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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尤德才 长期以来，许多国人认为孔子思想妨碍了中国实现民主法治转型。甚至认为孔子思想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不能兼容，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本人难于苟同。因为这是对孔子思想本身的歪曲与误解，孔子思想是民主法治的基础。 孔子思想在欧洲近代启蒙运动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以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洛克、休谟、魁奈、霍尔巴赫、莱布尼茨等人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尊孔，目的用孔子的思想反对专制政治，反对愚昧的宗教狂热。打破欧洲封建世袭和神学统治，催生发展了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人权观、博爱观、理性观、无神论观等现代观念，促进了人文、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科学等方面学说的发展。 西方启蒙思想家用孔子思想理念来抨击欧洲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天主教的思想专制，倡导民主和理性，提升到公民教育。正如伏尔泰在《论孔子》中写道：“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超过基督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孔子思想是理性，民主和公平”。法国1793年宪法所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法国1795年宪法所附《人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宣言》都写入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分别定义为自由的道德界限和公民义务的原则；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和文化名人等等。 为什么，西方启蒙思想家用孔子思想理念来抨击欧洲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天主教的思想专制，倡导民主和理性，提升到公民教育。一百多年后，很多国人反过来用民主、反愚民奴化教育的口号反对孔子思想？值得国人好好深思！ 我以为，认为孔子思想与民主法治不能兼容，是不理解民主是一种“参与”的管理体系，以及制度与文化之间相互关系。 任何事物都是以系统存在，社会组织系统是由“阳”(如硬件中制度、结构、目标战略等有形因素)、“阴”(如软件中共同的价值观、公民素质、技能、风格等无形的因素软件）、环境（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水平，社会心理、甚至国际环境等因素）三要素所构成的，缺一不可。软、硬件阴阳失调，或系统软硬件不能适应环境（达到多层次的系统动态和谐）都可能造成系统的解体或崩溃。如图（易经管理模型）。  从某种意义讲，社会和组织就象一座“冰山”，“冰山”的1/3露在水面，而真正23是在水底下。露出水面部份代表着组织的“阳”(如硬件中制度、结构、目标战略等有形因素)硬件。沉于水底的部份代表着无形组织的“阴”(如软件中共同的价值观、组织成员素质、技能、风格等无形的因素软件）软件。没有软件的“冰山”是不会傲然耸立的，这样的社会和组织是脆弱社会和组织。 不管什么样的管理体系，管理的本质就是和谐有形和无形等系统各要素，以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挑战，使其更有具有自我组织、自我创新、自我发展的能力。系统各要素越和谐，产生1+1＞2（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功效越强，组织更能持续有效的发展。同理，组织系统和环境也可看成是一个整体，组织系统是阳，外界环境是阴，相适应则产生1+1＞2，反之亦然。“和谐”是管理的本质，管理和改革的目的是构建和谐组织或社会。 民主作为一种“参与”管理体系，它不仅包含相互制约的分权参与制度和结构（硬件）。对一个国家社会而言是法治的国家社会，民主法治是以一种平和方式协调各种不同群体利益。即通过法律的途径，通过制度的调整，通过协调和妥协，使利益各方的矛盾得到妥善解决，而不致引发剧烈冲突，尤其是引发暴力革命。它隐含了一种公民文化。即民主政治是以（仁爱、诚信的法治精神、宽容妥协（宽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仇必和而解、和而不同等孔子思想）的公民文化为基础，才不会因理念或政见不同分裂社会，导致混乱，妨碍社会的整合和凝聚能力。才能推动社会进步，让社会变得更加和谐。 事物都有“好和坏”两面，全盘否定或肯定都是不科学，就是毒草也可肥田。好或坏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好坏关键是否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发展需要，以及管理者和人们的需求。环境不同，需求目的不同，其作用也不同。如指南针有人用来航行旅行指南之用，有人却拿来勘测风水建屋造墓；火药有人拿来来制造军火，船坚利炮。有人却拿来搞烟花爆竹，寻欢作乐。 文化也一样，在历史的进程中与时俱进，社会政治经济变了，文化不可能不变。关键与社会系统各要素及环境是否和谐。与社会组织各要素之间和环境相互作用越和谐，产生1+1＞2（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产生功能越强（利大于弊）。反之1+1＜2弊大于利，这即是系统论的核心思想。 制度与文化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孔儒学主宰中国统治思想二千年，不能走向“民主，最关键原因是集权体制、思想专制、闭关自守造成儒家文化缺乏更新、升级，与集权制度不相适应，不和谐。无道则缺德，孔儒学陷入目的与手段的分离困境而造成异化，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利用工具。 也就是说，在集权专制的环境下，想以孔儒家的“礼”“仁”“天人合一”来约束个人私欲的膨胀等人性恶的泛滥，愿望是好的。但违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治理国家社会的最高准则，历朝历代家天下统治者，主要关注是它的政权利益，其余是次要的。儒家思想往往被统治阶级、或被野心家为达到其目的所利用，要么尊孔，要么反孔。儒家思想往往成为奴化愚民教育，阻碍民主法治及科学的发展，其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 迄止今止，人类社会还没找到比民主法治更能充分体现孔子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思想。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为大家所共有的管理体制。 你会发现在民主法治的分权参与的体制下，孔子思想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发现对孔子思想争论成为不必要。 在民主法治体制下，不可能出现秦始皇“焚书坑儒”，或出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防止把孔子和儒家思想当作一种工具，就象乾隆皇帝为了统治者利益和目的，面对孔子墓也屈膝下跪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看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有损帝王之威，勃然大怒把儒家亚圣孟子轰出孔庙……。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的儒学，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孔孟之道”，诸如“君臣友道”之类的观念已经从经典中消失了，对孔子的思想进行肢解和变异，而非中华传统文化之根本。 譬如，孔子认为事物和谐发展应是“中庸之道”。中庸是中和，是适时、适度、适宜的方式做事方能长久。“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反对主观专制，极端绝对，唯我独尊，才能包容共济，化解矛盾，社会才能步入和谐的轨道。孔子思想具有很强与时俱进的辩证动态的和谐思想，反对走极端。 有些儒学后人其实是在破坏“孔孟之道”，走极端面和绝对片面化。如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纲五常”，程朱理学弄出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论调，处处搞极端化的所谓博学鸿儒，处处与孔子思想“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相违背，处处肢解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中华双向(阴阳）文化为单向文化。把孔子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带入了僵化、极端的境地，反而扼杀国家、社会、人个发展的活力。错在后人，而不是孔子思想，中华传统文化的错。“得也春秋，罪也春秋”孔子似乎预见后人所为和对他评价。 在民主法治体制下，孔子思想具有的社会和家庭和谐功自然而然发扬光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产生新功能的能力。香港、台湾、日本、韩国的儒学思想都比中国大陆重，他们难道不发达、不和谐、不民主？日本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小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必须上“道德课”，课本素材很多是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思想，孔子、孟子、老子等都有。第一节课往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也没因为儒家文化存在而影响建立民主法治体制。相反，儒家文化在民主法治体制下，发挥着社会和谐和家庭稳定的功能。日本和“四小龙”推崇儒学也为解决现代化所带来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问题而采取的补偏救弊措施。日本在3.11地震、海啸、核泄漏灾难面前，日本国民的沉稳冷静、社会秩序的有条不紊均给世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日本首相换了一个又一个，社会也不会出现动荡，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和社会秩序一点不乱。日本社会“和谐”程度即使西方发达国家也望尘莫及。 任何学说和文化，要取其精而去其糟粕、学而知变通、化为今用，并不是一经发现就须熟读死记而成为教条。世界上不存在不讲求条件的永恒的真理。成功了的经验和语录，不分条件、情况、环境去套用，会成为教条或僵化，把事情搞砸。不管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有他的长处，就会有他们短处。常言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世间的事物都正反同在的。我们不仅取其长而避其短，学而知用，更应学而“变”之，活学活用。刻舟求剑是行不通的,会走向僵化。 孔子思想也一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和而不同”、“仁爱”与现在西方民主法治的公民文化“要爱人如己”、“博爱，宽容妥协”可以融合互通；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礼”是行为的规矩规范及程序。现代社会规章制度、法律和宪法也是行为的规矩规范及程序。你为何不能把“礼”看作是规章制度及法律，甚至提升到法治，规范人们行为和运作程序。判断“礼”的应用是否正确，其标准就是“和”。适当、适宜，和谐才是目的。犹如基督教在中世纪末年遭遇了今日儒学的危机，也是自我扬弃，从天赋君权到天赋人权的转变，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过渡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样，才重新成为现代西方人的精神家园。否则，就自绝于现代社会了，遭到抛弃的命运。只有与时俱进，持经达变，孔子的儒学思想的道德形而上才能成为民主法治理论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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