“明，谓多智巧诈，蔽其朴也。愚，谓无知守真，顺自然也。” 这体现出了他对《老子》全文的通透把握，绝不像今天的很多人那样，按照自己的意思曲解原文。 曾国藩建湘军有个原则，只选“朴实而有农气者”，“其有市井衙门气者不用。”他就是担心这些浸染市井衙门之气的人心眼多，圆滑，见风使舵，一旦遇到威胁，就会混淆是非，动摇军心。曾国藩视之为军中大忌，所以主张“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的人，则风气易于纯正”。 显然，老子并不主张人民的愚昧化。 继而所谓“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真正含义也能由此解开，关键仍在“上下文”。 联系前一句“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以及后一句“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表达的意思更加明朗。在老子看来，这些貌似美好的事物，就是现实恶化的伴生物。如果社会保持一片祥和，也不必推崇这些品质。 2，与法家的关系 有人认为，老子是法家的源头，证据就是《史记》中的记载。 司马迁于传末结语写道： 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司马迁握有一个铁证，即《韩非子》中“解老”“喻老”两篇文章，前者是对老子思想的解说，后者又在此基础上自行发挥。 但司马迁只注意了它与老子的关系，却没有分辨它与其他法家人物在思想上的区别。我们细读《韩非子》，并与另外一本法家著作《商君书》对比，会发现这两位法家巨擘在思想上有较大的差异。商鞅追求专制集权，韩非子则比较温和。 韩非不同于商鞅的地方，其思想来源无疑就是《老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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